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下了班，加上星期天，我去采访王学太……等哥哥的同学和朋友，想知道哥哥更多的事。
在牟志京家，他向我讲述着--
就在到处是血腥恐怖的气氛之中，一九六七年一月，铅印的《中学文革报》为《出身论》而出世了！
发起人是男四中的牟志京、王建复、毛憲文（毛是老师）和六十五中学的遇罗文。
从油印到铅印是经过了重重困难的--首先是没钱。由于牟志京在男四中小有名气，是反对血统论的急先锋，便张口向学校借五百元。又通过他的熟悉人开出介绍信，准备到一二○一印刷厂去联系。其次是没纸。当时纸张十分困难，这时，正好有个单位有十五令纸要退，于是便买了过来。第三就是如何保全自己，不被对立面的组织干掉。于是只好虚张声势，明明只有四个人，却起了个大名--“北京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为了使文章不要锋芒太露，牟志京将油印的《出身论》的某些字句又做了些修改，但观点并未变，改了以后得到了哥哥的同意。
第一期印出来了，但到手便损失了几千份。因为有些在一二○一印刷厂劳动的学生正好是联动份子，他们一看这报纸便十分怀恨，当时抢去了几千份销毁。
第一期售出后反响非常强烈，犹如一颗原子弹在北京上空爆炸一般。第二天四中专为报纸所设的接待站就门庭若市了。来访的主要是中学生，也有个别报刊的记者。很快，工人和各阶层的来访者也多起来。绝大多数人是因买不到报而来索取的，他们热烈地赞同和支持。也有极少数人是来谩骂的。电话铃声从头天夜里到次日响个不绝。接待站忙碌非常，来访的人应接不暇，只好全体人员出动（仅四名）。为了安全起见，还要故意把司令部架子拉大。
有人问：“司令部在哪儿？”
“不知道，”几个人口径一致地回答：“我们只是司令部接待组的成员，你们的意见我们可以转达。”
有两姐妹找到接待站，哭着说：“收下我们吧，哪怕叫我们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
“你们看过《出身论》吗？”
“没看过，”她们回答，“我们只是看了反面的骂《出身论》的文章，却觉得《出身论》极有道理，才来要求加入的！”
这样感人的例子多不胜举。
第一期售出后，加入了好几个人，还有哥哥特意邀来的一位大学生--从初中就要好的学友郝治，他正在“北京轻工业学院”就读，甘心情愿充当《出身论》和所有文章作者的角色，假名“马列”。立即，人们为了见他，就像来朝圣一般。这样，所谓的“司令部”便也初具规模了。
反响越来越大，遭到某些坚持“血统论”的人极大的仇视。第二期还没有出，他们就已经来砸过几次，将接待处洗劫一空。很多集会上《中学文革报》都成了辩论的对象。处境日益艰难，买纸和印刷都成了问题。一二○一厂怕惹事，拒绝再印第二期。
这时，自来水公司的一个工人组织派人来联系，表示赞同《出身论》的观点。于是在他们那里借了一块安身之地，继续办报。
牟志京到一二○一厂死磨活泡了两天，终于把负责人说动了，答应印第二期，但绝不再印第三期。
第二期的头版文章，由哥哥写了“谈纯”。
当时有许多种铅印小报，有些报根本卖不出去。而街上的人只要一听说是《中学文革报》，便蜂拥来抢购。许多人唯恐买不到，便不按秩序排队，人人伸手送钱，那情景真是难以形容。
有一次罗勉去卖报，人们立即排了一长队，可是少数人不守秩序，队形乱了起来。罗勉一生气，抱起报纸就跑，想躲到一个清静的地方重新卖。一回头，一长队的人跟着他跑……
又一次罗文和同学去卖报，人们竟把果皮箱撞翻，他们只好钻进一辆闲停着的客车里，从窗口里卖……
每一个卖报者都遇到举不胜举的难以忘怀的热烈场面。当时小报是二分一份，可是在换报纸的黑市上竟须用二十五份其他小报才勉强换来一份《中学文革报》。
第一期印了三万份，第二期印了五万份，而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如“清华红卫兵”和“兵团战报”等，每期都印五十万份。可是数《中学文革报》的读者来信最多。最初邮递员还管送信件，后来信太多，驮不动，索性叫办报的人自己去邮局取。每天都有半麻袋信，一次就是几千封。各省都有信来。信件太多，根本看不过来，所以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家分头各看一堆信。
很多人在信里附了款，要求订阅。大部分读者表示赞助和关心，但也有少数人透露了某些顾虑。许多人在信中叙述自己在出身问题上所受的歧视和迫害，特别是农村的问题更为严重。不少二十几岁的青年被称为“地主份子”、“富农份子”，遭受着种种非人的待遇，读了令人愤郁不平。写信的人无不对报纸寄予极大的期望，不少人竟天真地相信：“中央文革”一定会支持《出身论》的观点的。
一些感人肺腑、事实充分的信由四中接待站转交哥哥手里，他都记下了地址，以便联系，这样的地址有上千个。哥哥是不爱哭的，但每次读信时，常常潸然泪下。亿万个青年的命运，和他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从中感受到无比的动力和巨大的信心。雪片般的信件，更坚定了他捍卫和探索真理的决心。
《出身论》的传播范围不仅从读者来信中可以看出，不少人还寄来了几十种油印、铅印的复制本。各省都有复印的，抄成大字报贴在街头的形式就更为普遍。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湖南已经出现“湖南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在湘潭、长沙已掀起了对《出身论》的辩论。……凡《出身论》所到之处，处处燃起一片烈火。
四中接待站有多少热心的读者啊！一位三十多岁的四川人，向接待站讲述了四川地区血统论的猖獗，并表示坚决捍卫和宣传《出身论》的观点。每天接待站一开门他就到，帮助接待各地来访者，热情洋溢且有耐心。他说：“如果《出身论》错了，要抓人，我愿陪你们进监狱。”有不少人是干部子弟，他们并不因自己出身好而自傲。其实，《中学文革报》的一些发起人如牟志京和其他参加者，不少人出身是很好的。
反对报纸观点的打砸抢份子们经常前来挑衅。有时几十个红卫兵闯进家来，声言和哥哥“辩论”，一个个气势汹汹，语录声口号声震天地响，将哥哥团团围住；而哥哥每次都如入无人之境，以镇静的态度和锋利的语言使他们震惊，使他们无数次伸出的拳头又缩了回去。
