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参加了中国财政学会2015年年会暨第20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并发表演讲。他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进入关键期，财经形势面临严峻挑战，财税体制改革任务繁重。在此背景下，财政系统和中国财政学会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做好各项财政工作。以下为演讲全文：
各位代表，同志们：
大家好！
祝贺中国财政学会2015年年会顺利召开，大会对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感谢大家选举我担任会长。近年来，中国财政学会不断开拓进取，在理论研究、学术交流、财政宣传、组织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绩，为财政科研事业进步和财政改革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此，我代表财政部党组对前任会长谢旭人同志以及全国从事财政理论政策研究和各级财政学会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进入关键期，财经形势面临严峻挑战，财税体制改革任务繁重。在此背景下，财政系统和中国财政学会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做好各项财政工作。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正确认识当前财政经济形势，准确把握宏观政策方向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复苏动力不足，地缘政治影响加重，不确定因素增多，推动增长、增加就业、调整结构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受世界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运行中“三期叠加”的影响，我国经济也面临着体制改革、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的压力，客观上要求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释放市场活力，沉着应对、攻坚克难、稳中求进。
（一）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严重的结构问题，复苏动力不足。
第一，高度杠杆化。美国去杠杆化过程大致结束，复苏相对快一点，而欧洲就比较麻烦，日本更甚。中国也需要逐步去杠杆，现在M2占GDP比重接近200%，出现了不少结构性矛盾。第二，市场缺乏活力，特别是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堪忧。如欧元区的失业率高达11.3%，结构性失业已经开始固化各国的失业群体；再如我国改革开放的前20年，靠劳动力低成本流动和人口红利不断释放推动国民经济较快速地发展，但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红利基本上释放完毕，加强调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加重。第三，美元一家独大，但支配地位不可持续。美国就是要低储蓄、高消费、贸易逆差，靠国外投资来弥补国内投资缺口。这种结构是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造成的，并早就有“特里芬两难”的质疑。我们应渐进而审慎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克服国内的结构性问题，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美国虽已复苏但形势尚不稳定，是一个无结构调整的复苏。其国内的投资虽然增多了一些，但储蓄率仍然很低，整个大结构又恢复到危机之前，只是华尔街的杠杆率降下来了。2014年，美国经济取得了一定成绩，实际GDP增长2.4%，为2010年以来最高的增幅；新增就业岗位250万个，失业率降到了5.6%，今年3月又进一步降到了5.5%；房地产市场的形势有所好转，银行房贷的“毁灭重生”机制发挥了作用。但缺乏结构化调整使得美国复苏的进程不够稳定，与美国作为一个为全球提供流动性国家的责任不相符合——美国有义务通过对外投资或是贸易逆差的方式为世界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和清偿力，除非国际金融体系进行了结构性改革。美国目前的做法对传统贸易对手的贸易和投资空间有所挤压，导致了美国对世界贸易、投资和金融贡献的减退，降低了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
欧盟和日本仍处于经济衰退的泥淖。虽然欧债危机等系统性风险已经过去，但经济企稳的信号并不明显。欧盟的结构性改革不到位，去杠杆不如美国彻底，只能靠一系列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进行缓解。因此，欧元区经济增速再度放缓，投资乏力，虽然欧洲版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QE）有一定的效果，但仍难以有效缓解通缩、提升就业，从根本上提振欧元区经济。日本经济受到政策的冲击明显。一方面，质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QQE）对日本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未解决高赤字、高债务率的问题，保持经济可持续有必须提高消费税率。但在消费税率上调到8%以后，日本经济复苏的苗头应声而落，消费和投资信心持续低迷，原本可以兼顾政府收入、通胀目标和出口竞争力的政策愿景难以实现。今年日本原定消费税率进一步提高到10%的计划，现在来看应该不会实施了。日本在解决结构性问题上的迟滞，对日本经济的未来损害会更大。
（二）中国经济稳中求进，也面临一些困难。
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对大宗商品的排浪式的消费需求、4万亿短期刺激政策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基础消失了，世界大宗商品市场的反应明显。再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有所减退，没有前几年大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时期，许多经济体只维持了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局面，而增速在10%以上的中国经济带动了全球GDP增长的50%以上，中国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但我们也认识到，作为反危机政策和特殊时期的增长方式具有内在的不可持续性，出现了产能过剩、环境污染，需要深度的调整。更进一步看，我国现在的GDP占全球总量的比重达到13—14%，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5%，仍然超过美国是最大的贡献者，知识对世界经济贡献的边际拉动作用减退，这是正常的、符合经济规律的，强撑着50%以上的贡献率那就是透支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
