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便传来了二姨的恶耗--她于昨天深夜自杀了，吃了一瓶氨茶碱。她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脸颊红扑扑的，静静地像睡着了一般，只是在枕边有一个空药瓶。再也听不到她风箱般的令人窒息的哮喘声了。我这才明白她送我衣服的深意……

火葬场也由红卫兵控制着，地、富、反、坏、右、资、黑干等“黑七类”，死后一律不准进入火葬场。几年前“国家”便有规定：为了少占地亩，不准将死人土葬；现在又不准火化，因此尸首臭了的大有人在。自杀者更算是“畏罪于人民，罪加一等”。

急得姨父东求西哭，一个劲儿表白她是病死的，街道革委会终于发话说：“既然是病死的，必须有医院证明。”

幸好二姨从小就患有气管炎，近年来又扩展成肺心病和肾炎，医院总算开了证明。尸首业已停了三天。又无钱雇汽车、买衣服单被等物，便直挺挺将二姨抬上了一辆平板三轮车，由姨父蹬往火葬场……

姥姥被姨父送回家，竟没看到她掉泪。自从那个早晨发现二姨死去，她就只是发呆。她行动变得迟缓，连做饭也强打精神，说话没了底气，一坐下就空空地凝视着一个方向发愣……那爱说爱笑、嗓音豁亮的姥姥永远消失了，现在只留下一个无声无息的灰塑人形。

“死了……”这是她回家后议论二姨的所有语言。仅仅这么两个字，像是自言自语。“死了……”

她那凝视空中的呆木神情，就像永远想不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一言不发，再也没有心思缝缝补补，整天虚弱地坐在桌边，臂肘无力地支靠着桌沿，空对着墙壁，一愣就愣上半天。她健忘得厉害，记忆力在急剧地衰减，好像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那天早上发现二姨再也不醒的模样。

“姥姥，”我真想抱住她，使劲摇晃她，“您哭出来吧！好好发泄发泄吧！您哭吧！”

可是谁又敢大声哭呢？我们连个哭的地方都没有！姥姥哭不出，她的魂儿已跟着她去了……

李连城被勒令回兰州，并被警告；“再也不许和这样的反动家庭来往。”日记事后，我被厂里揪斗，成了处处被监视的阶级敌人。他们从二十多本日记中筛糠似地找出了六句话，成了“思想反动根深蒂固”。同班的张季和孙成在我的批斗会上积极地发言，给予无限上纲，又扩大了不知多少莫须有的“事实”。他二人本已分配在别的单位工作，所以如此积极，不仅因为他们一跃而成了红得发紫的造反头头，也因在学校时，张季因和一位女同学搞恋爱，我曾画过一张漫画，他便怀恨在心；而孙成呢，想和我好，我却没有工夫理他，便也趁今日来报复了。文化大革命，又是一次小人得志的大好机会！

我和哥哥的日记及母亲交与我的照片都在“北京市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展出过。展出过后，全部上交给了公安局。

哥哥和母亲分别被关在厂里，两个弟弟也进了学校办的“黑七类子女学习班”。

不久，我们都被放回家了。母亲的头发短短地呲着，只好整天戴个男人戴的旧帽子。

“他们还会斗我吗？”我忧心忡忡地问母亲。

“不会了。”她沉静地说，“他们没什么可说的了。你千万老实行事。”

“他们让我写检查，”哥哥调皮地笑着说，“我就检查毛选学得不够好，共产主义人生观还不坚定。‘不深刻！重写！’好，我把底下的挪上头，上头的挪底下，再换上两段毛语录--又一份儿。‘还不深刻！’好，我再把中间的挪上头，改头换面再来一篇儿。我写了整整有二十多回。态度绝对不会错，也绝对检查不出什么问题。我可以这样写上它一百回，反正毛语录有得是。”他咯咯地笑了。好像这次进学习班，实在是一场有趣的游戏。“一间大仓库整个儿腾出来了，地上铺了稻草，一个挨一个睡，足有四百多人，全是厂子里出身不好的或有点儿问题的。也有二十多个‘走资派’。我跟原先的‘党支书’宋玉鑫认识了，谈得挺投机。让他跪在煤灰渣上，膝盖直流血，汗珠子哗哗地淌，让他承认反党，他还是那句：‘我忠于党……’真坚强！私下里我们俩常争论问题，他老是被我问得哑口无言。可是他挺喜欢我。我们俩有空就杀一盘儿（象棋），回回我赢。”说罢他又咯咯地笑了。

