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建立了一种全新的联邦共和国：有一个中央政府，但权力受到极大限制；提到了联邦公民，却没有给出任何资格限定。谁能成为新共和国的成员，当时并不清楚。奴隶制的道德难题，使制宪者们无法兑现《独立宣言》中人人平等的承诺。毫无疑问，奴隶也是人，但在宪法中却成了自由人之外的“其他人口”，交由各州自行处置。

奴隶制问题是十九世纪上半期联邦与州权力冲突的焦点，最终引发了美国内战，以六十余万生命的代价，终结了奴隶制度，也消解了各州一贯的主权诉求，重新建立了1787年宪法所希望的“更完善的联邦”。因此，美国内战与其说是一场解放奴隶的战争，不如说是一次重建国家共同体（nationhood）的宪法之战。战后的通过的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被称为美国的第二宪法，可谓内战的最大成果。

如果说第一宪法（1787年宪法）是美国政治精英争取国家独立、个人自由的产物，第二宪法则是普通民众要求法律平等、宪政民主的体现。第一宪法缔造的是少数白人掌权的共和主义联邦国家，第二宪法则希望建立多数民众都拥有选举权的大众民主的统一国家。仔细对比，不难发现，第二宪法更符合美国现状。当今美国已经远非立国者心目中的精英共和国，而是构筑在第二宪法基础上的大众民主国家。但美国民众仍然相信，1787年宪法才是他们权利与自由的源泉，对第二宪法似乎视而不见，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第二宪法是美国历史上的隐秘宪法（secret constitution），隐藏了很长时间，到二十世纪中期才慢慢浮现。正如人有“潜意识”一样，隐秘的宪法也是美国的“潜宪法”，决定着美国宪政民主的深层结构。美国学者乔治·弗莱切的《隐藏的宪法：林肯如何重新铸定美国民主》（以下简称《隐藏的宪法》）探讨的正是美国宪法的这种深层结构。弗莱切认为，第二宪法虽由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构成，但早在内战期间的1863年11月，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就为其奠定了基调；林肯是第二宪法的缔造者，林肯的演说指出了美国宪法的新生之路，也重新铸定了美国民主制度。

一、从葛底斯堡走向新生

1863年11月19日的葛底斯堡，寒风瑟瑟，在林肯之前，著名政治家、教育家爱德华·埃弗里特已经发表了一份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详细阐述了葛底斯堡战役的背景、经过与意义，将其类比为古希腊的城邦保卫战。埃弗里特是当时的一流演说家，他的演讲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也为林肯的演说作了很好的铺垫。林肯的演说只有两分多钟，二百六十多个字，完全没有提及这场战争的起因，只是称这是一场考验国家能否长期存续的大内战。林肯知道，战争很快就要结束，如何消弭分歧，团结一致重建家园，才是当务之急，争论战争责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要消弭分歧、扩大共识，就必须追寻更高的共同原则，也就是立国之父们的建国理想，而最能体现国父理想的无疑是《独立宣言》。所以，林肯的演说一开篇就讲，“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片土地上缔造了一个崭新的国家”。仔细分析，这句话却很成问题。一般认为，《独立宣言》只是宣布各邦脱离宗主国，成为国际法上的独立主体，并不代表就一定结成了一个全新的国家。林肯是作为总统来发表演说的，而总统职权来自1787年宪法，为什么不讲七十六年前的1787年宪法缔造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呢？弗莱切认为，这其中有矛盾与不协调之处，他的解释是，林肯对1787年宪法的态度没那么恭敬，他把宪法更多看做是行动的指导方针，而非对自己的绝对限制。此话固然不假，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1787年宪法放弃了《独立宣言》的人人平等诉求，容忍了奴隶制，内战已经以极端的形式超越了原有的宪法，需要在新的政治共识之上重建整个国家。因此，林肯才提出，“要让这个国家在上帝的福佑之下获得自由的新生，要让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远存续下去”。林肯的演说，也可视为美国重建国家共同体的宣言。内战后通过的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又被称为重建修正案），继承的正是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的精神。

如果说《独立宣言》是1787年宪法的先声，葛底斯堡演说则是第二宪法的前奏。与《独立宣言》一样，葛底斯堡演说高举自由、平等的大旗，认为八十七年前缔造的新国家，“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人人平等的原则”。不同的是，1787年宪法背叛了《独立宣言》的平等承诺，而重建时期的第二宪法基本上体现了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的主张。其中，第十三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度；第十四修正案保护所有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并给与平等法律保护；第十五修正案禁止政府以种族、肤色等理由侵犯选举权。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美国当今的个人平等与统一国家共同体完全来自这三条修正案。