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14年的经济增速达到了7.4%，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当年新增的GDP规模超过了7600亿美元，高于美国约6500亿美元的增量水平，居世界第一；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远高于预定目标和2013年的水平，登记失业率4%。
在“稳”的基础上，中国经济也在积极求“进”，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同步进行，经济形态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农业保持了稳定，粮食产量达到1.2万亿斤。第三产业占比达到48.2%，超过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处在改善的进程中。消费也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动力，贡献率达到51.2%。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连续4年超过GDP增速，优化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能耗在“十二五”期间一直保持下降态势，2014年的降幅达到了4.8%，成绩显著。研发费用（R&D）占GDP的比重超过2%，达到了创新型国家的门槛。全年国家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了72313元/人，同比提高7%，与GDP增速基本相当。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存在的严峻挑战。一是投资增长乏力。去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只有15.7%，而今年前两个月进一步下降到13.9%。中国的投资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至少与储蓄直接相关，国民储蓄率高达50%，如果国内投资率不足，就会导致储蓄外流，而且是低收益的外流，所以我们必须有效利用国内储蓄，保持适度而足够的投资，否则国民经济就不能平衡。二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困难增多。PPI已经连续36个月下降，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企业的竞争力在下降。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需要根据小微企业的性质、行业和风险状况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相关政策。三是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创新能力不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面临着沉重的转型压力，农业生产基础仍比较薄弱。四是环境污染严重，重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我们要直面问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抓住问题的主要环节和矛盾的关键节点，积极引导各方力量，顺势而为、协同推进。
（三）财政运行进入新常态，收支矛盾日益突出。
近3年财政收入增长明显放缓，去年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速虽然略超过GDP的增速，但是是在采取一些特殊措施情况下实现的。财政收入增速应该略超过GDP的增速，有利于政府调控市场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但实际上，中央财政收入增速远远不及GDP的增速，从经济发展中获得的财政收入增速只有不到6%。今年面临的压力更大，一季度中央财政收入累计下降0.6%，尽管三月份增速达到3%，略有回暖，但整体仍呈负增长。这要求在控制财政风险、保障资金使用效率的基础上，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和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在支出领域更加注重预调微调，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统筹资金用于保障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导致收入增速下滑的影响因素，在今年还将持续。2014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140350亿元，增长8.6%；其中，中央财政收入64490亿元，增长7.1%；地方本级收入75860亿元，增长9.9%。这个增速水平是1992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的最低增速。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原因：一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工业生产、消费、投资、企业利润等指标增幅均不同程度回落，主体税种收入增幅相应放缓；二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持续下降，消费者价格指数一直在低位徘徊，影响以现价计算的财政收入增长；三是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扩大，与之相关的收入增幅回落较多；四是结构性减税向纵深推进，如扩大经营改革范围、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营改增改革要力争在2015年完成，不动产和建筑业带来的减税压力非常大，因为企业拥有或租赁的不动产抵扣将大量增加，财政收入会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总体预计2015年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要较2014年更低，我们在预算案中提出的增速水平是7.3%。
