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从《世界新闻报》评论部主编雷思海先生近期的微博来看，他带有一种观点，认定美国已经出现衰落的迹象，他甚至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大约于2016年前后，中国与美国将会出现一场类似于英国正式取代荷兰、美国正式取代英国之前，所必会出现的大对决。只是他认为这种对决，更多的不是军事，而是经济特别是金融上的对决。
有关美国的衰落论，事实上早已有之。早在2005年，英国斯特灵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瓦西利斯·福斯卡斯博士和他的同胞英国国际关系学者比伦特·格卡伊博士，在其出版的新书中认为：与1947年相比，如今美国的经济地位正受到挑战，它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大大减少，美国的经济实力正在相对弱化。而布什政府之所以会对9·11事件做出过度反应，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总体下降。美国之所以撇开联合国而悍然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就是意图以战争的手段来捍卫它因为经济力下降而引发的国力衰退。美国近年来不断使用武力的做法，不仅仅是为应对冷战后地缘政治局势变化所采取的策略，同时也是为了继续维护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之一。
这两位作者认为，“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并不能自动为美国提供一个安全的世界，而且单凭军事手段也无法扭转美国经济衰落的趋势。1”
事实上，唱衰美国的远不止来自英国的这两位博士。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教授Josef Joffe曾做过专门的研究，发现“美国衰落论”具有明显的周期性。他甚至通过经济学里的经济周期理论发现，这种观点还具有明显的波长规律，他说这一变化是重复发生的，并且具有显然的阶段性的；从时间上说周期大概为10年左右。
对于他的这种观点，我是比较赞同的，因为在对中国会否重蹈日本这一命题予以研究时，发现大量的例证也的确支持这一论断。
Josef Joffe经过研究还发现，“美国衰败论”一般可分为二类：一类是“必然衰败论”（客观论），耶鲁大学的历史学者保罗.肯尼迪算是个中代表。这位老先生早于1988年以一本《大国兴衰》而享誉全球，他在书中对当时的日本给予了无比乐观的预测：日本将于2000年依靠其金融实力，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真正的中心。而到2009年他又旧调重提，全球金融危机最大的损失者就是山姆大叔。全球全力格局已经无可挽回地发生根本性裂变，开始从西方向亚洲转移。
至于第二类美国衰败论，可称为主观衰败论或幸灾乐祸论。譬如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就是代表人物。马凯硕曾竞选过联合国秘书长这一职位，可惜最后铩羽而归。传说，原因是美国人在背后使绊子；在传说，这让他与山姆大叔结了梁子。等他黯然的回到新加坡老家，越琢磨越不爽，就愤然提笔，遵从巴金先生的教诲，与其不善于言，就只好用笔来战斗。于是，满腔悲愤，化作一本叫《新亚洲半球：不可阻挡的全球权力东移》的书，他宣称，美国不仅事实上已经失去全球带头大哥的地位，而且思想上还不愿意承认现实。引用原话就是，“可悲的是，西方知识界依然沉迷于西方超级霸权的心态里面难以自拔。然而，西方之外的世界却高歌猛进。西方霸权的逐渐衰落大势所趋，无法逆转。”
其实在他们之前，就已有包括赫尔曼.卡恩、傅高义等在内的学者，纷纷预言，美国必然会衰落，而日本将取其而代之。约瑟夫·奈就是在这种美国衰落论甚嚣尘上，美国全国上下弥漫着一股强烈的悲观情绪的时候，出版了他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这本书。
在这本书里，约瑟夫·奈对当时的“美国衰落论”予以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国家实力(NationalPower，或译为国家权力)不单纯取决于，甚至也不主要取决于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他据此而表示美国并非因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而最强，而是因被称为“软实力（Soft Power）”的“第三个侧面”才称雄世界2。
约瑟夫·奈所指的软实力是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基础设施等硬实力而言的，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他指出，不仅仅只是物质层面的内容决定了美国的强大，非物质层面的内容也同样是美国强大的关键要素。
这一观点得到大量学者的支持。在一本由威廉·奥尔森、戴维·麦克莱伦、费雷德·桑德曼主编的书里，他们就认为“国家实力或能力包含的内容比单纯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要多得多。”3
“国家实力或能力包含的内容比单纯的军事实力要多得多。”迈可·曼(Michael Mann)就认为实力4可分为四种：意识形态上的实力、经济上的实力、军事上的实力和政治上的实力5。
丹尼斯·朗（Dennis H Wrong）在他的那本著名的《Power Power》的书里也认为实力可分为武力、操纵、说服和权威四种形式。
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拜克曼将国家权力要素归纳为十条：领土状况、边界特征、人口规模、原料多寡、经济与技术发展、财力、民族同质性、社会结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
法国政治学家雷蒙·阿隆则把实力笼统归结为三大要素：某一政治单位所占据的空间；该单位的资源泡括物力和人力；集体行动的能力及军备组织、社会结构和质量。
