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名“西敏寺”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是世界上最巍峨最恢弘的教堂之一，坐落于泰晤士河北岸，紧邻著名的伦敦大本钟。西敏寺于公元960年（即赵匡胤登上中国大宋皇位那一年）扩建和改建，历经105年乃成。1540年英国国教与罗马教廷决裂，此前500年间，西敏寺一直是天主教隐修院的教堂，之后又一直是国家圣公会教堂。英伦历代国王加冕登基、婚庆大典都在此举行，王室陵寝亦多厝于此。西敏寺还为众多英国乃至世界级的伟大科学家、文艺家、政治家辟留了永恒安息之所——从牛顿到达尔文，从乔叟、斯宾塞、亨得尔到狄更斯、哈代，从克伦威尔到丘吉尔……西敏寺堪称人类最伟大的史书石卷。

你肯定不会想到，在伟人如此跻跻雄踞的殿堂，已然矗立着一尊云南偏远山区普普通通中国人的塑像。

在教堂西大门，这位中国人和其他9位（包括美国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享誉世界的名人一起，安详地立于门楣之上（右图），接受全球朝觐者的景仰。人们称他们为“二十世纪人类十大圣徒”和“殉道者”。

他叫王志明。云南武定县下长冲村人。苗族。1896年出生。1906，即王志明10岁那年，澳大利亚传教士郭秀峰万里来此，于远寂的莽莽群山中建了如农舍般简陋的教堂。现在已无法知晓王志明具体何时皈依了主？我们知道的仅仅是：38岁，他成了当地土著苗族自己的牧师，还被选为撒普山苗族总堂会长，主持滇北六族总堂联会。

事情的变化是从1950年开始的。新的国家宪法虽载明公民享有信仰自由，但远山教民的联会事实上是被解散了，以往的基督教活动都实际上被终止，教会被迫转入地下。

1969年，全体中国人疯疯癫癫欢庆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那一年，某日，王志明正为一基督徒施洗，陡然被捕了。

1973年执行枪决。行刑时他的舌头被刺刀铰碎。

这就是圣徒和殉道者的故事。

读到这儿，你难道不会想起耶稣受难？难道不会想起罗马总督彼拉多的士兵给耶稣强扣荆棘冠，残酷鞭打并最后将遍体鳞伤的先知血淋淋钉上十字架？耶稣是神之子，而王志明是实实在在的肉胎凡身。殉难时，他的舌头被同样肉胎凡身的士兵用刺刀铰碎，然后枪毙。他没能复活。

王志明的家乡云南省武定县，是云南乌蒙山区一个极小的、极不起眼的小县。而下长冲村之小，在幅员辽阔、无边无际的中国版图上，更是渺如浮土微尘。同样，拥有十多亿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国，一个微不足道的山区草民，他受难（也如耶稣一般悲苦壮美），他死亡（也被愚昧如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武定百姓兴奋地围观），也就如漫山遍野的草芥被乱风掠过，自生自灭罢了，谁还会记得呢？

但是人类竟然没有忘记他。并且奇迹一样永远地记住了他：以如此庄严、如此永恒的方式，在如此永恒的地方，把他记下了。在远比云南、远比中国边际大得多的视野，让全世界的人把他记住了。

大千世界，所有生命出现时，都同样渺小而卑微，然后走进漫长的、让人敬畏的历史，各自去扮演命运分配的角色，或精彩或黯然，或风光或平淡，或磊落或委琐……这些都不要紧，重要的是，你坚守了自己有助于他人向善的信念，并且执著地前行，这样的生命就是值得尊敬的。王志明就是这样的人，以至于能够像耶稣一样坦然面对强权者的暴力、酷刑和死亡。他注定应该和耶稣一样受到永恒的景仰。

初闻已走进西敏寺殿堂的王志明，于我，当比别人更多一层惊异。

因为王志明的蒙难和被杀，其时我是应该关注并惊骇的，但竟然麻木。

我当时正在云南最高权力机关——省委办公厅当秘书，且恰恰负责调查这方面的事务。1972年，即所谓“林彪外逃摔死北漠温都尔汗”次年，温和派主政，号召落实政策。云南一大主题就是批判林彪在“边疆民族”问题上的极左（后来又改为“实质极右”）路线。那一年，我去边山野地，和回族、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彝族……众多的野老村妇座谈调查，让当地政府“落实政策”：比如将改做仓库、会议室甚至猪圈的清真寺归还回民，允许多个民族恢复传统节日，恢复民族服饰的加工生产等等。

