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文化界、教育界、思想界乃至政治界，胡适对其均有重要影响。他既是一位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史学家，而且是在20世纪中国史学转型中不应被忽视的、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史学大家。

胡适（1891—1962年），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祖辈经商，父亲是清朝官吏。他自幼接受私塾教育，1904年到上海新式学堂求学。1910年考取庚款留美官费生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转入文科。毕业后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的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同年启程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后又曾担任过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并于1938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1949年4月起寓居美国。1958年到台湾中央研究院任院长。1962年2月在台湾去世。

一、开史学新风气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学术文化领域的思想解放和中西学术的交融。1918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阶段，胡适正式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他以首倡文学革命而名声大振，成为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人物之一。

打破思想专制，活跃和发展学术文化，在五四时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学术研究方面，科学精神和理性观念成为人们所遵奉的信条。推翻偶像，拒绝迷信，摒弃成说，凡事都要问一声“为什么”，用科学方法重新估价中国的史学遗产，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重新看待中国的历史发展，是在新思潮影响下的五四时期中国史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胡适开风气之先，出版了根据他自己的博士论文修改扩充而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

中国古史因资料缺乏和观念上的原因，不断地堆砌了大量杜撰和编造的内容，真伪难辨。长期以来，人们对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多深信不疑，且视为信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首次对没有可靠材料依据的中国古史的内容采取了拒绝的态度。《中国哲学史大纲》于1919年2月出版。这部书在叙述古代哲学史的时候破天荒地“截断众流”，撇开三皇五帝尧舜汤禹的传说，径直“从孔子、老子”讲起。这种作法，不仅前人没有过，就是同时代的谢无量、陈汉章等人撰写或讲述的哲学史，也都没有摆脱旧有的思想框架。胡适此举产生了极大影响，书出不到两个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第八版。顾颉刚谈到他的感受是：“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⑴冯友兰说：“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⑵

《中国哲学史大纲》还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胡适在导言中界定了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史，以及研究哲学史的目的等研究哲学史首先应当明确的基本概念。他写道：“凡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在于“明变”、“求因”、“评判”。他以开阔的视野指出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进而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作了阶段划分，最后就研究哲学史的史料及史料的审定与整理作了分析。他希望“国中学者用这些方法来评判我的书”，“更希望将来的学者用这些方法来做一部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阐明这一系列学术研究的规范，胡适是第一位，其首倡之功固不可没，并且有些内容直到今天仍然产生着一定的影响⑶。

《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引起的震动，不仅仅是哲学史研究本身，而是中国当时整个的文化思想领域。蔡元培专门为这部书写了序言，盛赞此书有四大长处：（一）证明的方法；（二）扼要的手段；（三）平等的眼光；（四）系统的研究。就史学界而言，这部书除了在使用了证明的、分析的、系统的等研究方法而给予当时的史学研究以极大的影响和启迪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的启蒙作用。人们开始从中认识到，历史学必须建立在有所依凭的、可信的材料的基础上，摒弃杜撰和编造，只有追求历史的真实，才是科学的历史学。因此，后人称《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具有“示范”、“典型”、“典范”、“划时代意义的书”，也可以说，这部书使中国史学开始具有了现代史学的基本观念。

二、提倡“科学方法”

胡适一生不断地宣传倡导“科学方法”。他多次提到这样的观点：“我的唯一的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⑷从1916年的《诗三百篇言字解》直到1960年的《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胡适一生所写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的文章，据统计约在百万言以上⑸。这在本世纪史学家中应属独一无二，也构成了胡适的最重要的学术特色。应当指出的是，产生影响的中国史家一般是以学术著作立身传世，而以“奢谈”“方法”为特征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在胡适之前可能也不多见。

胡适的“科学方法”是以他所接受的、他的老师杜威的实验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实验主义经美国的皮尔士创立，詹姆士、杜威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理论体系。胡适接受和介绍的是杜威的学说，而真正使用的是其中的方法论。他多次强调，“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⑹。一般认为，胡适的“科学方法”的中心内容，可以归结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尽管仅十个字却“成为本世纪中国最响亮的学术口号”⑺，然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与其说是一种方法，不如说是一种治学的精神和态度。真正具有“方法”意义的内容，是他根据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与西方现代科学法则加以贯通，所得出的一系列结论。从这个角度而言，胡适所谓“科学方法”正是转型中的中国学术所需要的东西，适应了当时的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

首先，结合西方现代科学方法，阐发清代乾嘉考据学已经具有了“科学”的精神，“他们用的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合科学的方法”，强调“把‘汉学家’所用的‘不自觉的’方法变为‘自觉的’”⑻，才是当务之急。

