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访谈嘉宾：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关注新政系列访谈之三】

日前，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表示，“克强指数”显示经济下行，调结构刻不容缓。

所谓“克强指数” (Li Keqiang Index)，是英国著名政经杂志《经济学人》在2010年推出的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的指标，该指数包括三种经济指标“工业用电量新增”“铁路货运量新增”和“银行中长期贷款新增”的结合。

“克强指数”源于李克强总理在2007年任职辽宁省委书记、会见美国驻华大使时表示，喜欢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当时辽宁省经济状况。

那么，“克强指数”究竟是什么？又折射出什么？新京报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

1、定义 “克强指数”的“先行指标”含义

“克强指数”的三个结构指标从不同角度显示经济运行状态，并且不同程度具有先行指标属性，集中提供了观察工业生产、能源消耗以及经济运行状态的一组定量观察指标。

新京报：所谓的“克强指数”，主要包括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它们分别代表什么？

卢锋：三个构成指标含义清晰。耗电量是一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和消耗电量，从一个侧面反映该地区工业生产活跃度以及企业运行状态。铁路货运量是指一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通过铁路运输的货物总量，从物流角度反映该地区工农业生产以至整体经济运行状态。贷款发放量指人民币贷款总额或新增贷款规模。我国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大头，银行贷款又占间接融资大头，贷款发放情况既反映出市场对当前经济信心，又显示未来经济运行风险度。“克强指数”作为上述三项指标的某种平均值，提供了观察工业生产、能源消耗以及经济运行状态的一组定量观察指标，对推测经济运行态势具有某种先行指标含义。

新京报：“先行指标”是什么意思？

卢锋：宏观经济运行在景气变动上通常表现出某种周期性，多数经济变量变动与经济景气周期变化之间存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所谓先行经济指标（Leading Economic Index），大体指那些比宏观景气波峰与低谷提前出现因而对预测经济运行趋势具有参考价值的指标。由于较好把握和预测宏观经济短期走势，无论在政策和商业上都有认识价值，因而建构与实际经济运行规律相一致的先行指标体系，是宏观经济预测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克强指数”三个结构指标从不同角度显示经济运行状态，并且不同程度具有先行指标属性。

新京报：舆论认为，“克强指数”能够精确反映经济现状，不仅体现在上述三个指标更切合中国经济特征，还体现在具体数据的易于核实上。为什么这三个指标不易造假？

卢锋：任何一个经适当定义的经济指标都有其特定概念对象与内涵，无论是“克强指数”重视的发电量、信贷规模，还是更广义指标GDP或GNP，都可以这样理解。上述三个指标构成指数“更切合中国经济特征”的具体含义如何，则是有待具体厘清与探讨的问题。

至于数据失真，大体存在统计误差和有意扭曲两方面原因。统计过程技术困难会导致误差。由于克强指数涵盖指标比常规宏观指标如GDP等较为简单，因而通常情况下也应统计误差较小。有意扭曲则与激励机制派生的行为方式有关。如果电力、货运也被赋予政绩考核指标含义，可能也会出现官员扭曲数据方面问题。当然，目前统计制度下，宏观数据由于有意扭曲而失真的范围和程度，需要实事求是地判断，应看到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取得的实质性改进。

新京报：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指标和方法有多种，这种方法为何会被冠名为“克强指数”？

卢锋：首先需明确一点事实，“克强指数”说法本身，并非属于李克强总理本人。从有关报道看，李克强2007年在辽宁省委书记任上会见美国驻华大使时说，他会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当时辽宁省经济状况。后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根据这三项指标构造一个指数，并画出这个指数的时间序列曲线，并冠名为“克强指数”。（见图一）可见事情缘起是当年李克强访谈提到的一句话，“冠名”不是李总理本人，而是《经济学人》杂志。

新京报：在当时提出“克强指数”，有何意义？

卢锋：一方面，上述报道无疑显示了李克强担任地方领导管理经济就重视实际的务实态度，对常规宏观经济数据并非照单全收，而是根据自己的专业方法与习惯加以分析并得出自己的判断。这种方法与习惯，显然折射出他曾在北大以及担任领导工作时期研究经济学所积累的专业知识与学养。

另一方面，这件事也说明《经济学人》这个英国老牌杂志的高度职业敏感和老道技巧，善于从大国领导人只言片语言、谈资素材中，发现和发挥既有认识意义也有媒体价值的话题。我们看到，实际情况是，这件事让这家老牌政经杂志一定程度上再次赚得国内媒体的“眼球”。

2、描述 不能说“克强指数”就能替代GDP

“克强指数”是一种结构性指数，从若干特定侧面反映了国民经济运行状态；GDP则是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基础上定义的一种反映宏观经济整体性状态的概念指标。