从这上面各大家对国家实力这一概念的各种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国家实力因素中，既有物质的要素，也有非物质的或精神的要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莱因霍尔德·尼伯尔的“实力就是－种复合体”，它说实力是由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共同构成的——物质力量——无论是经济力量还是军事力量，只不过是整个实力中的组成部分而已，就非常的透彻。
另外，作为现实主义者的摩根索也很重视无形的实力的国家实力中的作用，他在《国家间政治》第三版序言中是这样写的：“为防止对权力中心要素的误解，这些要素一直被过低地估计到完全被忽视的地步，现在必须使它和物质的力量同等重要，……我必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强调非物质的因素，特别是……超凡的魅力。”他特别强调外交质量、国民士气对国家实力的影响。比如，在谈到国家士气时，摩根索指出：“在影响国家权力的具有决定性性质的三项人的因素中，国民士气是突出的因素，因为我们难以对它们进行合理的预测，也因为它们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的天平上的重量有着持久、决定性的影响。这里，我们不考虑是哪些因素影响了这一问题。我们只对这一事实感兴趣，即某一国家比另一国家更经常地显示出某种文化的和性格的因素，并得到较高的评价。”
摩根索还告诫人们，物质力量的顶峰不等于国家实力的顶峰，在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仅凭物质力量，就可以长期把它的意志强加在其他国家身上。摩根索尤其对把国家实力简单地理解为物质力量这一观念极度不感冒：有一种倾向，试图将政治实力贬低为物质力量的实际运用，而忽略了魅力的作用。
雷·克莱因的“国力方程”构成，除了“基本实体(人口加领土)”、“经济能力”、“军事能力”三大物质要素外，也还包括“战略意图”和“国家意志”两大精神要素6。
塞缪尔·亨廷顿1988年在与保罗·肯尼迪论战时也强调，美国的国力除了人口、资源、经济、军事、技术等物质要素以外，还有教育、社会凝聚力、政治稳定和外交联盟等非物质要素。
甚至当时作为美国总统的里根也于1984年1月16日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说：“实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举足轻重……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精神力量，还有我们国内人民的团结以及我们同国外盟友的团结。7”
1987年《日本的综合国力》报告中列举的庞大的国家实力要素体系，除了物质力量，也包括诸如“政策力”、“外交力”、“国民意识”、“同盟友好关系”等精神力量。
也就说，过去的理论家们，包括经典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实力实际上是包含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的，用奈的话来说，是包含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的。但是后来不少理论家们，特别是新现实主义者在分析国家实力的时候，通常就是依赖以下几个具体、有形的统计数据：人口、国土面积、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如果一切精神因素都排除在理论之外，只想论述物质因素，以致把一切都局限在均势和优势、时间和空间这几个数学关系上，局限在几个角、几条线上，简单固然是简单了，“唯物”固然是“唯物”了，但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略论》里所嘲笑的：如果只有这点可怜的东西，那么，恐怕还不能用来给小学生出一道数学习题8。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毛泽东，从来都坚持物质和精神的辩证统一：“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9。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毛泽东在力量对比分析中，十分注重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两大因素的辩证关系。他不仅指出力量对比，是两方面因素的对比：“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10他也指出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两方面因素作用的产物：“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11
1957年，基辛格在他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指出了毛泽东物质、精神两因素的军事学说与美国单纯军事考虑的战争思想的不同：“毛泽东的军事学说反对那种以纯军事考虑为基础进行速决战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美国战争思想的基础。毛泽东军事学说再三说明，在战争中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同样重要。”同样在当前的国家竞争——一场全新的战争中，毛泽东的军事学说也应该完全适用，那就是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同样重要。