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同时，考虑到支出结构、宏观调控、社会发展和促进改革等因素的影响，财政支出的增速仍将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收支矛盾进一步尖锐。在支出结构上，当前的教育、医疗、社保、文化、科技等支出仍需保持增长，具有明显的支出刚性。受到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国内经济下行态势的影响，宏观政策上也要求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并加力增效，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客观上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将进一步加大支出压力。此外，三中全会提出要清理规范重点支出挂钩的安排，但实际上安排的支出仍与按照挂钩的比例水平相近，消化挂钩的惯性需要一段时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改革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其他领域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指出、协同和保障。改革中合法既得利益的有效补偿、改革成本的分担等都需要财政保持必要的支出规模；而去杠杆过程中要保持经济适度增长，不能爆发系统性风险，局部风险的化解要尊重规律、循序渐进等，也需要财政维持一定支出水平。因此，2015年我国财政支出的规模和增速都难以下降，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171500亿元，增长速度达到10.6%。
关于债务问题，我讲三个方面的情况。第一是赤字率，国际上的安全线的3%。今年我国的赤字规模是16200亿元，赤字率是2.3%。第二是债务率，国际上的安全线是60%。目前，中央和地方以最宽口径算的债务率将近40%，所以总体风险是可控的。但局部地区风险很大，各种平台交织，财政没有做到统一管理。第三是发债主体，国际上的发债主体可以延伸到各级财政主体。我国新预算法规定只有省级可以发债。其实市级也应具有发债的权利，因为市政建设大部分在市里，省级的资产负债表不能代表一个市的资产负债表。但新预算法这样规定是审慎的和适当的，也是有好处的，意味着各个省级财政必须负起责任，从市到县的债务都得管起来，有利于防范区域性的风险。
因此，当前我们必须“三路并进”，审慎管理。第一，对于管理规范的以政府名义直接举借的债务，要合理运用，利用好国债余额管理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提供的空间和便利，筹集资金，满足政府宏观调控和财政履职的需要。第二，对于通过企事业单位及各种平台的名义举借的债务，要摸清底数、严控增量、化解存量、防范风险，在承担必要责任的同时，对地方政府与新增的该类债务作全面、规范的分离与切割。PPP就是一种较好的切割方式。他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双方合同，把今后的风险通过收费和补贴来长期分摊，政府债务变成企业债，缓释风险。第三，对于甄别后纳入预算管理的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各地区可申请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以降低利息负担，优化期限结构，腾出更多资金用于重点项目建设。目前已经安排10000亿元置换债券额度，从发行情况来看，由于没有资产负债表为基础的财务报告，也没有经过评级，发行起来不是很容易。有的地方政府对债券发行的干预很强烈，甚至利率比国债利率都低，这是不正常的，在分配额度的时候将会严加考核。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创新投融资方式，逐步地“去杠杆”，保持经济适度增速，财政必须有所作为。
二、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2014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路原则、主要任务和时间安排，充分体现了中央对财税改革和财政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财税改革和财政制度建设的行动指针。
（一）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制度安排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方面紧密联系。现代财政制度，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柱，是规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基础。
深刻认识现代财政制度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应有时空观和现实感。从历史的角度看，财政是“国之命脉、万世之本”。古今中外的实践表明，人类国家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无不渗透着深刻的财政原因。中国的商鞅变法、唐代“两税法”、明代“一条鞭法”、清代“摊丁入亩”等改革，基本上都是围绕财税问题展开的。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确立的税收法定原则，为英国在工业革命中的崛起奠定了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预算制度变革开启了“进步时代”的大幕，推动美国步入世界强国之列。
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来看，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从来没有现在这么重要和迫切。应对增长放缓、引导结构变化、促进动力转换、防范潜在风险，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全面深化改革的不少事项，有的是政治层面的，需要中央决策，如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关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大问题，要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方面找到突破口；有的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通过推进构建现代财政制度来寻求支撑，如养老保险问题，要从体制机制上得到破解。在适应新常态的过程中，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将更加深刻地引领各方面体制机制的构建。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础和重要支撑。国家和治理现代化要动态把握，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下一步我们要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迈进，在这个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风险，包括诸如中等收入陷阱等来自内部的风险和国际社会的挤压等来自外部的风险，尤其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大国崛起与国家治理相辅相成，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崛起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并及时加以化解，否则势必制约大国崛起。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有利于提升资源汲取能力、危机解决能力等国家能力，化解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各种公共风险，从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二）公共性是现代财政制度的本质和核心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就是要建立统一完整、法制规范、公开透明、运行高效，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科学的可持续的财政制度。
