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术界对政治改革的研究主要见于三种政体的研究：威权体制民主化、前苏东社会主义体制转型、中越等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虽然三种体制有所差异，但分析政治改革动力的途径基本一致，其分析途径基本分为两类：结构途径与能动途径［1］。结构途径采取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假设任何政治体制的起源、巩固和变迁都与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有关，政治改革则由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所决定。如亨廷顿将第三波民主化的原因归因于合法性危机、经济发展、天主教会的影响、国际因素等［2］。还有学者将前苏东国家的政治改革归结为经济发展、市民社会、文化变化、国际影响等因素推动［3］。能动途径采用发生学方法，强调政治改革是由各种政治行为者，尤其是政治精英的意图与行为所决定。行动者有自主性的辨识与决断能力，不受经济、文化或制度等任何外在结构的制约，选择的本身固然可能受到环境的影响，但最终结果还是基于行动者自主性的决策。如国外学者在苏东体制转型研究中认为，由于共产主义体制的精英统治的模式，政治精英的策略与领导阶层的抉择是政治改革（“政治自由化”）的关键因素。［3］国内也有学者从能动途径分析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徐湘林提出政治改革是一个不断进行政策选择的过程，政治领导人是政治改革的核心动力。［4］何增科认为政治改革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是制度创新的主体，政治改革的动力可以归结为危机推动与利益驱动。［5］结构途径的长处是宏观分析，强调政治改革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从政治改革与国际国内环境的关联中寻找政治改革的动力机制，但它缺乏对改革启动后的动态过程的分析，忽视了政治行为者的能动因素。能动途径侧重微观分析，将政治行为者的选择视为政治改革的直接动力，关注短期情境下的策略与选择因素，但忽视了选择面临的结构条件限制。显然，单一的途径不能充分解释政治改革的动力，政治改革动力的分析需要整合两种途径。

反腐败斗争是越南非政治性市民社会参与的形式之一。革新以来，越南官员腐败十分严重，在亚洲国家中属于极度腐败之列。［10］出于对政府反腐不力的不满，越南民众通过组织、开展大规模农民运动等违法的行为进行反腐。［10］1992年河静省鸿岭市中良乡发生了老百姓因对腐败痛恨和对政府“治腐”工作不满自发组成“反贪污团”事件。1997年在具有革命传统的北部红河三角洲的太平省发生了大规模的“集体请愿”事件。该省80%的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上街游行，要求政府坚决惩治腐败，因为该省有40%的乡主席、乡党委书记、行政干部、财政干部、合作社主任等大小官员都有不同程度的贪污行为。南部的同奈省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要求社会公平的斗争是越南非政治性市民社会参与的又一重要形式。随着社会转型，相对于其他利益群体，普通工薪阶层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在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不满情绪蔓延，罢工事件时有发生。在1995至2005年期间，越南平均每年发生罢工近90次，2006年第一季度全国则发生了190多次工人罢工。［11］2001年和2004年先后在西原少数民族聚居区发生少数民族暴乱事件，原因是越南政府在对西原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开发过程中，大量的京族（越族）移民占用了原住少数民族的土地，少数民族的生活并没有因开发从根本上改善，京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紧张。［11］政治性市民社会的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是政治异议群体要求人权与民主化，以及宗教团体要求宗教自由。2006年由若干政治异议人士组成的名为Bloc8406的群体发起一项要求越南政府尊重人权、宗教自由、公民结社组党自由的运动，Bloc8406还与海外的所谓越南改革党联合起来向越南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实行自由民主。［12］

越南市民社会的政治参与是社会不满的体现，实际上是对政权合法性的挑战，迫使国家予以回应。对此越南国家一方面于1992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口号，推行法治以规范社会利益的复杂分化和市民社会多元权利的扩展伸张，另一方面推行民主化的改革，将市民社会的参与纳入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加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一是推进群众组织改革，增强其利益吸纳与参与功能。越共认为，“祖国阵线和各人民团体在广泛集中、发动和团结各阶层人民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改革党对祖国阵线和各人民团体的领导方式，发扬它们在建设、革新自身组织和活动中的自主创新精神，建立祖国阵线、各政治—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对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路线、政策、重大决定，包括对组织和干部工作的监督和反馈制度，经常听取祖国阵线和各人民团体就人民关心的有关党和国家的问题反映的意见，让他们参与制定方针、政策、法律。二是推进国会改革，增强代议民主。越南通过具有民主本质的差额选举的方式，选举国会代表。直接选举尊重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使得人民群众参政意识大为提高，而且强化了国会代表的代表意识，还原了国会的民意机构本质。直接选举还提高了国会代表的议政能力，国会的监督职能得到了加强。［13］三是推行基层民主。太平省骚乱后，越共提出了实现基层民主的决议，这是对农村和城市骚乱的反应。［14］

推动越南政治改革的国际因素有两个效应：一是前苏联与中国政治改革的示范效应。20世纪80年代越南与前苏联关系密切，前苏联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政治改革无疑对越南改革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中国与越南是近邻、政治体制相似，中国政治改革的成效也对越南产生了重要的示范效应，越南政治改革遵循了中国的改革模式。［8］二是全球化效应。越南的经济发展对外资依赖度较大，这意味着经济上缺乏自主性。同时，越南在消除社会不平等方面也需要国际援助。经济社会发展对外界的依赖性便利了西方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对越南施加影响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其次，经济全球化也是政治全球化，是西方式民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全球化。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援助机构，都把民主化程度作为提供援助的前提条件，大大推进了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在苏联模式宣告彻底失败之后，西方国家更加强了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其民主观和民主制度的努力。经济全球化便利了西方国家的文化和制度在越南的渗透，使越南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影响，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经济绩效方面构成了对越南政治体制合法性的挑战，促使越南推行政治改革予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