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此文系常修泽教授于2012年12月底完成的一篇理论探讨文稿 ，刊发于《群言》杂志2013年第3期“理论探讨”专栏。此文体现了作者对这一问题自己的理论思考和自己的语言风格，有一定学术价值。现予转载，供读者参阅。

习近平同志近日在广东考察中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时间：2012年12月上旬，中共十八大闭幕不久；

地点：广东，中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之地；

主题词：改革开放。

这无疑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的改革将不会停顿、开放将不会止步，中国共产党将领导全国人民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并将这一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这次伟大觉醒具有什么深刻影响或重大意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担负起新的改革开放使命？

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在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召开之前5天，也就是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值得回味。

这个讲话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主体角度研究，强调“解放”，是呼唤谁“解放”？是党。从哪里“解放”？从计划经济体制和“左”的思想里解放出来。其内涵，诚如邓小平当时所言——是一个“打破精神枷锁”的问题，或者说，是呼唤中国共产党“觉醒”的问题。

这个讲话，从基本价值取向来说，实际上是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基”的“主题报告”。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以此为标志，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中国不改革开放没有出路，甚至可能亡党亡国。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之“左”的路线，对中国经济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相当严重的,突出的是,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只举一例：1978年，按中国当时的贫困标准（即年人均纯收入100元）计算，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2.5亿人，贫困发生率为30.7%。如按联合国“贫困标准”（即人均纯收入每天1.25美元）计算, 1978年，中国贫困人口为8亿多人。人民生活的改善同人民付出的劳动不相适应。

特别是10年动乱,更使中国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人民群众从物质到精神都遭受苦难。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中国不改革开放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可能亡党亡国。正如邓小平所说：“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

党的伟大觉醒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民心”相符合的。人民群众内心深处蕴藏着极大的改革积极性。就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当年，在当时不允许“包产到户”的情况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以类似“梁山好汉”生死与共的形式，自发地将集体的耕地“包产到户”。以此为开端，在整个中国农村掀起了一股“包产到户”的浪潮。

这里值得深思的是，同一时间，1978年；两个地点：一个北京，一个凤阳——虽然一个居“庙堂之高”，一个处“江湖之远”，但党和人民的心是息息相连的。这是我们党伟大觉醒的群众基础和政治支撑之所在。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觉醒，最根本的是思想理论上的觉醒。长期以来，经济理论界存在一种“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水火不容”，“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观念。这种计划经济模式是以两个理论“假定”作为其前提条件的：其一，中央计划能够准确地掌握全国社会生产、需求的各种信息，作出正确的决策；其二，全社会成为一个没有利益差别的共同体。这种理论被斯大林推向极端，造成了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灾难性的厄运。

然而，实践表明，上述两个前提条件是不具备的：第一，即使是“云计算”也不可能对纷繁复杂而且瞬息万变的社会需求和社会生产了如指掌；第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物质利益的“无差别境界”。

针对这种状况，20世纪80年代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党觉醒后作出的中国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就勇敢地打破了长期以来将商品经济视为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传统观点，标志着思想突破的成功。邓小平在评价这次会议文件的时候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会被看作‘异端’”。

1992年，邓小平针对长期以来流行的“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这样一个传统观念，明确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是党觉醒后的“石破天惊”之语。它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思想束缚，为中国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扫清了理论上的障碍。

中国共产党觉醒并决定改革开放的深远影响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的面貌、国家的面貌、党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回过头看，中国共产党觉醒并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公约数”是什么？或者说能够凝聚当今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各个社会阶层的最大共识是什么？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同志近日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按照中共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设想，在21世纪前半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分为两个相互衔接的目标：其一，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二，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对于仍处在不发达阶段的中国来说，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而要发展，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障碍。

34年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进展当然值得肯定。但是，一些关键性的、要害性的领域和环节并没有攻下来，经济领域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性“瓶颈”依然存在。例如，作为市场经济改革“关键环节”的政府职能转变远未到位，作为市场经济重要支撑的要素（包括资本、土地及其他资源、技术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国有经济改革处于胶着状态，垄断性行业改革基本没有“破题”，等等。倘若没有关键性领域和环节的体制突破，就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惟有改革开放，才能扫清科学发展之路上的一切障碍，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国梦”。

改革开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主体地位”实现。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阻碍经济发展，而且阻碍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性”上：即依附性、等级性、封闭性。