现代财政本质上是公共财政，其核心是公共性。现代财政以解决公共问题、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职责范围，凡不属于或不能纳入社会公共财政需要领域的事项，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范围和领域，财政就不应介入，以免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和低效；凡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项，而市场又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财政就必须介入。在建设现代财政制度过程中，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明晰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区分公共性的层次。
现代财政的整体功能是保证效率与公平的有效融合，形成制度安排。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看，效率与公平有效融合的制度安排，也是公共风险最小化的制度安排。现代财政制度是实现公平与效率融合发展的制度前提。另一方面，现代财政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化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风险，促使公共风险最小化，这个过程本身对经济社会发展来说意味着效率提升，对于每个公民来说则意味着最大的公平。
（三）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关键在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既是对现行财税体制和制度的继承与创新，又是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形势，对财税体制等基础制度的系统性重构。需要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动“三大改革”，建立现代财政支柱。一是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要切实建立透明预算制度，完善政府预算体系，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强预算执行管理，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逐步达到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实施有效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目的。实际上，公开透明不仅可以防止腐败、提高效率，也有利于社会形成合理预期。二是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税收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轮税制改革总的方向是，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功能、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调节分配、促进结构优化的职能作用。要抓紧推进增值税改革，完善消费税制度，加快资源税改革，建立环境保护税制度，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实施推进改革，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新业态不断涌现，迫切需要加强金财、金税工程建设。三是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促进权力与责任、办事与花钱相统一，全面提升国家治理效率。在明晰事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中央可运用转移支付机制将部分事权的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中央可以承担更多的支出责任，但前提条件是相应的事权例如司法等事权应该更多地由中央履行。
第二，坚持法治思维，全面推进依法理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依法理财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出积极贡献。一是按照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扎实推进财政立法工作。推进增值税改革，完成增值税立法。完善消费税制度，加快资源税改革，建立环境保护税制度。抓紧修订税收征管法，促进依法治税。新立法法实施以后，社会上关于税收法定原则有一些误解。贯彻税收法定原则，时间表总体上来说是要求在2020年基本完成所有的改革任务，或者说最重要的改革任务全都完成，但是应该区分轻重缓急以及处理好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的关系，同时需要处理好长远和眼前、制度建设和当前经济状态之间的关系，积极稳妥的推进。二是依法履行财政执法职责，建立健全财政行政执法责任制，强化对财税违法行为的监督检查，完善纠错问责机制。要贯彻落实好新预算法，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强化预算约束，加强预算执行管理，依法建立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三是推进依法治税，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四是强化各级财政部门法制观念和依法理财意识，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水平。