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的主旨是和解与救赎，以悼念战殁者的方式开启新的宪政秩序。《独立宣言》是和解的载体，承载着南北双方的共同理想。上帝是罪恶拯救者，但上帝的意愿要通过法律来体现。四年大规模的流血内战，是对美国建国时保留奴隶制罪恶的惩罚。正如林肯所言，双方都读着同一部《圣经》，祈祷于同一个上帝；每一方都求上帝帮助他们一方，而反对另一方[1]。可上帝有自己的意图，这个国家必须为其集体罪过而受到流血的惩罚。奴隶制不是某一个人的过错，只有让国家重获新生，才能洗刷过去的罪恶。因此，林肯在演说的结尾，祈求上帝福佑这个国家获得自由的新生。

弗莱切认为，林肯演说上的遣词，比任何其他总统都更多地受到《圣经》成语的影响。的确如此，《圣经》是林肯年幼时的启蒙读物，很多段落可以随口背诵、信手拈来。尽管在准备的书面讲稿中，林肯并没有提及上帝，但在演讲时，他还是即兴加上了“上帝福佑”这样的字句。实际上，内战前后那段时间，正是美国宗教热情再次高涨之时，战前的废奴主义运动就包含着宗教激情，容忍奴隶制的1787年宪法被废奴主义者称为“与地狱签订的协议”。1864年，美国政府开始在钱币上印制“我们信仰上帝”字样。林肯也相信，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内战是上帝的惩罚与考验，而葛底斯堡将像西奈山一样，成为一个民族走向新生的圣地。摩西在西奈山上向民众宣示了上帝的十诫，林肯是否也要在葛底斯堡重新缔结美国人与上帝之间的契约呢？我们不得而知，也许他只是想慰藉战死的英灵，激发民众结束战争、团结向前看的信心。即便如此，也并不能阻止后人重新解释林肯的演说。正如弗莱切所言，原初意图不可寻、也不必寻，在后世眼中，林肯的演说无异于世俗的祷告词，是新宪政秩序的序言。葛底斯堡是改造美国的起点，也是宪法走向新生的第一步。

二、平等的历程

内战后的三条宪法修正案（第二宪法）最终使1787年宪法重获新生，将《独立宣言》的承诺写进宪法条文。第十三修正案消除了宪法中的奴隶制痕迹；第十四修正案重申了生命、自由与财产不受政府侵犯，并要求法律给与所有人平等保护；第十五修正案虽然保护的是投票权，但实质上也是追求所有种族、肤色的人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因此，如果说1787年宪法是为了保障立国之父及其后代“永享自由之福”，那么，第二宪法则是为了实现《独立宣言》承诺的人人平等。从一部分人的自由，走向所有人的平等，第二宪法超越1787年宪法，直接延续了《独立宣言》的精神。

可惜的是，平等理想在葛底斯堡与第二宪法中，仍然只是昙花一现，随后消失在汹涌的工业化大潮中。美国人忙着开疆拓土、修路建厂，在自由放任与适者生存的口号下，实现天定命运，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第二宪法被束之高阁，隐而不现。

第二宪法的隐退，始于1876年大选与次年的妥协，共和党人为了获得总统职位，背弃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让“人人平等”在纸面上多停留了半个多世纪。“当少数几个政客决定终止对南方的战后重建时，最高法院的几位大法官也作出判决，称国会无权制定民权法来终结奴隶制的残余。政治与法律一前一后埋葬了内战后的法律秩序”。

在1883年判决的“民权案”中，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中的八位都认为，国会立法禁止公共场合的种族隔离，超越了第十三、十四修正案授予的权限；在公共交通工具、旅店、剧院等公共设施的使用上，差别对待不同种族，并不构成第十三修正案所禁止的“强制劳役”；公共社交场合，属于“社会权利”范畴，与州政府无关；第十四修正案只限制州政府，不能禁止私人行为，火车、旅店、剧院显然不是政府机关，他们愿意为哪些顾客提供服务，是他们的经营自由，联邦与州均无权干涉。如此狭隘而背信地解释第二宪法，无异于冻结其法律效力，使其成为纸面宪法，当时就有大法官提出不同意见。约翰·哈伦（John Marshall Harlan）大法官的长篇异议，分析了社会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差别，认为交通、住宿、教育与文化设施承担着公共职能，应该纳入立法管辖范围；既然内战前联邦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限制奴隶逃亡的法律，内战后为何又无权立法保障这些自由人的平等权呢？

哈伦的反问，有理有力，但十九世纪后期的美国白人还不能接受先前的奴隶与自己平起平坐，他们放弃了内战前那些鼓舞人心的口号，投身于工商业竞争的滚滚洪流。刚获解放的奴隶，除了自由外一无所有。《独立宣言》与葛底斯堡演说所许诺的“人人平等”仍然遥不可及。

