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21日，我从重庆大学毕业后，经分配来到云南燃料一厂。这是一家隶属于云南省国防工办的，生产雷管、底火和拉火管的三线国防厂。按照毛泽东“靠山近水扎大营”的指示，和林彪“靠山，分散，进洞”的要求，工厂建在陆良县的深山沟里。我被分在冲压车间当工人，劳动锻炼。
到厂二十多天后的2月17日，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春节。
过年，在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来说，是最有人情味的节日。老百姓都把过年看得很重，辛苦了一年，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休息一下，盘点一年的收成，希望来年能有好日子。不管多么困难，多么贫困，都要想尽办法搞点好吃的，穿件好一点的衣服，把年过得快快乐乐的。除了吃汤元（元宵）外，北方人要吃饺子，南方人要搞十几个菜，最好再喝点酒，这是过年的主要内容。
但我们的这个年，厂革命委员会正式下发文件，提出“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革命化”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大年初一要吃“忆苦饭”。
当时云南各单位的习惯，星期日、节假日里食堂是只开两餐的。大年初一这天上午10点钟，我就去打饭了。在厂过年的单身职工不多，食堂里空荡荡的。饭堂中央放了一只大饭桶，里面装的是苞米楂子（玉米颗粒）和少量米加苦菜叶煮的稀饭。苦菜，也就是青菜。因带苦味，云南人称之为苦菜。稀饭里放了盐，没有任何菜肴，连咸菜都没有。我那时正年轻，24岁的小伙子，不吃就要挨饿，便不管三七二十一，舀了一饭盒，稀里胡噜地喝光。然后再舀上大半盒，一路走一路喝，还不到宿舍就喝完了。
我百无聊赖地过了大半天，到下午，肚子早就饿了。就再拿着饭盒，又去打饭。食堂里仍然是那只大桶，装着大半桶早上剩下的稀饭，不同的是重新热了一次。因放有盐，稀饭已经有点“醒”了——即是饭和水开始分离。我如早上一样，舀了满满一饭盒，仍然是一路走一路喝，回宿舍。
有家的职工可以回家自己做，不受这个约束。
我刚到厂，除了有一个大号铝饭盒以外，没有锅灶，没有炊具。没有米，没有菜，不可能自己做东西吃。工厂地处山沟，只有一所小而又小的小卖铺，卖少数几种生活必需品。其他如饭店、餐馆都是没有的。小卖铺的售货员也是职工，春节也要放假，所以什么东西都买不到。
去哪儿呢？出门就是山坡、岩石、野草、松树。工厂离最近的村子2公里，离最近的芳华公社（现在叫镇）所在地5公里，离陆良县城23公里。如果进城，先要步行8公里到板桥公社驻地，再等候过路的班车。那个时代班车本来就不多，春节期间可能更少。回来的交通也是一样的。如果要在城里过夜，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住旅店须凭单位差旅证明。我没有任何证件，连工作证都还没有办下来。天气又冷，出门也不方便，没有什么地方可去。
刚到厂，没有探亲假，再说，离家几千里，也不可能回家。我在这里没有朋友，没有熟人，孤家寡人，冷冷清清。除了喝“忆苦”稀饭外，没有其它任何办法。只好猫在“干打垒”（用土坯建造）的宿舍里，挨到晚上，早早地睡觉。
这就是我的大年初一。
这才是“革命化”的春节的第一天。
“革命化”的春节还有一项更加重要的内容，就是批斗“阶级敌人”。厂革委会下发的文件说：“不让阶级敌人过好年。”
这个时候云南省的文革运动，正是处于“划线站队”的紧张阶段。所谓“划线站队”，就是以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谭甫仁为首的省革委确定的“以人划线，层层站队”。具体说就是以对前省委书记赵健民（被中央定性为云南省第二号走资派；第一号是第一书记阎红彦，但他已于1967年1月8日自杀身死）的态度来划清文革的“路线是非”。凡是打倒赵健民的，就是站合（云南古语“对”的意思）了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凡是保赵健民的，就是站错了队的资产阶级保皇派。这样一来，八二三派（简称八派）是正确的，站合了队。毛泽东思想炮兵团派（简称炮派）站错了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那时毛泽东有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既然是共产党打国民党，又是在省革委的领导、支持和纵容下，八派打击镇压炮派那就用不着客气，不用温良恭俭让，只管下死命斗就是。
燃料一厂虽然已经成立了革委会，但完全是八派掌权，炮派靠边站。炮派的活跃分子早已被关进了“专政队”，被八派组成的红卫队看守和关押。建厂后为了保卫军工厂的安全，原来都是配备了枪支弹药的。八派掌了权，这些武器就归了红卫队，成了他们对炮派“专政”的武装。