可这笑声里有多少辛酸的血泪啊！太沉重了。我理解哥哥对宋玉鑫的复杂的心情。他有教哥哥钦佩的一面--不变节、不屈服。但他既然一直得势，必少不了顺应潮流的、过左的东西，否则，历次政治运动早就饶不了他了。而他过去压制的，还不就是我们这些人吗？--他敢培养我们入团、入党吗？他敢评我们为先进生产者吗？他敢不给我们打成“右派”吗？他敢不送我们去劳教吗？如今，正是这样一位极得势的代表人物，和哥哥关在一个“牛鬼蛇神”的大棚里，哥哥对他的复杂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罗文、罗勉被关在各自的学校里，每天由出身“红五类”的人监督着，早晨列队，低头唱“我有罪”的歌，然后是背语录，背“老三篇”拔草……

“他们说，今后得随叫随到。”罗文说。

全家提着心--学生打死学生的事，已经听说不少了。出身好的打死出身不好的，连命都不必偿。

“我们俩干脆去串联。”罗文、罗勉决定，“一到了外地，谁知道我们是什么出身？”

“行吗？”母亲担心，“能让你们上火车？”

“都一窝蜂似的，连票都不查，只要有个学生证。有卖红卫兵袖章的，买个带上就行了。”

幸好学生证上没有“出身”一栏。

“没钱哪……”母亲发愁道。

“我们不带钱。哪儿都有接待站。”

“不放心哪……”

“不走，还等他们给我们叫到学习班去？”

罗文、罗勉二人只带了十元钱、三十斤粮票和极简单的洗漱用具，便上了火车。邻居中，由于轰走了地主出身的王家，那间空着的南屋便搭了地铺，供给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住，各家还必须捐借一条干净的棉被，屋里住着十几个从湖南徒步长征来的女高中生，她们说火车上挤得无法形容，行李架上坐满了人，脚耷在底下人的头上，窗前的小桌上也坐着人，挤得无法上厕所，就只好憋着，火车连停也不停，一开便是十几、二十个小时。缺衣短鞋甚至缺钱，就向市委接待站伸手，没有不去要补助的。国家花的钱自然像淌海水似的。

“我们可没要国家的钱，”她们操着湖南话说，“我们凭着对伟大‘领袖’的红心，长征来的。脚底板全打了血泡哩。”

我们不敢再跟她们多话。而街道一定也嘱咐了她们，她们也不再理我们。这个小院，没有一家出身“红五类”--除了我家，东屋是小业主，后查出是历史反革命，被轰走；南屋和北屋的一家是职员。

第四天，罗文、罗勉就来信了，他们讲了火车一气开到广州，拥挤不堪，现住在广州市一所中学里。他们谎称红卫兵袖章挤丢了，便在接待站买了一个。他们还说，广州开始有非红五类出身的组织，他们对出身问题耿耿于怀，就连许多出身好的也对现状不满……

各种组织，各种“战斗队”，各种小报，像雪片般地多，大字报也铺天盖地。哥哥每次都注意地看，竟没有一张小报和大字报是为“出身”问题鸣不平的。人们早已司空见惯，认为出身不好的人受压迫历来就是常事。就连出身不好的人在私下里议论，也只是悒郁地叹气，好像认命一般。不久，在北京较有影响的“兵团战报”，在第三版不惹人注意的一块地方，发表了一篇提到出身不好的子女的文章，观点不明不白，羞羞答答、躲躲闪闪，读完给人的感觉，只是加倍的羞辱和气愤--仿佛一个出身不好的人跪在地上，满脸乞求地仰视着一位出身“红五类”的人说：“我们不值得团结吗？对我们好一点儿吧！我们对你们是忠心、热爱的！我们甘愿做你们的红外围！”

好像做狗还不够，还要做一个舔人脚后跟的狗！

而“红外围战斗队”这样以出身职员为主的学生组织，迅即便出世了。

愚昧到什么程度啊！自己把自己打入“另册”还在沾沾自喜。亿万出身不好的人在备受污辱、悲惨地死去，却还要组织什么“红外围”！我们和“走资派”、“黑干”、“反动学术权威”不能相提并论--别看我们现在关在一起。他们过去得势，将来也可能翻身，而我们却从一生下来就不是人。现在，当狗还不够，还要以自己的谄媚姿态，给别的狗做榜样了！