非但平等无望，自由也逐渐受到限制。重建结束后，南部各州重新回到白人手中，普遍制定了专门针对黑人的立法，将黑人与白人全方位隔离起来。面对种族隔离争议，最高法院继续坚持公民权利与社会权利两分法，认为第十四修正案仅仅保护“公民”权利而不涉及“社会”权利：“从本质上讲，第十四修正不可能是为了废除以肤色为基础的差别，或者是实施与政治权利不同的社会平等，或者是按照他们都不满意的条件，将两个种族混合起来”；种族隔离法律并不必然意味着某个种族低于其他种族；“要根除种族成见，法律是无能为力的……，如果一个种族的社会地位低于另一个种族，美国宪法也无法将他们置于同一平面”[2]。最高法院的判决，支持将黑人与白人固定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并提出“隔离但平等”理论为其辩护，最终使第二宪法又沉睡了半个多世纪。

与黑人一样，内战前后的美国妇女也渴望平等，她们要求与男性同享选举权，可第二宪法将其完全忽略，第十五修正案只保护选举权不因种族、肤色原因而受到侵犯，对性别只字不提。直到一战结束后，女性的选举权才获得宪法地位，而她们所追求的平等权利修正案，却功败垂成、永远搁置。

虽然平等是第二宪法的核心，但平等并非与生俱来，也非宣言与演说所能创造，需要自己争取，从黑人与妇女争取平等的经历看，平等之路崎岖漫长，国家的作用至关重要。

三、国家共同体

《独立宣言》中的人人平等不仅仅是个体之间的平等，也暗含着一个民族不能奴役另一个民族。因此，殖民地可以脱离英国统治而独立。那么，更进一步往下推，南方诸州是否也有权从联邦中分离出来呢？林肯认为不能这么类推，因为八十七年前建立的是一个全新的国家，虽然保留了奴隶制，但并不存在北方奴役南方的问题，联邦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林肯一再强调这是一场国家的存续之战。不到三百字的演说稿，“国家”（nation）一词出现了五次！既然战争是考验国家存亡的内战，不仅仅是南北地域之争，更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那么，战后的重建也不应狭隘地理解为改造南方，或是由联邦接管南方。美国的重建是重建整个国家共同体。重建以失败告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将国家层面的建设进行到底，而局限于改造南方。

国家建设（nation-building）的主要任务是改变政治结构，重塑国家认同，也就是说要通过立法乃至修宪等程序，贯彻国家意志，让不同的群体都能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发挥各自的作用。这正是第二宪法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林肯葛底斯堡演说所期望的自由的新生。要让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远延续，就不应将自由的黑人排除在国家共同体之外。然而，守旧的最高法院却没有看到，或者说不愿看到林肯的演说与第二宪法带来的宪政革命，仍然继续限制联邦政府管理个人权利，阻碍了国家重建，也延误了第二宪法的实施进程。只有哈伦大法官坚信，第十四修正案是为了应对黑人种族所面临的新威胁，为了国家的目的不致遭受怀疑与挫败，为了进一步扩大国会的权力。在公民权利方面不受种族歧视，是共和政府（government）中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国家（nation）创立的一项新的宪法权利，国会得到明确授权，可以通过立法实施相关宪法条款[3]。

很明显，哈伦认为国家与政府是分开的，政府立法体现了国家意志，是为了重建国家共同体，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公民权利与国家紧密相连。在“民权案”的不同意见中，哈伦数十次使用national一词，弗莱切认为，哈伦的用词与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如出一辙，国家是个有机体，是权力的渊源。的确，林肯也相信国家不是宪法创设的，作为共同体的国家先于宪法与政府出现，所以他才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称，八十七年前的《独立宣言》缔造了一个崭新的国家。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哈伦大法官意见书中的national，更多时候指的是联邦，包括联邦宪法与联邦政府。不管美国始于1776年的《独立宣言》还是1787年宪法，都已经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了一个世纪，摆在林肯与哈伦面前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让这个国家在战后永远存续下去。林肯希望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使国家重获新生；哈伦希望第十四修正案能解除黑人种族面临的新威胁，使林肯的目标不致遭受质疑与挫败。将黑人纳入“我们人民”的范畴，是重建国家共同体与国家认同的关键步骤。

当然，国家目标最终还是要通过政府与宪法来实现，只有建立新政府、制定新宪法，才能使国家的重获新生。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虽然没有提到修宪，但无疑为宪法的重生指出了方向。

注释:

*［美］乔治·P·弗莱切著，陈绪刚译：《隐藏的宪法：林肯如何重新铸定美国民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美）巴斯勒（Basler,R.P．）编，黄雨石等译：《林肯集：1859-1865，演说、信件、杂文、总统咨文和公告》，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026页。

[2]Plessy v.Ferguson，163U.S.544，551—552（1896）．

[3]Civil Rights Cases，109 U.S.43—44，56（1883）．

胡晓进（1979-），男，湖北武汉人，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来源：《书屋》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