我厂从1966年开始新建，这时还在初创时期，已有职工500人左右。人员的构成中，转业军人大约占一半，另外的是云南各县新招的青工，和从几家老厂调来的技术骨干、管理人员。另有家属小孩数百人。
大年初二这天。燃料一厂上演了一场批斗“阶级敌人”的重头戏。
早上，先在厂食堂开批斗会。要求在厂的全体人员都必须参加，由各单位负责清查人数。如要借故不到，就要追究“阶级立场”问题。
会议由原厂长、现主持工作的革委会副主任安金章（革命干部代表，转业前是解放军正团级干部）主持。批斗会开始，一声令下，“阶级敌人”被押上台。主席台的前边一下子跪了两大排30来人。有原党委书记辛烨允（转业前是正团级）、现任革委会副主任（炮派代表）刘兴全、原政治处主任李培埠、原组织科长王宪章、原行政科副科长张长年、还有孔广严、郭潮海、唐家德等，大多数是转业军官。另有一些“有问题”的家属——几个妇女和一个老太婆。这些人双手从背后绑着，戴着高帽，脖子上挂着牌子，写着各自的罪名和姓名，罪名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国民党残渣余孽”、“二月逆流反军乱军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武斗黑干将”、“牛鬼蛇神”、“逃亡地主”等，姓名上无例外地打了一把大红叉。这牌子是用近1厘米厚的钢板做的，有10多公斤重。往脖子上挂的不是绳子，是一根细铁丝，勒进肉里很深。“武斗黑干将”更吃亏，还挂着用废钢铁焊成的机关枪、迫击炮等，又有几十公斤重。他们后面各站着一个背枪的红卫队队员。
革委会副主任高云靖（八派代表、转业干部）先作主题批判，然后是各单位批斗发言。发言批到狂热处就有人领着呼口号：“打倒×××”、“砸烂×××的狗头”、“×××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这时下面就动手动脚，有打耳光的，有用脚踢的，有用木棒打的。最厉害的是用枪托，一枪托下去，头上顿时就有血流下。血流在地下成一小滩。还有的血淌在挂牌上，红黑相映，红的是那把大红叉和鲜血，黑的是墨写的字。其中辛、李、张、郭等人被打得最厉害，血流得最多。
这些人，我基本上都没有见过，其姓名有的是从挂牌上得知的，也有一些是后来才知道的。我还听说，这样的批斗会已经开过好多次了。
批斗会开完，然后是游街。山沟工厂里没有街道，就游邻近的工厂和农村，叫游乡吧（这可是《毛泽东选集》里的标准词汇）。负责游乡指挥的是人民保卫组（简称人保组）组长张志学，原是724厂（在沈阳）的工人。“阶级敌人”被背枪的红卫队队员押着，仍然挂着着前面说过的铁牌及刑具。全厂职工、家属以及一些小孩共数百人，裹挟着“阶级敌人”，组成稀稀拉拉，绵延数百米的队伍。迎着寒风，举着小旗，呼着口号，从本厂出发，游经云南包装厂（本系统另一家国防厂，生产炸药）、龙潭村（离我厂最近的村子）、云南机器三厂（本系统的引信厂），再回到本厂，全程有七八公里路。村子里的道路很糟糕，还在田埂上走过几大段。有的“阶级敌人”走得慢了，就挨枪托，挨脚踢。
当晚，被以“逃亡地主分子”罪名游乡批斗的张长年的母亲，受不了这份侮辱和折磨，悬梁自尽了。她是一个很老的老太婆，从河南农村来厂是想跟着转业军官的儿子度过晚年生活。只因儿子“站错了队”，就遭此厄运。她一双小脚，头上戴着高帽，双手从后面绑着，脖子上挂着铁牌子，押着游乡几公里，一路还要挨打。叫人怎么受得了！第二天清早，人们发觉张老太太的尸身吊在厨房门外的屋檐下。春节期间发生这样令人悲痛欲绝的事情，众人看到无不伤心。可在那个年头，有谁敢出来帮助处理呢？后来红卫队把张长年从关押的地方叫回来处理丧事。在押解人员的监视下，他忍住眼泪，喋喋不休地用看似革命实际上是遏止不住愤怒的语气对着母亲的尸身嚷道：“你与人民为敌，我软埋（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能用棺材，只用软东西裹着埋掉）了你……”左手抱着母亲的遗体，右手用菜刀恨恨地向屋檐下的绳索砍去，将母亲放下来。然后在邻居的帮助下，用被子裹好，抬出去草草埋葬了。
——几十年后，张长年的大女儿（大学毕业生，原在郑州工作，从小由奶奶抚养，与奶奶的感情深厚）来厂，想要把奶奶的尸骨迁回故乡重新安葬。这时张长年已故，张家已经没有人在厂里了，她四处探寻查访，最后也没有找到埋在什么地方。
春节完了之后，不少的人背地里发牢骚：“我们又不是阶级敌人，我们不是也没过好年吗？”
关于这件事，《9824厂志》是这样记载的：“1969年2月18日 召开群众大会，批斗‘走资派’，‘二月逆流反军乱军分子’，并游行到××15厂、龙潭村、××04厂，被游斗的张长年之母当夜上吊身亡。”（见《9824厂志》，云南军事工业志编委会9824厂志编辑部，1989年6月版第9页。9824厂是五机部颁定的云南燃料一厂第一厂名。）
后来，每当听到有人叫喊“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就不由得会想起文革中亲历的那一次“革命化”的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