这就是从“建国”以来第一次公开涉及到出身问题的文章。这是对所有出身不好的人更大的污辱。哥哥实在不能沉默了，在提笔之前，他深知这是在冒着死的风险的。他是要么不干，干就要彻底的人。如果他把一切郁积在心里的话，把那无数铁的事实全说出来；如果他把统治者用来压迫人民的最好办法驳斥得体无完肤、彻底败露，那么，能让他活才怪！但他是唯物主义者，他无所畏惧。他的幸福观正是要解放全人类。他奋笔疾书，立即写了一篇“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笔名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亲自送往“兵团战报”编辑部。他们当时看了，立即回答说：

“太锋利。我们的观点略有不同。”

“哪儿锋利？”

他们指出了许多关键的地方--几乎满篇全是。

“虚伪！”哥哥回来说，“明明是不敢刊登！”

“如果哪儿都不登，我就把它写成大字报，贴到人多最热闹的地方去。”他横了心。

十月一日、二日“国庆节”的两天假，全家被街道革委会监视着，不许迈出大门一步，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哥哥坐在他的小屋里，又一次修改他的文章。从那狭窄的门外，阴暗的光线里，只看见他专心致志地思索和写作的背影……他真地在把命交出去吗？

两天之后，他递给我一篇东西：

“你看看，我又修改了一遍。”

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如果说地富反坏右份子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份子、高级知识份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层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

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下面我们就从社会实践中寻找答案，分三个问题来闻述我们的观点。

一、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

先从一副流毒极广的对联谈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初期敢于正面反驳它的很少见。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还有人说这副对联起过好作用。是吗？

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从孩子一出世就同时受到了这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

朋友的琢磨，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即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会影响的一部分。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动的妈妈，影响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流于放任，有时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简单生硬，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同样，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好。总之，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总的来说，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有时社会影响又不全是好的。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经常接受社会上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只要引导得法，他很快就会抛掉旧东西，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所以，故意让青年背上历史包袱，故意让青年背上家庭包袱，二者都是残酷的。由于社会影响是无比强大的，但又不见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

家庭影响也罢，社会影响也罢，这都是外因。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

二、重在表现问题

（1）出身和成分完全不同

出身和成分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分是儿子的出身。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家庭是社会的份子，子承父业还是实在情况，那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说法就不完全正确了。家庭的纽带已经松弛了，年轻的一代已经属于社会所有了。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无产阶级教育，准备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或已经服务了，再把儿子、老子看作一码事，那也太不“适乎潮流”了。

出身和成分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有一段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甲（是个学生）：“你什么出身？”乙：“你呢？”甲：“我红五类，我爸爸是工人。”乙：“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如果说唯成分论都没有道理，那么唯出身论又怎么能够存在？

特别是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能说他们是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里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没有这样的东西。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烙印的，不只是家庭，更重要的是社会。青年人的阶级地位，要么是准备做劳动者，要么是已经成了劳动者。这时对他们还强调“成分”，那就是要把他们赶到敌对阶级中去。

我们必须要划清出身和成分这二者之间不容混淆的界限。谁抹煞了这两条界限，虽然样子很“左”，但实际上就是抹煞了阶级界限。

（2）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

于是，公允派不谈成分了。他们说：“我们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即政治表现）……”

这是“出身即成分论”的翻版。两相比较，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没多大差别。

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我们已经分析过：出身是家庭影响的一个因素，家庭影响是表现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次要的因素，社会影响才是表现的主要因素。因此，出身和表现根本没有同一性。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

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吗？

“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出身多么容易看，一翻档案，就完事大吉了。或者在街上一见面问对方：“你是什么出身？”便了解了一切。真是又简单又省事。要看表现是何等麻烦，特别是对那些莫名其妙的怀疑派来说，既不相信你平时的表现，也不相信你大风大浪中的表现；既怀疑你过去的表现，也怀疑你现在的表现；并准备怀疑你将来的表现，直怀疑你个死而后已，才给你盖棺论定。终于连他们也怀疑腻了。何如看出身？两秒钟能解决大问题。再说，表现这种东西，对于某些人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准绳。爱奉承的人，认为拍马屁是最好的表现；爱虚伪的人，认为客套是最好的表现；爱错误路线的人，认为出身不好的青年终日颂经似的忏悔是最好的表现。哪里比得上出身？只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平常儿骑墙”三句话就解决问题了。