第三，建设大国财政，维护国家核心利益。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3.6万亿元，首次突破60万亿元，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又一个“10万亿美元俱乐部”成员。统筹大国崛起中的内外风险治理需要以大国财政作为支撑，在国际交往中，我们既要了解熟悉现行的国际规则，也要主动参与改善这些规则，要有大国的影响力。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大国财政“守土有责”的理念，明确国家利益所在。同时做到知己知彼、主动出击，督促发达国家在维护全球经济秩序、扩大开放、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等方面履行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确保我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不受损害。大国财政要着力提高促进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治理经济发展中的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注重统筹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瞄准全球需求和未来新技术革命的趋势，促进扩大对外投资，鼓励企业走出去，实现产业全球布局。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并倡议筹建亚投行。我们正在会同有关国家推进亚投行筹建进程，今年年底将正式成立亚投行，截至目前，已有57个国家表示要作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亚投行和金砖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机构的成立，是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有利于发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建设性作用。
三、围绕财政改革发展目标，进一步做好学会工作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财经形势非同以往，很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研究，对学会工作提出了现实需求；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也对此做了重要批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引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要打造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50至100个专业化高端智库，这都为学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下面，我就下一步如何做好学会工作，提几点要求：
（一）强化财政科研，建设高端智库。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积极应对财政经济新形势，需要提升理论和政策研究的水平，建设现代新型智库，为决策当好参谋。
1．新形势和新任务对财政科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革发展所处阶段、国内外环境及大国财政等诸多因素，是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对财政科研要求越来越高。一是世情国情越来越复杂，需要加强财政科研。从国际环境、财经形势、利益诉求多元、资源约束等诸多方面看，当前世情国情复杂多了。财政是社会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的交汇点，财税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没有深入研究，工作就做不好。二是大国财政需要全球视野的财政科研。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大国经济、大国财政要有大国视角、思维和视野，不能局限于账本算账，要研究重大问题，要有大国的影响力。我们不仅要熟悉国际规则，还要积极参与制定规则。要弄清楚我们的利益在哪儿，谈判的筹码是什么，如何取舍才能利益最大化，等等。这些问题全局性、综合性、前瞻性要求都很强，没有及时、到位的研究，就难以从容、正确应对。三是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依托深入的财政科学研究。从党的十八大“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336项改革举措，再到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190项举措，有目标，也有措施。其中，三中全会336项举措中财政部作为牵头单位的76项，作为参加单位的129项。有些问题是政治层面的，是国家治理中的大问题，但要从财政寻找改革的突破口。这些问题大都非常关键，也很复杂，必须加强研究。
2．努力提升财政科研水平，建设高端智库。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代表，为决策服务的作用却来越突出。财政科学研究要敢于担当，着力提升水平，加强高端智库建设。一要有全球视野。大国财政要有大国视野，要站在全球的高度，统筹把握，分析和解决问题。二要有大局观念。三中全会《决定》部署的改革任务，2020年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任务多、时间紧，我们的研究要善于把握工作大局。三是立足财政但又不拘泥于财政。全面深化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是重点之一，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在财政，但不是立足于算财政小账，要考虑长远，重在建机制。财政要敢于担当，为国家长治久安服务，不仅要做好财政自身的改革，还要深度参与其他领域的改革，财政科研理所当然要深度参与。四是要坚持重大问题导向。理论研究可以超脱一些，政策研究需要直接服务改革决策。当前问题多、任务重、情况复杂，我们要选择决定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包括养老保险、国企改革、医疗卫生（含医保）改革、农业、环境等。
（二）服务中心工作，研究重大问题。
财政科研要有大国理念、治理理念和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要重视研究的前瞻性和战略性，放眼长远，真正抓住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不放，特别是从财政可持续、国民经济可持续角度，研究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建机制、防风险，平衡好长远和眼前，把长远风险放到眼前，指出来、提出化解建议。
1.做好重大理论问题研究，为财政改革实践提供理论支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发展中的新形势、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改革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呈现出新的特点，特别是三中全会对财政的崭新定位，使财政学成为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在内的一门综合学科，成为治国安邦的学问，传统的财政理论已不能完全回答、解释这些现实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强化基础理论研究。
