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比重下降是我国近十余年来经济结构失衡最重要的表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改变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措施。过多的财政收入、政府收入用于政府投资项目，用于维持政府运转，用于公务开支，势必导致政府规模过大，侵蚀本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课题组认为，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有两个重要的比例关系需要调整：一、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二、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比例。

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回顾：最终消费对经济贡献下降

2012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化以及美国经济的复苏缓慢直接萎缩了中国的外部市场需求；产能过剩和继续执行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政策抑制了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增长；不过，上半年起转向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以及下半年逐步扩大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保证了国内贷款的供给，加快了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民间投资需求的萎缩。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从第一季度到第三季度逐步减速，价格水平随之开始回落。从三大增长动力看，在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负的情况下，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升高；相形之下，2012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虽然超过了实际人均GDP的增长，但是，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比2011年下降了3.8个百分点。因此，如何通过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稳定增长，是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国内外诸种因素导致了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未来两年中国主要经济指标预测：经济小幅回升通胀压力增加

在全球货币政策环境趋于宽松，欧元区经济增长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前提下，CQMM对未来两年中国主要经济指标预测结果显示：首先，2013年，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下降可能促使中国GDP增速回升至8.23%，同比提高0.43个百分点；到2014年，GDP增长率将进一步回升至8.84%。其次，2013年，由于主要经济体都将持续采用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中国通货膨胀的外部压力不断增强。预计2013年全年CPI将上涨3.11%，同比上升0.47个百分点；到2014年，CPI可能持续攀升至3.88%。再次，2013年欧元区经济不确定性的下降和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将促进中国的进出口出现恢复性增长。2013年以美元、按现价计算的出口总额预计将增长12.22%，同比上升4.32个百分点；进口总额增速可能上升至17.83%，同比提高13.53个百分点。2014年，进出口增速将进一步提高到21.39%和19.82%。最后，投资方面，得益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2013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为18.47%；2014年进一步提高到20.08%。消费方面，201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8.27%，同比上升5.61个百分点；2014年则小幅回调至16.32%。

模拟结果显示：只有增加居民收入才能改善经济结构失衡

2013年欧元区经济不确定性的下降和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将促进中国的进出口出现恢复性增长；国内城镇化的推进将促使固定资产投资的较快平稳增长；城乡居民收入的稳步提高也将有利于保持消费的平稳增长。但是，短期内国民经济支出结构中投资仍将维持较高的占比，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说明，要推进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的调整，使之从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促进经济发展，不仅需要高度重视，下大气力，而且非经较长时期的持续努力难以明显奏效。

最终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是中国近十多年来国民经济结构失衡最重要的表现。尽管过去两年来一系列的结构性减税和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居民消费的平稳增长，但是，投资比重过高、最终消费比重偏低的总需求结构至今尚未实现根本性改变。

分配决定支出。因此，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改变目前国民收入支出结构失衡的根本措施。课题组认为，控制政府收入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保持适当比例，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是调整现有国民收入结构失衡，进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政策切入点。基于以上认识，课题组应用CQMM模拟分析控制政府收入增长速度，适当减缓目前过快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将因此减收的财政收入用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宏观经济影响。

课题组设计了两种情形：

1.将减收的财政收入平均地提高全体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

2.将减收的财政收入转移给占城镇人口20%的低收入者以及占农村人口40%的低收入者。

基本假设为：2007-2012年间，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政府控制财政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使其每年比原有实际增长速度降低1个百分点，那么，2007-2012年的财政总收入将因此依次减少417.2亿元、1047.1亿元、1769.0亿元、2857.4亿元、4436.7亿元和6018.9亿元。受此影响，从2010年起，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将分别降低0.7、1.0和1.2 个百分点，整体比重略微回落到占GDP的21%左右。

模拟结果显示：

第一种方式可产生如下效果：一，如果政府适当控制财政收入增速，将由此减收的财政收入通过一定的方式平均地转移给全体城乡居民，可以提高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扩大居民消费，从而弥补了因（财政收入减少使）财政支出减少而导致的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增长速度将基本保持平稳略有上升的趋势。二，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上升，资本形成总额及净出口占比下降，总需求结构将因此得以改善。三，扩大进口需求，降低出口增速，净出口小幅下降，贸易顺差将因此缩小。

第二种方式将产生宏观经济效果，第一，经济增速继续保持平稳的态势，平均可提高0.13个百分点，比第一种增加了0.05个百分点。第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进一步提高，需求改善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大。可以发现如果将减收的财政收入转移给低收入组的城乡居民，虽然还不足以抹平收入差距，但是城乡低收入居民由此增加的收入已经颇为可观，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可以进一步改善总需求结构。这表明将减少的财政收入向城乡低收入家庭转移，可以更好地扩大居民消费，更为有效地改善总需求结构。

课题组政策建议：模拟结果可行且必要

由此，课题组的政策建议有二：1.适度控制从而减缓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2.将因此减收的财政收入通过一定方式——减税或转移支付——转移给城乡居民尤其是城乡中低收入居民，不仅可调整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而且还可缩小居民部门内部不同收入组别间的收入差距。

然而，即使应用模型进行政策模拟得到如此结果，在现今情况下，这一政策建议是否现实可行而且是有必要的呢？课题组认为：适当降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控制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性手段之一。

过去十多年，一方面，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多数年份低于GDP增速和财政增速，平均分别要低出2.5和7.5个百分点，直接导致最终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占比的持续大幅度下降。而另一方面，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却推动GDP的财政占比迅速提升。2000年中国预算内财政收入为1.34万亿元，到2012年上升到11.72万亿元，年均名义增速高达19.8%，高出同期GDP增速约9.8个百分点。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后，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约为15.0%，高出GDP增速约5.0个百分点。长期的财政收入超经济增速增长，使得其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2000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约为13.5%；到2012年，该比重上升到22.6%，年均增长约0.75个百分点。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从更广义的政府实际支配的财力资源来看，预算内财政收入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据估算，中国政府实际所能控制支配的收入总量远远大于财政收入，2008年其占GDP的比重就已达到30%，2010年上升到35%。如果加上国有企业利润，政府实际所能控制支配的收入占比将更大。2010年，该比重高达40.5%。

上述情况对比已然说明，当前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进而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的关键原因在于：政府实际可支配的收入增长过快，压缩了居民收入的增长，抑制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并且在以GDP增长为主的政绩考核制度刺激下，政府既有财力又有意愿倾向于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从而使得总需求结构长期无法得到根本性修正，扩大内需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更是无源之水，难以持久。

此外，更为关键的是，上述模拟假设仅是对财政收入进行调整，并没有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调整。如果能在收入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减少政府日常行政支出，加大民生和保障领域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其宏观经济效果无疑将更为良好。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支出方面，2007年美国约40%，日本约60%的财政支出用于转移支付，分别是同期中国的2.14倍、3.27倍；美国、日本政府再分配支出占GDP比重为12.4%和20.7%，分别是同期中国的3.1倍和5.2倍。

因此，过多的财政收入、政府收入用于政府投资项目，用于维持政府运转，用于公务开支，势必导致政府规模过大，侵蚀本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同时，政府公务消费过多，容易导致浪费，滋生腐败，降低政府所支配的财力资源以至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

厦门大学中国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

来源: 社会科学报第1354期（第1354期 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