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谈到怎样看表现，想到古代思想家的一则寓言。他说千里马常有，但识千里马的伯乐不常有。一般人相马，总是根据母马、外型、产地、价钱来判断马的好坏，偏偏忘记了让马跑一跑，试一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日行一千，夜走八百，这样就分不出哪一匹马是千里马。今天有的人不正是这样吗？他们只是着眼于出身啦，社会关系啦，这些死材料，恰恰忘了真正可以做为根据的表现。久而久之，不但糟蹋了千里马，就是普通的马也要变成“狗崽子”了。

我们必须要摆对出身和表现的位置。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对于这个说法，广大的出身好表现也好的青年，是不应该反对的。你们真的以为出身好表现就好，尽可以在表现上超过出身不好的同志。只有表现糟糕的人，才扯起出身这面大旗当虎皮，拿老子当商标，要人买账。

出身、社会关系这些东西只能算是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3）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

公允派这回换了口气：“黑五类子女同他们的家长当然不完全一样了……”言外之意，和红五类子女当然也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回功利主义这块法宝来了）：“他们不保险！”

可是，为什么不保险呢？“无论如何，他们受过坏影响！”外因决定论者这样说。且不谈家庭出身不好影响未必不好，且不谈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那么，是不是家庭影响坏一些，社会影响再好，表现也要坏一些呢？这绝不是代数和的关系，而是辩证的关系。如果不和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又如何树立得起来？我们常常形容一些只受过红一色教育而没有经过刻苦的思想改造的青年为温室里的花朵。他们禁不起风浪，容易动摇和变质，容易为坏人利用。不是这样吗？他们保险吗？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出身都不好。这个事实也绝不是偶然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身，在于思想改造。

“革干子弟不想复辟，不会革老子的命。”家庭观念极重的人这样说。往往，复辟是在不自觉中进行的。运动中揭出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凡是近几年提拔的，出身一般都很好，他们保险了吗？后来形“左”实右的工作队或明文规定，或暗中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那时，选入革委会的大都是出身好的，结果大多当了工作队的反动路线的推销员，他们保险了吗？北京市中学生红卫兵某负责人，他竟有男女秘书各二人，司机一人，此外还有小汽车、摩托车、手表、照相机、录音机等等，陈伯达同志称之为假红卫兵。可见，只依靠出身好的人同样不能取消复辟的危险。古代有个女皇名叫武则天，她把大臣上官仪杀了，却把上官仪的女儿留做贴身秘书。有人为她担心。她说：“只要政治修明，自然使人心悦诚服，这有什么关系？”看看那些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他们连封建帝王的这点远见也没有，还自称为“无产阶级战士”呢！纵然如革命胜利后驱逐了剥削阶级的苏联，所有的青年出身都不错，也不是保险的。

提倡保险论的人并不少，像样的理由却没有。难道这就是“阶级观点”吗？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一个人只要爸爸妈妈好，这个人的思想就一定好，不用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和思想斗争，所以他们不是革命者。他们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出身不好的人革命。他们称自己是“自来红”，殊不知，“自来红”只是一种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

我们必须相信广大青年，应该首先相信那些表现好的青年。不能用遗传学说来贬低一部分人抬高一部分人。那样做，无非是一种拙劣的政治手段，绝没有任何道理。

三、受害问题

有一位首长在一九六一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不应该存在，可是偏偏存在着，这是怎么造成的？

记得运动初期，受害问题首先由一些时髦人物提出来了。随着，大家都说自己受了修正主义集团的迫害。修正主义集团那么反动，要是自己不但没受迫害，反而得到宠爱，那还算是革命者吗？于是谭力夫也说他受害了。经济上受害吗？困难时期他大吃荷兰炼乳；政治上受害吗？思想那么反动还入了党，哪一点像受过委曲的公子哥儿？新改组的“北京日报”也大登特登红五类出身的青年诉苦文章。说他们是前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应该说，所有的青年都是受害者，为什么单是出身好的青年是受害者呢？我们看一看他们受了哪些害。