2.抓好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为财政改革做好参谋。我比较赞成“与其被动买单，不如主动请客”。因此，研究重大问题要着眼长远，强化机制建设；要注意积累和深化，不能见招拆招，仓促应战；要注意研究的主动性，为主动出击建机制做好支撑。当前，迫切需要抓好以下重大问题的研究。一是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目前我国主要农产品价格顶到“天花板”，生产成本“地板”刚性抬升，生产价格和价格补贴逼近约束“黄线”，资源环境亮起了“红灯”，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强化粮食安全研究，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二是社会保险可持续发展问题。现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制度不讲求精算平衡，如社会保险法规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可继承，互济性丢失；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国家和个人的出资比例达到4:1，从性质上说已不是合作医疗，而是医疗保障，诸如此类，社会保险的保险属性不突出，如不深化改革，都不可持续，财政中长期压力非常大。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2013年给付增长20%，缴费增长不到14%，财政补贴比重进一步提高，风险在加速积累。财政要区别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从可持续角度出发，坚持问题导向，把问题弄清楚，强化保险的精算平衡，研究长效机制。三是资源环境问题。当前环境污染、雾霾严重已成为群众关注的焦点，如何建立健全相应的符合管理一致性要求的机制，有效落实“碳交易”、“谁污染谁治理”等目标要求，推进生态功能区保护和强化节能减排等，都需要深入研究，提出对策建议。四是国企国资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在经济领域推进的重要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开展国有资本运营和投资，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管理规则和制度，完善国有资本收益管理制度，都需要财政科研主动参与，研究改革政策。此外，创新PPP及投资基金等投入方式，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等，很多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3.要研究重大国际财经问题。随着我国经济体量和综合国力提升，我们已经具备条件和能力主动出击，增强我们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我们需要强化大国理念和意识，要有大国的视角，有大国的影响力，抓住时机在全球布局，以及趋利避害、顺势而为，积极参与或影响国际规则制定。要清楚我们的核心利益所在，争取主动权，增强设置议题、引导谈判进程的能力，维护国家权益。
（三）加强调查研究，提升研究质量。
1.要掌握实际情况做到有的放矢。要发挥财政科研体系的优势，扎扎实实搞调研，多去基层，深入实际。把现实情况摸清楚、了解透，政策建议才可能接地气和具有应用价值。
2.要深入调查政策执行和改革效果，提出针对性建议。政策设计初衷是好的，但由于调查研究不够而不接地气，将导致政策执行难，落不了地。如农村土地拆迁，每一块地都预留出农民居住和就业用地，但是没有考虑到这些预留土地与整个地块的开发进度关系密切，有些地方征地拆迁了但因开发受阻导致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等等。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就是对政策运行环境、条件等调查研究不够，导致政策难以落地，效果不佳。
3.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料。OECD、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有大量的国际资料和统计数据。要加强与他们的合作，建立一些工作关系，尽量能从那里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共同分享经验，比我们一般性出国考察培训的效果强得多。这也是一种调研。
4.要用好“数”。财政科研必须有数据，要拿事实和数据说话。要把相关的数据、价值增值、比较优势等情况整理出来并作分析，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差距在哪里？财政部已由政策研究室、科研所、信息中心联合成立了宏观经济与政策分析实验室，加强对财经领域重大问题及政策研究，用好定量分析工具，拿事实和数据分析，下一步在服务决策方面应发挥重要作用。
（四）发挥学科优势，形成研究合力。
中国财政学会作为重要的社团组织，要积极利用组织网络优势，加强合作与交流，推进协同攻关，发挥好沟通平台和桥梁纽带作用。
1.内外互鉴。当今世界，相互联系日益紧密，互为借鉴日趋重要。国际财政学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要积极利用好这个平台，互通有无。当然，借鉴和吸收也要讲辩证法，既要学习和吸收先进理念和做法，也要总结教训和启示，结合我国国情，不断完善我们自身的制度。
2.上下联动。强化中央与地方财政科研力量写作研究。一些中央层面财政改革的难点可能在地方，一些地方层面财政改革的难点可能在中央，通过“换位思考”，可以将矛盾和问题分析得更加透彻，提出的建议更加全面和可行。
3.左右联合。财政科研涉及方方面面，单靠系统自身力量有限、难以担当，需要我们加强横向的联合、交流和沟通，一方面要善于联合横向部门开展研究、组织交流，为我所用；另一方面要善于组织调动高校、科研机构甚至民间智库的力量，共同研究；再就是共享成果，强的要继续发挥优势，弱的要积极取长补短，形成优势互补、多方联动的良好局面。
4.“所”、“会”互补。财政学会是学术团体，科研所是研究机构，两者有很强的互补性。财政科研的创新性成果离不开财政学会高效的组织协作，财政学会也离不开财政科研的学术创新支撑。
5.“部”、“会”互动。部里可以建立专家联系渠道，专家有好成果，社会上可发表，可用的话我们在内部用，甚至从我们内部渠道向上反映。所和会要互动和联合，部和会之间也要互动和联合。
各位理事、各位代表，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做出的系列重要决定，给财政定下了非常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每个方面跟财政关系都非常大，财政科研工作和学会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部党组和学会理事会的带领下，坚持和发扬财政科研系统与财政学会的优良传统，坚定信心，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履行使命，全力开创财政科研和财政学会工作的新局面，为财政改革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