马克思在阐述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时明确指出：新社会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可以“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深远影响，最深刻地表现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人的“主体性”增强上。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的主体性得到增强和发展的，首先是农民。风起云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开始萌生一种“主体”意识；第二，两亿多进城务工者进入城市，开始成为产业工人的新军，有的开始融入城市文明，其主体性也在释放过程中；第三，企业职工和管理者的“主体性”得到释放和促进；第四，一批具有开拓精神的科技创新者崭露头角；第五，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出现也形成一定气候。尤其是各个领域“一代新人”的迅速崛起，特别值得关注。这一代新人所表现出的自信、热情、坦率和开放，展现了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代表着中国的希望。这是改革开放的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

改革开放对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绝不仅局限于国内,而且对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也具重要意义。

记得1992 年，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出版一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的命题。他说：“我们在见证的或许不仅仅是冷战的终结或者战后某个历史阶段的过去，而是历史的终结。”意味深长的是，从1992年到2012年，20年过去，其“见证”的历史并未完全出现，至少中国没有被“终结”。相反，在这些年中，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正如世界银行专家所评论的，“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这样的进步对世界是不是有益呢?

这里有个典型事实：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人类21世纪第一场国际金融危机从天而降，使包括美国、欧洲以及中国自身等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紧急关头，中国的决策是果断的，举措是有效的，不仅自己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而且也尽力帮助朋友应对风险冲击。中国在此过程中之所以能够“拉得出，顶得上”，从而对人类有所贡献，“底气”从何而来？还不是改革为中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吗？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乃时代之主题。在这一时代主题面前，中共十八大报告鲜明指出，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按照“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面“旗帜”来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是有利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呢？是不是有利于世界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呢？是不是有利于科技革命实现新突破呢？是不是有利于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呢？历史已经回答，并将继续回答：会的。

这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意义之所在。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古希腊哲人曾云：“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事物是变化的。如果说，此前我们踏进的是一条浅水河的话，那么，下一步，我们踏进的将是一条深水河。中共十八大指出，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面临“改革再出发”新的历史使命，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深化改革开放，“共识”向哪个中心“凝聚”?“协同”起来向哪个方位“推进”？有一个基本方向问题。依据中华民族在现代文明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与此相适应，新阶段的改革，也应当是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环境体制在内的“五环式”改革。

应把握好每个“环”各自的核心目标：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态环境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认清改革方向，绝不能停顿，更不能倒退，“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中国改革的真正主体。回想中国改革实践，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新的制度安排是谁设计的？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在这里，农民表现了历史的主动精神和创新精神，体现了人民作为创新主体的基本价值。

新阶段的改革，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更是13亿中华儿女自己的事业。一定要尊重、发挥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和首创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投身到改革的洪流中去。

针对现在存在的问题，应切实保障人民权益，包括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权利以及生态环境权利，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与此同时，在尊重实践、尊重创造，上下结合，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包括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即使有了总体规划，也应该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

敢于啃改革的“硬骨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发展要靠实干，改革更要靠实干。由于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边际演进”的渐进式改革之路，经30余年，迄今容易改的差不多已经改完，余下的都是“坚硬的堡垒”。在改革的“战车”跨越边缘性障碍之后，现在需要推进到核心部位的“堡垒”面前。改到此时、此处，面临一个很严峻的“攻坚克难”问题。

这场攻坚战将会打得十分艰苦。因此，务必要增强改革的实质性，寻求有实质性的突破，这是当前老百姓和我们这个时代最期待的东西。要选好突破口，一个一个地突破，真正地攻坚克难，勇涉险滩，而不停留在一般口号，实实在在开创新的改革局面。

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将会遇到一些障碍，其中，固化的利益格局可能是最大的障碍。改革能否突破的关键所在，是能否摆脱利益格局中某些“障碍力量”的束缚。

改革开放以来，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受到了较大的削弱，但在一些改革尚未攻坚的领域，其能量依然较大。在新的条件下，可能会以新的形式来表现自己。还应当看到，近年来还产生了新的固化利益格局。其中的一小部分人，既不希望倒退回计划经济体制，也不赞成继续深化改革，极力维持目前某种“胶着”状态的局面，期望从这种“未完成的改革”状态中获得好处。

新、老两种情况的交叉并存，形成相当复杂的利益格局，并对政策的制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当改革进入新阶段之后，能否超越这种利益格局的羁绊，是一个关乎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要尽可能减少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破坏，必要时可采取“壮士断腕”的举措。在这方面要有知难而进的勇气和智慧。

来源: 《群言》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