新京报：《经济学人》杂志认为，“克强指数”比官方GDP更能反映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这种说法对吗？

卢锋：不同经济指标都有其具体统计对象和认识功能。上述“克强指数”是一种比较简化的结构性指数，从特定侧面表达了经济运行现实；GDP是涵盖国民经济整体的基础概念指标，反映特定经济体特定其实经济增加值总量，并且建立在国民经济核算账户的科学定义体系基础上，与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之间具有大体逻辑一致的联系。由于GDP实际统计值受种种因素影响存在偏差，“克强指数”或从特定角度观察评估GDP数据可靠性，然而不好说可以替代GDP统计。

新京报：《经济学人》杂志特别列出一张曲线图，以截至2010年以前十年为时间轴，将“克强指数”与官方发布的GDP走势相对照，发现趋势上总体一致，但前者波动幅度比后者剧烈得多。波幅剧烈能说明什么，是否“更加真实”？

卢锋：《经济学人》杂志2010年评论“克强指数”时提供了该指数时间序列图。根据此次采访需要，我和杨业伟利用相关数据制作了1986年到2013年间“克强指数”三个指标及其平均值月度同比增长率数据图。从图形看“克强指数”确实比GDP波幅要大得多。

例如，“克强指数”同比增长率2009年1月接近于零，2010年1月增长接近于25%。（见图二）了解了其构成后，“克强指数”波幅较大并不奇怪。宏观周期波动中，工业生产及其紧密相关指标一般波动较大，发电量与货运量波幅较大不过是这个常识性规律的体现。其实全国发电量和货运量月度值2008年年底曾出现过7%-8%负增长，只是由于信贷增长率指标相对温和，“克强指数”才没有出现负增长。给定“克强指数”定义构成以及我国经济不同指标周期波动特点，“克强指数”比总量指标波动较大其实很正常。

也就是说，在没有更多信息之前，“克强指数”与GDP虽波幅差别很大，然而二者完全可能同时真实，因而可相互兼容。（见图三）一般也不好说某个指标波动较大就更好。1998年我国发电量增速2%上下，官方GDP增长率接近8%，当时曾在国内外引起对中国官方GDP数据真实性讨论。当年政府实行增长“保八”政策，学界一种意见认为GDP增长率数据一定程度受其影响可能高估，实际增长率可能在6%-7%左右。国外一种观点，依据发电量和煤炭产量增长率数据，简单认定GDP增长率为2%甚至更低，对此学界主流观点也认为方法有误难以成立。

新京报：不少媒体报道说，“克强指数”被一些国际机构认可，比如花旗银行用它来对比工业企业利润，认为解释能力更强。

卢锋：伴随中国开放型大国经济多年成长，有关宏观经济指标包括工业利润指标预测早已形成一个相对专业并有数以百计职业经济学界从业人员的专门行业。无论是宏观总量预测，还是工业利润专项指标预测，侧重进行预测工作的宏观经济学机构和个人，大都有各自分析工具和判断方法。“克强指数”能否对利润指标具有更好解释力，还要看这家金融机构有关分析报告才好具体评价。

新京报：谈到“克强指数”时，《经济学人》杂志说：“对于所有那些怀疑中国经济统计数字的人，这个消息应该令他们欣慰。”是否说明，国外非常在意中国经济统计真实性？

卢锋：长期以来，不管是国外媒体与机构，还是国内学界与民众，对中国数据统计真实性都很关注。这是一种很正常并有合理性现象。统计数据承担定量反映经济现实功能，并且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支持。统计数据如果出现重大失真，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可能被误导。计划经济时期一些重大失误，包括上世纪60年代初粮食危机，都与统计数据严重扭曲存在关联。改革开放后随着历史经验总结以及各界有关认识提高，这方面情况总体上呈现改善趋势，但是如何降低统计数据的技术性和人为性误差，仍是各界关注和重视的问题，更应是官方统计部门孜孜以求的目标。

当然，也不能认为中国官方统计数据都是人为造假产物，或认为GDP增长率毫无例外存在严重人为高估。这类观点在国内外媒体上有时比较流行，但是并非符合现实。应当实事求是肯定中国GDP统计数据过去30年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取得的实质性改进，这是中国经济管理与社会演进在统计领域的具体表现之一。当然中国GDP统计仍然存在误差，未来仍需要持续改进。其实即便是欧美发达国家也存在这类统计误差。“克强指数”积极意义的前提背景，并非在于中国GDP增长率数据完全不可信，而在于对总量指标可能误差提供一种辅助评估指标。