基督教偏偏不在此列。文革肇始前的1965年，北京召开第十四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伟大领袖就已发了狠话：基督教和天主教是帝国主义派来的两只反革命别动队。1972年我参加云南省落实边疆民族政策办公室工作，这句“最高指示”曾多次传达——那时依旧认为存在所谓“宗教复辟”。具体文件没有看到，但我的工作笔记本上曾多次出现。我们办公室一位公安厅原政保处长，也反复说到此事。因此我印象十分深刻。（不知哪位读者能提供那一“最高指示”的出处？）

杀戒早开。文革不过火上添油、推而极之罢了，因此在这方面无政策需要落实，恰恰相反，必须继续斩尽杀绝——这就有了落实民族政策的次年，圣徒王志明被刺刀铰舌、枪毙一节。

我1972年的全部工作笔记幸存至今，得以让我重新忆起当年旧事。时间是1972年10月6日。武定县委书记陈银贵给我们做了汇报。下面是当时的笔记实录：

宗教问题。这几年泛滥，有两个原因：1、原来对教牧人员实行统战，情况还好，文革批判打击这些人，敌人又把他们拉过去了；2、“清理阶级队伍”打击了信教群众，搞逼供信，群众反感，公开宣布信教。“说我们信上帝不好，可我们总不打人。”一些教民被抓，大家还凑钱送给家属。小石桥生产队队长信教，问他：“信宗教还是信共产党？只能信一样！”他说：“信宗教。”抓起来。群众说：“要抓，把我们一起抓走！”……

逮捕了一批长老，又封了一批新长老……

四所民办中学，一所的教师是传道员，三所是虔诚教徒，上课就上基督教，唱赞美诗……

今年虫灾严重，他们造谣说末日要到了，今年收庄稼，明年就收人了……

9个苗族队3个队是教牧人员和虔诚的教徒掌权……

在这些荒芜的文字草丛间，我寻到了王志明：

宗教活动嚣张。此地是撒普山总堂的一个分堂。每个队都有教会，有长老。晋城公社古柏大队大庆生产队17户、99人全部信教。长老张有喜，是王志明（牧师）被捕前封的……

1953年，王志明曾作为宗教上层，到北京见过毛主席……

接下来，圣徒的名字又出现了一次：

今年5-8月我们宣传队进驻，抄出许多1953年上海印刷的圣经……长老用圣经教义来解释文化大革命。主题是世界末日。说硫磺火湖在燃烧，不信教的都要被投入……宣传队没收了这些宗教宣传品。宣传队走，群众就起哄……

王志明被捕后，三个儿子四处活动……

我一点儿也想不起这位给我们汇报这些情况的县委书记是什么模样了，我也一点儿也想不起当初听到这个荒唐而残酷的故事时自己的感觉了。肯定是麻木了。从笔记里已能触摸到这个。如果恰遇了行刑当日我在现场，我想，难说我还会被请上主席台，像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样，为能一睹圣徒的被鞭笞、被杀而沾沾自喜……多可怕！

几十年后，我们都已知道，被那个血腥岁月送上死刑台的，远不止王志明一个。北京大学的圣女林昭，还有不计其数的为信念献身的张志新们、遇罗克们，他们被处决时，不也被刺刀割喉、用橡皮塞堵了喉管吗？而且有人，至今还拼命要人们把这些殉道者及与之相关连的那一段历史遗忘。

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与强敌的争斗，其实也是一种记忆与忘记的争斗。”

谢谢西敏寺！他们以如此庄严、如此永恒的方式，在如此永恒的地方，在远比云南、远比中国边际大得多的视野，让全世界的人都把他、同时把他们记住了，让我们流血的悲哀和负疚终于得以释怀。

西敏寺已千年不倒。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座伟大的建筑再过一千年、两千年也不会倒掉。圣徒王志明将和它一起留在那儿，让人们记住并且景仰。这样，人们也就记住了文化大革命，记住了林昭、张志新、遇罗克……还有一切为神圣信念献身的圣徒们。

同样，当人们站在西敏寺景仰和纪念圣徒之时，加害于他们的“彼拉多”们，将注定同时并永远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2012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