一、“我们被拒于大学之外，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二、“大学里出身好的青年功课不好，大受教授白眼；”三、“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做干部；”四、“……”假使这就算受害，那么，受害的正是出身不好的青年。堂堂首都一份大报竟然这么颠倒黑白，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回想每年大学招生完毕，前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难道这就是“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了吗？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人受优待。不少大学设立“贫协”一类的组织，与团组织并列。这次运动开展以来，有禁止黑七类子女串联的，有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至于说红五类出身的青年学不好功课，那纯粹是对出身好的青年的诬蔑。何以见得出身和学习一定成反比呢？中学也如是。据前北京市教育局印发的调查乱班的材料，其中有“捣乱”学生出身调查一项（注意：这里的“捣乱”和造反没关系），材料中指的是大谈男女关系，有偷盗行为的，大都出身很好。有在乱班中别人都闹他不闹的，出身反而挺糟。问其原因，答曰：“我出身不好，人家闹没事，我一闹就有事了。”这话不假，不用说中学，连小学也是如此。有位校长对青年教师说：“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话，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前团市委的指示，有一度某些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队干部全改选了。近几年中学的团干部、班干部也都是从出身这个角度考虑的。一般教师也许是为舆论左右，也许是发自肺腑，没有不对出身好的青年（特别是革干子弟）另眼看待的。相反的情况纯然是例外。否则，早扣你个“没有阶级观点”的大帽子了。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运动初期还有规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的。在总结各厂当权派罪状的时候，所谓招降纳叛（即曾经提拔过某个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术干部），是十分要紧的一条。可想而知，以后的当权派要再敢这么办才怪呢！工厂里也组织了红卫兵。出身限制很严。翻遍“中央”文件，只有依靠工人一说，从未见只依靠出身好的工人一说。是谁把工人也分成两派了呢？

农村中这样的例子更多。凡搞过“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分。表现不好的，出身就是成分；表现一般的，是农业劳动者；表现好的，是中农。为什么表现好的就是中农呢？不能算贫下中农吗？那么，贫下中农子弟表现坏的是不是也要划成地主、富农呢？表现是出身的结果呢，还是出身是表现的结果呢？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各种工作，也不能外调。没有普及中学教育的农村，能够上初中的，要教师、贫协、大队长三结合进行推荐。当然，他们谁肯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锅呢。大队长介绍说：“这个娃出身好，又听话，肯干活，就是他吧！”这样的，就上初中。

社会上其他部分也如是。北京的街道近两年改选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项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求业表上主要就有两项，除去出身，还有一项是本人简历。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招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积年沉淀下来的，大都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有被分配的把握。

“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得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

“这正是对他们的考验啊！”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种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够多么不道德！

“他们的爸爸压迫过我们的爸爸，所以我们现在对他们不客气！”何等狭隘的血统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父亲破了产，儿子只要宣布放弃继承权，就可以脱离关系。想不到今天父子关系竟紧密到这个地步了，“左”得多么可爱啊！

算了！我们不再浪费笔墨驳斥这种毫无见地的议论了。让我们研究一下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吧！

正因为这些青年和他们不属于同一个阶级，所以他们才这样做。而对于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或许，那些温室里的花朵，那些不谙世面而又躺在“自来红”包袱上的青年对他们更有利一些。为了转移斗争的方向，他们便偷换了概念。本来，父亲的成分应该是儿子的出身，现在，他们却把父亲的成分当成了儿子的成分。这样，就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一场大规模的迫害，通过有形无形的手段，便紧锣密鼓地开场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他们的挡箭牌，而压迫这些天生的“罪人”，则成了他们挂羊头、卖狗肉，扰乱视听的金字招牌！

他们干这种罪恶勾当，利用的是社会上的旧习惯势力，利用的是青少年的天真幼稚，特别利用一些高干子女的盲目自豪感（例如把自己划在一二三类，因为革军、革烈实际也就是革干，而工农子女便只好是第四、第五两类了）。他们还利用部分中下层干部的缺点和错误。有些干部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阶级论，什么是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他们不会做政治工作，以至把出身当工具，打击一些人，鼓励一些人，以推进工作；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于是这些东西一起推波助澜，形成了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都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

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殴打……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迫使这么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无罪的罪人、低人一头、见不得人。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绝不会取得彻底胜利！

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受压抑的青年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与走资派对抗的工农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你们绝不是局外人，你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恩赐！一切受压抑的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