可惜，包括雷思海兄在内的大多数的人，往往忽视这一点，他们过分注重那些容易进行定量分析的物质实力，往往忽视了实力的其他方面，比如社会凝聚力、政治领导力、意识形态吸引力、文化的吸引力等等。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精神力量就是决定国家实力的唯一要素，也不是说非物质力量比较物质力量更具强大，而是强调国家实力不是片面的、单一维度的，它应该是综合的、全面的。这和莱因霍尔德·尼伯尔“国家实力是－种复合体，它是由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共同构成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这里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我并不认为美国就不会衰退，会如Josef Joffe，这位极端保守派思想家所认为的，美国的国运可以做到基业长青、永续发展。
因为这显然不符合生命周期中的生、老、病、死，不符合生命周期中的形成、发展、成熟、衰落这一自然规律的，古埃及文明曾经统治世界几千年，但最终还是以衰落为收场，还有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相对于启蒙文明，中华文明莫不如此。就近来说，如西班牙和英国无不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成熟和衰落的过程，那么美国就能够逃脱这一自然规律？
Josef Joffe这种虽不喊万岁而透出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言论，大抵也算的是种荒谬的预言吧，我想是一定的。在这里我认可客观的“必然衰败论”。
但我们不能够就此认为Josef Joffe所批判的那些谬误不再是谬误，当然他们的谬误不在于认为美国迟早会衰落，而在于他们所认定美国衰落的证据颇值得商榷。那些认为美国衰落的论者，无论是雷思海先生，还是《新美帝国主义：布什的反恐战争和以血换石油》一书的作者，抑或是来自美国的保罗.肯尼迪教授，还有新加坡的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他们的共同点是：
以经济实力来作为衡量一国实力的标准。就如约瑟夫.奈在1990年所指出的，这就是“美国衰落”论调的荒谬之处。
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固然是美国成为大国的关键，但它也就仅仅是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而已，另一个要素——软实力，也同样不能不当回事儿。历史有过证明，强大但过于单一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也无法完全支撑一个国家成为大国，看看苏联和日本，就是个好“榜样”。
日本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强大的经济实力、庞大而耀眼的GDP并不等于国家实力，更与国民个人的生活品质无关。苹果电子产品之所以流行起来，并成为一段时间内使用频率极高的的流行词，并被加以不尽相同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本身就是美国拥有的“软实力”的一个表现。美国人所创造的概念往往总能够风行全世界，这也应该算作是“话语霸权”的一种表现吧！从这点而言，现在就谈“美国衰落论”显然有些言之过早。
美国近期在经济方面虽有波动，且这种波动还可谓巨大，实力难免受影响。但就凭壮汉生病就断定人家不行了，显然不太靠谱。事实上，谁还没个大病小情？美国可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国内生产总值（GDP）比排名第二的中国和排名第三的日本的总和还多；世界500强企业几乎半数属于美国，这是排在第二位的日本的5倍；世界顶级品牌100强中的多数属于美国。
更重要的是，幻想着能够成为美国人的各国精英，不在少数。2009年上半年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出版了一份题为《衡量国家实力》的研究报告，提出应该将“软实力”作为评估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报告中分析家们认为，软实力是一个相当宽泛、而且具有相对性的概念。但报告还是给出了一个指标：衡量一国软实力的强弱只需要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即可，这个问题就是“除了祖国之外，你最希望生活在哪里？”报告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综合反映出一个国家在经济、知识、文化等领域对外界产生的影响。
是的，人力的凝聚自古就是一国胜衰的重要指标。秦国之所以能够取六国而代之，这跟商鞅、苏秦、张仪、甘茂、范睢、吕不韦、李斯、韩非们，争趋秦不无关系；而燕昭王之所以能将燕国再次中兴，这跟乐毅、邹衍、剧辛们争趋燕国不无关系。同样，美国真正能够取代英国，跟爱因斯坦、恩里科·费米、冯·布劳恩、爱德华·特勒、冯·诺依曼等人争趋美国不无关系。
更重要的是，截至目前为止，美国仍是吸引外国移民最多的国家；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美国共发出113万818张绿卡，这比冰岛或卢森堡整个国家的人口总数还要多。此外，在全球160万海外留学生中，28%在美国。美国的很多成就，正是得益于这些移民和学子。
与此同时，美国仍是世界上遥遥领先的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出口国；另外，2012年美国人囊括了包括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在内的三大项诺贝尔奖，分别是：
物理学奖：美国科学家大卫·维因兰德(David Wineland)；
化学奖：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勒夫科维兹(Robert J. Lefkowitz)与布莱恩·K·卡比尔卡(Brian K. Kobilka)；
经济学奖：美国经济学家艾文·E·罗斯（Alvin E. Roth）和劳埃德·S·夏普利（Lloyd S. Shapley）；
这还不够吗？
种种的社会统计数据显示，以目前的美国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或许因为祸乱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而稍有影响，但还远不是某些人所宣传的那样，已进入崩溃通道。
