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一个真相，就是权利、利益的博弈。

社会生态的恶化需要各方面的制度设计和生态重建来消除。在社会博弈中，如果只是一部分人赢，没人愿意一直按这个游戏规则陪着“玩”下去。而在分配权利、利益的博弈中，修改旧的、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回应现实的挑战，这就是“改革”的重要含义。

2013年，中国也许已经站在一个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起点。从某种意义上，进一步的改革，无论是对于执政党，还是整个社会，以及30多年来的改革进程，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超越”。它包含责任意识、制度设计本身以及进行制度设计的思维的超越。

除此之外，文化、道德等层面的反思、改变，也需要被放到一个重要的地位。

《南风窗》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他的思考，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博弈的制度设计，以及如何走出整个社会的生存游戏困境的方法论。

该听一听哲学家怎么说。

制度设计是“好社会”的前提

《南风窗》：从天空往地面看，可以更能全面地看到地面上的一切。哲学家的思考大概可以说是从天空往下看。您一本极具原创性的关于“政治该怎么玩？”的书，其中一个关键词是“坏世界”。像强者通吃、官吏滥权、道德沦丧等显然就是一个“坏世界”的特征，或者范围缩小一些，一个社会如果这样，肯定是糟糕的。可以观察到在弱者被剥夺的时候，强者其实也不安全。您是怎么把握这样一个“坏世界”或“糟糕的社会”的？

赵汀阳：你所指的是《坏世界研究》这本书。我所谓的“坏世界”指的是有可信证据所记载的所有社会，并非特指当下的现代社会。人们可以想象缺乏可信证据的“美好的”远古社会，但很可能并不真实，只不过是理想倒映为传说。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其实都是尚未摆脱残酷性的社会，都是以“战争”为基本隐喻的坏世界。

《南风窗》：放在一个社会内部，比如现在的中国，“战争”的隐喻可以表现为利益冲突、群体事件等。也有地域歧视、身份歧视、偏好的冲突这些东西。

赵汀阳：是这样，坏世界之坏，不只是制度问题，而是整个生活游戏的问题，包括游戏规则，即各种制度、博弈者的品质、思维定式、实践运作、价值观和思想方法论。这些综合性问题还原为制度问题后，依然得不到充分解释。正如可以观察到的，同样制度下的不同国家，人们可能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当然，指望制度变革去改善处境是最基本的，制度相对比较可设计，而人性、道德和思维方式却更具惰性，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而且，好制度虽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至少能够减少弊端。

现在处于新均衡前的焦虑

《南风窗》：中国社会现在是问题成堆，也一直在想着用“政治改革”、“社会改革”、“道德重建”等去解决，但似乎都进展缓慢。人们感觉：有时候解决问题的速度，也许还跟不上情况变坏的速度。您觉得问题出在哪儿？

赵汀阳：你的说法太过悲观了。在变革动荡时代，人们容易产生悲观或焦虑的感觉，这是托克维尔早就发现的。他的解释也许有趣，但并没有触及根本原因。

变革期的悲观和焦虑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人们的存在状态由于变革的不确定性而变得莫测未卜。不确定性是不安之源，这是一种在新均衡建立起来之前的焦虑，人们看不清什么是最坏的可能性。

而对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人们的理解难免受制于自己的利益和偏好，所以在制度设计上，罗尔斯刻意想象了“无知之幕”来屏蔽人们对自己地位的一切信息，让人无从使用偏好的判断。不过罗尔斯的理论想象没能解决实际问题，是因为，当无知之幕完成使命而退去，人们的自私仍然压倒公正。

《南风窗》：站在罗尔斯的立场上去同情地理解一下的话，他的这个“无知之幕”考虑的是“公正”，这样更容易达成关于制度设计的“共识”。比如，如果一个人清楚他就是一个官员，那么，在制度设计上，他当然要从官员的角度去考虑，不肯让步，而老百姓就不一定干了，反之，老百姓想干的，官员也不干。

这也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困境，很多制度的出台非常艰难，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大家知道自己的“身份—利益”，拼死维护自己那一点利益，那当然在制度设计上难有共识。所以罗尔斯的理论，虽然屏蔽掉了偏好、身份—利益等信息，但他想干的主要是用来说“这样做，才是对的”，即主要是具有规范能力。意思是：只有这样，制度设计才是公正的，而大家按这种办法达成了共识，“无知之幕”揭开后，发现自己是官员、富人，利益少了，就不要反悔耍赖。

所以如您所说，罗尔斯理论没能解决现实问题—要理念转化为实力，压倒别的力量才行。那么多年来，中国问题就是这样。自私，背后的利益—力量，总是可以压倒理念、规范的东西。

不过，这个问题仍然是存在的：如果社会的博弈格局没有改变，大家的感觉会越来越坏，把逻辑推到极端，那通向的可能就是“社会崩溃”了。要有哪些东西，才能让人们觉得肯定不会如此呢？

赵汀阳：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有能力避免社会崩溃，这个社会必须具有经得起“有知状态”考验的公正指标，主要包括：稳定可信的游戏规则，得到可信保护的个人自由，可信的共同利益。“可信性”的一个主要保障是立宪所定义的权力-权利。不过，一切制度和规则的可信性最终落实为社会博弈的稳定均衡，在这个意义上，共同利益是最可信的。

遏制“既得利益最大化”