“太好了，哥哥！”我一边看一边赞叹。

在大闷罐中生活的人民，并不太清楚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革。虽然哥哥有着比别人敏锐的政治嗅觉，但他对毛的发迹史、对“中南海”的内幕，也无从知晓。

对于“走资派”--全国各个单位、大大小小的中共党员领导班子--“党天下”所制造的乌黑现实，人们积的冤太深了，因此一哄而起，各种组织如雨后春笋，大体分为“造反派”与“保皇派”。但不管什么“派”，靠边站的，仍是那些出身不好，家中成员有“政治问题”的人。

哥哥看得清清楚楚：如果他再不讲话--趁着全国瘫痪中的大乱--便再也没有机会了。

哥哥把文章拿给父母看。父亲仔仔细细地看完，一言不发地交给母亲。母亲也仔仔细细地看完，父母便忧心忡忡地说：

“写得是不错。也都是人人心里早就想说的话。可是，危险呀！罗克，危险呀！不会有好结果呀！”

他们太矛盾了--为儿子的文章叫好、为儿子的勇气钦佩；可又太清楚：不会有好结果。

但他们没阻拦哥哥。没有像别的家庭--父母哭跪哀嚎、求儿子或女儿不要干这干那、否则以死相逼。他们的教养、心胸、豁达，不允许他们去阻拦。尽管，他们从第一分钟起就矛盾、就担忧、就深知那结果。

鉴于当时的形势，文中不得不以“革命”的口气，提到“修正主义集团”、“走资派”、“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修正主义代表人物”……等流行词句和口号，不如此，便更会给对方抓住口实，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为什么笔名用‘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我问。

“我不喜欢‘战斗队’之类浮而不实的名称。”他说：“我希望这笔名能启发亿万个家庭。但愿每一个家庭都能认真研究一下出身问题。”

哥哥也曾叫几个同学看过，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认为，语言太尖锐，提出更改一些词句，少惹祸为好，尽管人人看了感到大快人心。哥哥适当地做了些修改，后来说：“不能再改了，再改锐气就没了。”

哪儿也不敢刊登，油印机借都借不到。哥哥正要决定写成大字报，这时罗文、罗勉从广州来信说，他们在那儿和广东的几个学生办了一个小小的油印刊物，叫“北斗星”，想专门谈出身问题，并且介绍了一种最简便的刮印方法。哥哥高兴极了，立即寄去了“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不久，罗文就寄来了一张他们油印的样子，并改名为《出身论》，字迹十分清晰。他说，一张蜡纸，能刮印五百多张。在广州，五百多份一抢而空--人人争相阅读，他们正在印第二版。哥哥高兴得简直无法形容。立即买了纸，借来铜板和我在小屋油印起来。我们油印三、四百份。油印完毕，他把小屋的墨迹擦得干干净净。我怀疑地看着他，不明白他何以要擦得这么干净。

“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他说。

天冷了，未带冬衣的两个弟弟不得不回来了，他们兴奋地告诉我们《出身论》在广州引起的极大回响。我们又印了几百份。正值十二月初，我和弟弟骑车去满处张贴。为了避免有人挡住找麻烦，我们都是先贴最后一张。贴完第一页骑车便走。各大院校门口、以及市委、团中央、王府井、大栅栏、北海团城……人多热闹的地方都张贴了。所贴之处人们整日围得水泄不通。《出身论》尖锐精辟的论点、论据，大大震惊、激怒了谭力夫之流，也像烈火一样燃烧着正直人们的心。在纸边的空白处，写满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批语：“好得很！向作者致敬！”“大毒草！砸烂他的狗头！”人们询问着作者的姓名，然而只有“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这一令人深思的笔名……

“太好了！”哥哥咯咯地笑道，“真刺到他们疼处了！”

“罗克，可别惹事呀！”父母焦急地劝道，“那么多人都不敢说真话，就你敢说？危险哪！咱家事还少吗？平安都保不住了哇，还惹事？”

“您别管，我做事我当。”哥哥连听也不想再听。

他毫不隐瞒自己的做法，他认为无须偷偷摸摸，索性将油印的《出身论》寄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每个成员，以及毛泽东、周恩来、陈毅、谢富治。是的，一片赤子之心的他，如果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连句真话都不敢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行尸走肉式的生活他绝不要，不自由，毋宁死。他把文章寄给他们，是要让他们受受教育，让他们回答，让他们知道，无论用什么手法，也压不住人民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