尚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胡适就对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感兴趣，并试图比较中西考据学方法的不同思路。在康奈尔大学他特意选修了包括语言学、校勘学、考古学等课程在内的“历史的辅助学科”，翻阅《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版本学”条目。他说：“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的了解。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的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的了解）。……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同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我之所以能说出这话来，实得之于杜威有关思想的理论。”⑼

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以历史考证学最为兴盛，不能不说与胡适这种中西合璧的方法论倡导有着直接的关系。譬如，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以“土法”总结了考据学中校勘一门的方法，胡适在为该书作的序中讲道，书中所论“是中国与西洋校勘学者共同遵守的方法”，称赞陈书是使中国校勘学“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⑽。经过胡适的阐发，《元典章校补释例》的学术价值便凸现出来，而胡适的“科学方法”也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其次，结合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历史进化论的观念，注重使用“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态度”、“历史演进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考察，目的在于“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

这种研究方法始于胡适对“井田制”、《水浒传》的具体研究。他对于当时有人根据《孟子》而讲中国古代的井田制提出了疑问，认为《孟子》之前的书都没有提到过井田制，《孟子》之后的书，如《春秋》、《公羊传》、《谷梁传》、《王制》、《周礼》等，却把井田制讲得很具体，说明孟子所讲的井田制就是传说加想象，后人再据《孟子》进一步加入自己的想象，造成了仿佛于历史真实无异的假象。作于1920年的《（水浒传）考证》则揭示了《水浒传》的故事内容是经过了传说、杂剧、各种传本等不同形式的长时间的演变过程，到明代才最后成书。

胡适据此认定，“其实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他指出，古史上的故事，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叶，这个故事便一天天的改变面目。要了解故事的真相，就必须像剥竹笋一样，一层一层剥下后人的附会，直到触及中心，还其“本来面目”。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中，胡适总结道：“（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来的次序排列出来；（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⑾由此可见，胡适是把进化论的观念揉进了“历史演进的方法”之中，在研究具体问题的时候加以运用和归纳概括，进而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其最明显的结果就是顾颉刚受到启发，提出了他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

再次，存疑的方法。胡适自称赫胥黎和杜威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其中赫胥黎教给他怎样怀疑，教给他不信任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他强调，赫胥黎的存疑主义是一种思想方法，他的要点在于重证据。对于一切迷信，一切传统，他只有一个作战的武器，是“拿证据”来。存疑的方法与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与他的“重新评估一切价值”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史学研究上，存疑的方法既促进了历史考证学的发展，又为打破充满着神话与杜撰的古史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整理国故与史学研究

自20年代以来，胡适所着力倡导的“科学方法”是随着“整理国故”口号的提出而广泛传播的。顾颉刚曾经说：“整理国故的呼声倡始于太炎先生，而上轨道的进行则发轫于适之先生的具体的计划。⑿”1919年8月，胡适写了《论国故学——答毛子水》，文中首先强调要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学术，要抛开“有用无用”的成见和“狭义的功利观念”，继而提出“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当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他甚至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⒀

同年1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把新思潮概括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很显然，胡适已经把“整理国故”放到了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加以考虑和阐释。研究问题是指研究各种具体而实际的问题；输入学理是指输入国外的新理论、新观念和新学说，引入西方的思想和方法；整理国故是指对以往一切历史文化进行重新整理；其结果便是“再造文明”。1920年7月，胡适在南京东南大学的讲演《研究国故的方法》，对“整理国故”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提出了四点：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和系统的整理。

不久，胡适开始意识到这项工作的份量，远非想象的那样简单。他在1922年9月1月的日记中写道；“从前我们以为整理旧书的事，可以让第二、三流学者去做。至今我们晓得这话错了。二千年来，多少第一流的学者毕生做此事，还没有好成绩；二千年的‘传说’（Tradition）的斤两，何止二千斤重！不是大力汉，何如推得翻？何如打得倒？”⒁正因如此，为了起草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学术刊物——《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胡适显得极为慎重且颇费斟酌。他在日记中写道：“作《国学季刊》序言，约一万字，颇费周折；这是代表全体的，不由我自由说话，故笔下颇费商量。我做的文章之中，要算这篇最慢了。”⒂在这篇做得“最慢”的文章中，他把几年来所不断思考的关于“整理国故”的观点更系统地提了出来：（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故研究的范围；（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至此，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比较的研究，终于成为胡适自提出“整理国故”以来不断修整之后的较成体系的主张。

