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收入分配跟腐败问题交织国内悲观情绪普遍存在
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跟腐败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的话，很容易引起社会的不满，影响社会稳定，影响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经济发展的速度虽然非常快，但是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跟腐败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的话，很容易引起社会的不满，影响社会稳定，影响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可能性。”3月30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在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如此表示。
林毅夫说，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载体。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在过去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基础上，以接近这样的速度进行城镇化过程，十年二十年的时间。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远景，但是我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发现国内普遍存在悲观的情绪。对这个8%的潜力有不少的怀疑，这个怀疑并不是我的经济学的分析有问题。而是因为我们前面这33年快速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国民经济当中还存在的不少让大家有切肤之痛的问题。
林毅夫分析说，这个问题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首先环境污染的问题，北京及很多主要的城市出现了雾霾的问题。
再来，经济发展的速度虽然非常快，但是收入不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腐败现象相当的普遍。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跟腐败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的话，很容易引起社会的不满，影响社会稳定，影响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差距是不断拉大的，而且现在不仅是城乡差距在拉大，城市内部还分成有户籍的居民，跟没有户籍的务工人员，他们的公共服务的待遇是不一样的。人是分三六九等的，就会引起一些社会性群体性的问题。我想就是这些问题的存在，让很多人难以相信我们有这个潜力，让我们很多人难以想象我们有可能去挖掘这个潜力。
周其仁：现在的制度政策抑制了城市化发展
“目前城镇化遇到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推进城市化所依赖的很多制度、很多政策，是在过去抑制城市时期形成的，这里面有不少的冲突和摩擦。”3月30日，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在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如此表示。
周其仁表示，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城镇化目前为止主要的特征是政府主导，这种模式是历史形成的。第一段是政府抑制城市化的发展，主要原因是当时比较穷，有点钱搞工业觉得是对的，搞城市是浪费。不理解这个城市和工业之间有一个重要的互动关系。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从抑制城市化的政府主导政策转向了推进、鼓励、承认城镇化的发展。这个转变是非常重要，从数据看，我们从80年代早期不到19%的城镇化率已经到了51、52%。
周其仁认为，目前城镇化遇到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推进城市化所依赖的很多制度，很多政策，是在过去抑制城市时期形成的，这里面有不少的冲突和摩擦。
举个例子，我们这个城镇化是高度行政化的，一个地方叫不叫城市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批，日本很小的地方也叫一个市，中国不行，只能叫镇，建镇要批准，我们中国有几十万人口的也叫镇，不通过批准不能叫市。这个不批准也有道理，因为一批准叫市就要组建四大班子，这个头就太重。如果我们够5万人就叫一个市我们的上层建筑就不得了。
徐宪平：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
“促进城镇化，要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小城镇的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小城镇的限制。要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的原则，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为城镇居民。”3月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徐宪平在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开幕式致辞中如此表示。
“在人口多、资源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决定了中国的城镇化必须从国情出发，积极稳妥的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徐宪平表示，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的战略任务，第一就是要有序推进农业专业人口市民化，要逐步解决现有2亿多和每年新增1000多万农民工的半市民化问题。