尤其重要的是，依照美国利益要求所设计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特别美元本位制和美联储依然牢牢掌控着全球货币政策、左右着全球金融市场。假如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世界贸易组织、IMF、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想整点事儿，只要美国不发话，基本上都做不成12。
我们积极和实在点的话，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思考中国未来走向和发展模式，这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把这种思考建立在美国就要崩溃或者衰退的幻想上，则无异于痴人说梦。
正确的态度是，我们应该更为系统、深入的去研究支撑美国成就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基础到底是什么？这不仅包括他的军事基础、经济基础等硬实力，还有他们的包括文化等在内的软实力。
对于中国而言，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确实已经成长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我们说话是有分量了，但仅仅是有分量而已，离说一不二还远着呢。
我们固然不能妄自菲薄，但更不能夸夸其谈。我们需要的是放眼世界，从全球战略高度来审视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既要清晰看到中国自身面临的诸多困难，也要尽量充分发挥中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为世界和平发展做贡献，也为中国的长期持续发展创造最有利条件。
对于中国将从美国手里接掌世界领导权，向松祚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他说：“确实言之过早，我们不要被耸人听闻的言辞所忽悠而忘乎所以，我们需要正视自己潜在的巨大问题。”
--------------
[1] 瓦西利斯·福斯卡斯博士，比伦特·格卡伊博士，《新美帝国主义：布什的反恐战争和以血换石油》，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07月
[2]约瑟夫·奈 1990年 《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
[3] (美)威廉·奥尔森、戴维·麦克莱伦、费雷德·桑德曼编《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6页
[4] Power本身就有权利、影响力、实力的意思,在这里为了与软实力Soft Power的翻译相一致，故将其统一译之为实力。
[5] Michael mann,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a history of power fram the beginning to ad1760
[6]计算方法：这里有必要对以往计算国力的方法作一简单的介绍。
1、克劳斯·克诺尔（Klaus Knorr，1956）提出的国家实力含义包括经济能力，行政竞争性和战争动员能力。这是最早的综合国力方程，人们已经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仅是经济实力，尽管它是国家实力的基础。
2、克劳福德·哲曼（Clifford German，1960）提出国家实力指数方程：
G=国家实力＝N（L+P+I+M）
式中N为核能力；L为土地；P为人口；I 为工业基地；M为军事力量规模。该方程是以核能力为中心的国力方程，一个国家的实力是与拥有核武器能力成正比，它反映了在冷战和核时代条件下，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的特殊重要性。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大国都在拼命发展核武器，以其作为最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和战略手段。
3、维·福克斯（Wilhem Fucks，1965）提出一个非线性国力方程。该方程考虑三类变量：一是人口规模（P）；二是能源生产（Z）；三是钢产量（Z1）。其方程为：
M=(P^2)*Z
M=(P^(3/2))*Z1
该方程是以工业化时代的传统资源为基础，其主要国家战略目标是全球获取更多的能源，大幅度提高本国的工业生产能力。
4、雷·克莱因（Ray Cline，1975）提出如下国力方程：
P=(C+E+M)*(S+W)
式中C为土地和人口；E为经济实力，包括收入＋能源＋非燃料矿产资源＋制造业＋食物＋贸易；M为军事能力，包括战略平衡＋作战能力＋激励；S为国家战略系数；W为国家意愿， 包括国家整合水平，领导人能力，与国家利益相关的战略。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国力方程，方程的第一部分是客观实力或硬实力，方程的第二部分是主观实力或软实力，而综合国力是两者的乘积。反映了研究者对软实力的重视，但是如何计算软实力是比较困难的。这种方法曾被美国军方用来评估国际系统的长期趋势。
[7]塞缪尔·亨廷顿 《与保罗·肯尼迪一论短长》 1988年
[8] 克劳塞维茨 德 《战略论》
[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 第326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469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490页
[12] 最好的例证就是美国人对待《京都议定书》的态度和对事态的发展的影响。
来源: 共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