3、解读 有助观察领导人施政风格

“克强指数”的积极意义在于传达中国新领导人对经济管理工作的务实态度和专业思考。“克强指数”有助于我们推测新领导人未来施政风格。

新京报：把GDP增长率与“克强指数”同比增长率，GDP增长率与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这三组曲线进行比较，结果是什么？

卢锋：对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项指标可以取不同权重得到不同“克强指数”。《经济学人》将三项权重分别设定为40%、25%和35%。我和杨业伟采用各种不同权重，所得结果差别不大，结果发现简单平均比重的“克强指数”与GDP实际增长率变动同期变动相关性较大。不过同期工业增加值与GDP简单相关性还是要高一些。（见图四）

新京报：有评论指出，“数字出官，官出数字”饱受诟病，“克强指数”显示出一名决策者的清醒与务实。“克强指数”对目前GDP考核制度有哪些启示？

卢锋：政府管理经济增长，首先必须真实了解经济运行和增长实际情况。从不同角度评估官方宏观数据准确性，更好判断经济走势具体情况，有助于提高宏调政策和改革决策的质量和准确性。

不管是“克强指数”还是GDP，都各有其认识意义，也有其局限性。对于积极意义不必过分夸大，对于局限性可想办法弥补。过于绝对化判断，可能都难以成立。

社会上关于GDP造假说法，其实一定程度折射对GDP指标本身局限的不满。GDP是综合衡量一国特定时间市场经济活动增加值总量的基本指标，人均GDP是衡量一国发展阶段水平的单个最重要指标之一。在发现更好替代指标之前，GDP统计对于经济观察和研究仍不可缺少，但是GDP确实存在不少定义性局限，如难以准确反映环境污染和资源透支的社会成本，无法体现闲暇具有的福利价值，更不足以全面衡量民众幸福感。当然，如果把GDP列入官员考核指标，则可能发生人为造假的体制性扭曲，需要通过激励机制改革和统计体制调整加以修正。

新京报：“克强指数”传达出的积极信号，是我们决策者不再简单依赖单一表面数据，而是重视研究经济的内在动力、组织结构，试图通过更细微、更专业的观察以更好地把握经济的未来走向。这种“专业性”如何推广到其他决策领域？

卢锋：“克强指数”积极意义在于传达中国新领导人对经济管理工作的务实态度和专业思考。如果是经济学专业分析人员提出这些指标不算新奇，作为大国领导人这样重视经济数据准确性应有特殊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新领导人经济管理专业水准，也有助于我们推测新领导人未来施政风格。

国家领导人有不同学术背景和专业素养，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工作千头万绪，管理好经济是其重要的基本工作任务之一。务实的态度和专业的思考，显然有助于科学决策，推而广义对更好设计和推进改革新政也应有积极因素。

当然，对“克强指数”的积极意义也需客观理性对待，不必过于夸大。打个比方，专业天气预报时常会出现偏差，“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这样的常识性智慧也可能有助于我们推测天气变化，然而我们不必用谚语包含的有用经验常识来代替天气预报。

新京报：看来外界对“克强指数”关注，折射出人们对改革前景关注，你也这样认为吗？

卢锋：我也认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不是增速减缓导致衰退，也不是看空派预言的经济崩盘前景。真正的挑战来自体制转型历史过程中“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特殊困难，在于改革疲劳症可能导致深层体制问题凝固化，从而在根本上制约中国经济成长能够达到的历史高度。中国需要加快改革，为经济追赶注入持久动力，为社会现代化转型奠定基础。新领导团队亮相阶段已多方宣告全面力推改革决心，人们期待改革新政有序推出和稳健推进。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 相关链接：《经济学人》眼中的“克强指数”（图一）

一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就被认为有夸大本地经济增长数据的嫌疑。2009年，中国各个地方统计的GDP数据相加的总和居然比国家统计的全国GDP数据高出3640亿美元。对于李克强来说，他更倾向于通过其他数据来了解辽宁经济的真实生态。这些数据分别是：地方铁路货运总量、用电量以及银行贷款总额。

为表敬意，《经济学人》在李克强所指的三大指数基础上，专为中国经济创立了“克强指数”。这一指数显示的中国经济动态变化在总体趋势上和官方指数差异不大，但在具体的波动幅度上却要明显得多。如图所示，在2008年末至2009年初，中国的总用电量与铁路货运总量曾出现大幅度下降，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并不如官方数据中所显现的那样风平浪静；而2009年初贷款总额的增加则预示着接下来经济的迅速回暖。

对于那些一直对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存疑的人们（或者应该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中国未来经济的决策者不会再完全依赖于官方统计数字，这多少是值得欣慰的。（翻译 陈白）

——2010年12月11日《经济学人》，这是关于“克强指数”的最早报道。

来源: 新京报2013-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