《南风窗》：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世界，一个社会为什么会“变坏”。

您曾经说过，今天这个世界之所以很危险，有两个简单的原因，其中的一个，似乎特别适合用来解释现在中国的情况，那就是“利益最大化”这一思维模式的滥用。按照您的解释，利益最大化思维必须是在一个有着良好制度和规则的市场或游戏里才会有积极作用，假如这样一个健全的市场或游戏并不存在，那么，利益最大化的思维和行动就会变成一种“霍布斯文化”，类似于“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

赵汀阳：不得不说，即使在充分市场条件下，“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也仍然是适得其反的追求，反而不可能达到“可及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最优目标。人们所熟知的“3个和尚”的故事几乎蕴含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各种困境，包括“搭便车”、“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

《南风窗》：所以，这也是一个从个人的角度看起来理性，但整体来看是非理性的思维和实践方式。它是如何导致一个社会“变坏”的？

赵汀阳：可以这样看，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维模式在现代初期获得巨大成功，那是因为一部分人或国家拥有他者暂时无力仿效的博弈优势，但是，等到他者有能力模仿成功者的策略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就变成了自我挫败的策略。他人的仿效是任何一种行为的试金石，可以用来证明一个行为是否能够保证稳定可信的成功。这种“模仿测试”的效果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互联网和知识共享的信息社会里特别明显，立竿见影。

《南风窗》：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人们一边在按一个坏的规则博弈，同时想修改它。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思维是什么？要如何做才能避免那种强者通吃，最后大家鱼死网破的局面？您提到了“反最大化原则”，它在现实中可以如何展开？

赵汀阳：困难在于找不到足够强大的“必然诱惑”能够使人愿意放弃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维方式，具体地说是两个基本困难：无法克服“较小的排他利益优先于较大的非排他利益”和“较小的眼前利益优先于较大的长远利益”的诱惑，这两个通常是扛不住的。

不幸的是，导致符合帕累托改进的更优合作最终流产的理由似乎比较符合人的本性，正如霍布斯早已论证的，安全，尤其是当下安全，是人的第一追求，其它都可在所不惜。这暗示着，人很难牺牲既得利益和眼前利益去获取更大的长远利益。

《南风窗》：但如果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社会还有理性，那应该清楚，不牺牲既得利益和眼前利益，要获取更大的长远利益，可能是很难的。

赵汀阳：所以在理论上似乎还是有一线希望的。我所看到的一线希望是，知识和信息越来越对称的状况有可能使得“策略模仿”形成强大的博弈压力，对单边主义的思维方式形成越来越大的挑战，最终有可能迫使人们只好承认他者的存在论核心地位。

官民、阶层互信是“好社会”前提

《南风窗》：您曾经提出过一个在我看来特别能够警醒人们的洞察：我们生活在其中这个世界，并不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世界恰好是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的产物，是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把这个世界给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也可以说，今天中国弄成这个样子，其实也和每一个人、每一个阶层把对方假定成“坏人”有关。比如，官员把老百姓假定为刁民、富人把老百姓假定为暴民，似乎想着就是要“打土豪分田地”，而老百姓则把官员假定为就是贪官，把富人假定为就是吸血鬼，然后想开溜。这种认为对方是“坏人”的相互假定和极度不信任，显然也是情况变坏的原因。如何化解？

赵汀阳：观念和知识倒映为现实，这是人类生活一个公开的秘密，是精神政治的一种艺术。奥古斯丁所谓“相信以便理解”或许是“观念倒映现实”的最早自觉表达，康德甚至指出信念能够成为“自动实现的预言”。关键问题是：什么导致人宁愿相信什么，或者说，宁愿选择去相信什么。

《南风窗》：是什么？

赵汀阳：当政治力量、资本和传媒（包括互联网平台）成为支配性的权力，宣传或推销能够有效地占用人们的心理频道，使人们没有机会去相信事实，观念倒映为现实就成为突出现象，而争取观念倒映现实的权力就形成了精神战争。不过，我仍然相信存在着某些坚实的生活事实能够建立并维护信任。众望所归的法治是一个最起码的规则，此外，恐怕还需要有某种精神支点。

《南风窗》：中国人该有怎样的精神支点？

赵汀阳：现代人的精神支点是“自我”，可是当自我成为自我的精神对象，就反而失去立足之地，自我的自相关使自我失去支点。一个人能够信任某些事情，必须有他人与之共同构建的某种可信存在，我与他人的互信就像是个根据地或者“家园”。现代的自我中心主义拆迁了一切家园，哲学家或诗人抱怨“无家可归”，大概就是此种感觉。重建“家园”就是重建基本亲密关系，就是重建最基本的社会肌理。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可信的他人，就不可能信任任何事实。

《南风窗》：没有信任，包括每个人与每个人的信任，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信任，政府和老百姓的信任，无论是人际交往，还是进行制度设计，或者重建社会，显然是艰难的。信任就是社会团结的粘合剂，也许还是让一个社会变好，让一个世界变好的某种条件。

赵汀阳：美国学者艾克斯罗德有个很有吸引力的发现：如果一个群体，哪怕是个小群体，有幸能够团结合作而形成内部信任，就建构了一个足够“皮实”（robust）的小社会，甚至能够抵抗庞大的坏世界。

这大概说明了，信任决不仅仅是一个意识问题，而同时是个存在论问题，信任正是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或许并没有什么必然方法能够改变别人的意识，但每个人都有能力参与建构一个足够“皮实”的艾克斯罗德小社会。

文/石勇

来源: 《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