徐宪平在致辞中称，要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的原则，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为居民。全面放开小城镇的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小城镇的限制。努力实现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覆盖城镇常住人口。
同时，要优化城镇化的布局和形态，合理的规划未来城镇人口空间布局，要以城镇化为主体形态，用综合交通网络和信息化网络，把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连接起来，促进各类城市功能互补、协调发展。强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产业功能、服务功能和居住功能，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的中心镇、中西部的县城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
“紧紧围绕城镇化的转型发展，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完善体制机制为保障，全面提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徐宪平表示，城镇化要使农民有基本的收入，要有基本保障和发展机会，使城镇的新老居民能共享发展的成果。
胡存智：把户籍和福利制度分离开来尽快将农民工转成市民
我们国家的情况研究也表明，我们也是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在最近20年来，这个现象也是比较明显。从1990年到2000年的时间里面，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大了90%，但是人口仅仅增长了52%、53%，所以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1.71倍。2000年到2010年十年期间，情况仍然如此，城市土地的城镇化扩张了83.41%，人城镇化仅仅是增长了45%，这个是一个柱状图表示。所以目前来看，2000年以来的十年时间，土地城镇化是人城镇化的1.85倍，如果考虑到还有一些大量的没有户籍的城镇常住人，用土地情况也不是很充分的情况，所以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应该更快一些。这两者看来，目前我们把两者称之为用地的弹性系数，应该看到，弹性系数已经很高了。一般来说，大家都觉得公认的标准是1.12系数，但是实际上目前已经高于这个系数。就是人口城镇化慢于土地城镇化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两者差距过大就会带来问题。
怎么样扭转土地城镇化速度过快呢，只有加速的进行人口城镇化，使更多的发挥城市的人口集聚作用使更多的进城人口能够在城市定居下来，因此一个要加快人口城镇化，第二个是控制城镇用地速度的过快的扩张。一个办法就是尽快将农民工转成市民。首先让他定居下来，其次让他享受到城市应有的社会福利，最后才是落实到户籍上去。这是把户籍联系在一起的福利制度把它相对的分离开来，把农民工的一些应该享受的城市福利逐项的落实下来，而不是采用简单的户籍来解决。本来户籍上联系的这种福利设施就不是一种很正常的，应该逐步的弱化和切断这种联系，实际上应该把这些条件逐项逐项落实到新增加的进城人口上，最后才是落实户籍。
杨伟民：推进城市化不能立足于占地卖钱
“推进城市化是为了让更多人享受文明的生活，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杨伟民表示，“如果说推进城市化的立足点不好方式不当，立足于占地卖钱，一圈又一圈的扩大城市水泥的面积，把越来越多的耕地和湿地湖泊包括山地变成水泥板，我们今后可能会面临春天将听不到鸟的喧闹，夏天你可能盼不来清爽的雨水，秋天可能找不到游戏的鱼儿，冬天可能难觅温暖的阳光。如果这样推进城镇化的话，我觉得违背了城镇化的初衷，不是文明的进步而是文明的退步。这样的城镇化我们不要。”
杨伟民表示，城市化要立足于人的需求，以人为核心，也就是农民工市民化，还有一点是外来人口本地化。因为我们现在的城镇化当中的常住人口不仅是农民工，当然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另外一部分的人口。立足于改善居民生活质量，而不只是为了提高增长速度，占地卖钱，扩大投资，扩大产能，繁荣房地产，不能这样来推进城镇化。
“十八大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而首先应该贯彻落实的领域就是最近城镇化的领域当中。”
华生：我担心城镇化这样搞下去是一场灾难
“最糟糕的是旧的城镇化有很大的毛病，但是在当时是有历史作用的。现在最可怕的是把旧的改了，新的又更糟了，造成了新的流民化，这是最危险的”，3月30日，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在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开放性对话二：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如此表示。
华生认为户籍制度是根源，由此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这只在中国存在。他认为现在整个城镇化的问题，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他说“我现在非常的担心我们的城镇化，这样搞下去，会成为一场新的灾难。”
华生说因为我们是中央集权的国家，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若政策是混乱的，是矛盾的，那和政府做的事情也是矛盾的。都讲良好的愿望，但良好的愿望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改变制度，改变利益驱动的链条，然后政府行为才可以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体制机制的转变。“包括国务院搞的正在研究的20年规划，这个规划如果说现在这个样子，我认为基本上没有好作用，还有坏作用”，他说关键是要改变体制机制，若不变，所有人的行为就是老行为，就是不断的去卖别人的地，办自己的事，不管农民工和外来人口的死活，制度就是这样引导才向前走的。所以根本问题在于上层制度的设计，要跟想达到的目标一致，就不要像过去那样，那永远是矛盾的。
来源: 财经网2013-0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