“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同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都与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看来，文学革命重在革新文体文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时期的主张之一；整理国故重在对传统学术的重新整理与研究，是新文化运动继续深入发展之后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的一种态度。不过，两者在内容、目的、影响以及客观效果诸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尤其是整理国故运动，一度引起倡导新文化的阵营和守旧派势力的比较复杂的褒贬毁誉。

胡适大力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一方面涵盖了上述的“科学方法”，另一方面，从他本人所从事的具体研究上看，主要反映在“广义的史学”⒃方面，有对古代哲学史、哲学家、史学家的研究与考证，对《水经注》的研究等方面，都对于转型中的中国史学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胡适又有《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和《中国中古思想小史》，只是未能及时完整地出版问世，影响不大。关于中国哲学史，胡适还曾与梁启超、章太炎、章士钊等人就墨子研究的诸问题进行过一场讨论，又曾与梁启超、顾颉刚、冯友兰、钱穆等人就《老子》成书时代问题进行过一场影响范围更为广泛的讨论。1934年，胡适完成了五万余字的《说儒》，以新的眼光和视角对儒学的产生、发展、流变作了颇有创见性的论述，被认为是“从任何角度来读，都是我国国学现代化过程中，一篇继往开来的划时代著作”，它“杂糅中西，做得恰到好处”⒄。

以戴震研究为中心，胡适对近世哲学也曾有过系统的研究计划，后虽未完整成书，却也留下了《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1923年）、《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1924年）、《戴东原的哲学》（1925年）、《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1928年）、《颜李学派的程廷祚》（1936年）等一组很有份量的论著。胡适在这些论著中进一步分析了清代学术对宋明理学的反动的特点，指出了清代学术对于当代学术的影响，从更深的层次宣扬清代学术的治学方法。

相比之下，胡适对两位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和崔述的学术的刻意阐发，对于史学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章实斋先生年谱》（1921年）区别于旧式流水帐式的年谱，重在表明章学诚的学问思想。在写法上，特别将章学诚著作中的重要思想观点按年代先后分别录入谱中，并对谱主作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梁启超评价说：“胡适之之实斋谱，不惟能撷谱主学术之纲要，并及其时代思潮”，是“近代学术界一盛事也”⒅。《科学的古史家崔述》（1923年）一文，首次全面肯定了崔述史学成就的意义。他说：“我深信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录＞做我们的出发点，然后逐步谋更向上的进步。”“简单说来，新史学的成立须在超过崔述以后，然而我们要想超过崔述，必须先跟上崔述。”⒆胡适以及顾颉刚对崔述的表彰，促进了“古史辨”运动的发展。

晚年的胡适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专门于《水经注》案的研究，意在搞清戴震是否窃取了赵一清的《水经注》研究成果。由于这桩学术公案过于复杂，尽管胡适的考证对于澄清事实有很大的帮助，但最终也没有形成定论，并且对《水经注》本身的研究亦无创见。不过，胡适在这一过程中搜集到了许多稀有的《水经注》版本，同时在考辨过程中指出了被一些权威学者视作定论的错误，这些也是应当被肯定的。

为了保存真实的历史材料，胡适一生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并且颇能身体力行。除上述几位清代学者外，他还写过《丁文江的传记》《李超传》等传记、年谱性质的文章约40篇，包括《四十自述》等关于他本人的自传。这也充分说明了他所具有的历史眼光，以及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胡适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胡适学术所产生的影响更是多方面的。尽管在今天看来，胡适的学术在某些方面已被后人超越，但这并不影响他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胡适是本世纪被他同时代人和后人所研究、评论得最多的学者之一，这其实就表明了他的学术本身的广泛影响力。胡适在史学方面的成就，为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型起到了开新风气的作用，为中西史学的交融提供了典范，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注释：

⑴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2年版，第36页。

⑵冯友兰：《三松党自序 》，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15页。

⑶如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朱伯?嬙�1998年依然认为“一部理想的中国哲学史，应包括释义、明理、求因和评判四方面”（《在中国哲学与易学学术研讨会上的 发言提要》，载《国际儒学研究》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⑷⑹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三，上海亚东图书院 1924年版，第 100、99页。

⑸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 139页。

⑺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189页。

⑻⒀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胡适文存》一集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第287、286页。

⑼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

⑽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 陈垣：《校勘学释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⑾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古史辩》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4、193页。

⑿ 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⒁⒂《胡适的日记》（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5、516页。

⒃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4页。

⒄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73页注 3。

⒅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35页。

⒆ 胡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国学季刊》第一卷第2号，1923年4月。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