哥哥还希望舆论更大些。于是他写反驳《出身论》的文章，和自己正面观点的文章登在一起，以此扩大影响。在第二期以“步曙明”和“齐声唤”的笔名写了“《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接着，第三期至第七期，他又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写了《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论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谈鸿沟》（这一篇也发表在《首都风雷》报）等文章，具体阐述《出身论》的观点。可是，奇怪的是：反对派的报纸却很少有具体的反驳，只有大量的谩骂，最常用的词是“诡辩”。
一次牟志京对哥哥说：“这些报纸，看来就靠‘诡辩’两个字活命了。”
哥哥严肃地听着，然后问道：“你能不能给我说说什么叫诡辩？”
牟志京在哥哥的凝视中思索着，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词句。哥哥说道：
“当你的观点还不能被别人接受的时候，那么你就是诡辩。”说罢咯咯地笑起来。
洋洋洒洒的几十万言的文章，都是哥哥利用下班时间写的。他文思泉湧，提笔不停，这是他多年受压、多年思考、多年实践的结果啊！不过他始终以一个投稿者的姿态出现，并不直接介入《中学文革报》的事务，这不仅是他主观的愿望，也是为了彼此的安全。他希望自己的观点得到“中央首长”的支持，那样也许就不会有坐牢的危险；然而，始终没有。
预计将会到来的风暴终于来临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戚本禹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在强大的高压下，《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
情势危急，随时都有被专政的危险。哥哥第一次召集了《中学文革报》所有的骨干，镇静地对大家说道：
“今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如果出了事，你们切记，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我的罪名，反而只能给你们自己找麻烦。”
他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他早就发现暗探跟踪了，可他一点也没有沮丧的心情。他的精神和以前一样饱满，而且利用工余时间研究新的问题--写了一篇几万字的《工资论》。他列举了目前工资的不合理现象，研究出一套新的工资体制；即发给每人基本不变的生活费（无论是工人或农民），其余按本人的工作贡献发薪。他依旧不卷地探索着！
他甩开了暗探，利用一周的病假期间去了一趟北戴河，去看他从小就爱慕、却从未见过面的恋人--大海。他奔向大海的怀抱，轻快地呼吸和遨游，多蓝多美的海啊！
淮河、黄河与海河，风尘万里泛浊波；人生沸腾应拟是，歌哭痛处有漩涡。
恶浪、恶浪奔驰速，风雪日夜苦折磨；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多少英雄逐逝波！
他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吟詠着内心沸腾的诗句……
暗探的跟踪和监视越来越明显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哥哥对不惜冒风险来看望他的好友牟志京说：
“现在对我的监视更严密了，到我这儿来太危险了。今后不要再来了，出事的可能性很大。”
“你估计会出什么样的危险呢？”
“很难说，各种可能都有。但是我相信一点，如果毛主席看过《出身论》，他不会反对的。我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请你替我妥善保存。今后万一我有什么不幸，你千万保存好，在急需的时候能把它设法交给毛。我相信有这么一天--人们会对《出身论》做出公正的评价的。”
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哪！它是向全国人民的诀别书，是迸着血泪的最后的呐喊，是真理的忠实的宣言！他把信郑重地交给了牟志京--当时家里人都处于危险状态，除了牟志京，谁能保存呢？哥哥的脸上只有严肃和沉重，完全没有平时那风趣和轻松的神情。仿佛他早已看到了自己的结局，然而，却又没有半点犹豫。
这封宝贵的信，由于后来牟志京颠沛流离的生活，丢失了。
暗探无时无刻不在跟踪，哥哥给广东的两位友人写信道：
……我大概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也受到讯问，给他们增加了负担。固然，如你所说，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那么脉络分明，整个一部历史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绝不是没有，即使将来真相会大白于天下。……我写给你这些，是想讲清楚我的处境，否则你为我受累我是很对不住你的。在北京因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大学毕业生不予毕业，不发工资，外地还有打成反革命的。这时候遭到邮检不是很妙的事……我自己做人，当然还坦荡，不过假使遭事，将来还会更多。还是林杰有权力的时候。红旗杂志派专人做过调查，他们是专信谣言的，那怕是最荒诞不经的，一查对就可以搞清楚的，他们也深信不疑……
在另一封信里说：
……北京郊区绝不会比广东农村好，否则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没有办法生活了。因为这儿已经到了极限。且不说运动初期，有全村一夜被杀死七、八十口的情况，有活埋的情况，即使是现在，精神压力也是相当可怕的……无论怎样讲，围绕着《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还是失败）……我相信这个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是维持不住的，这种手段也是不能永远奏效的。……
这两封信都遭到了邮检。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哥哥照例在他的小屋里闭门思过。然而全家谁也睡不着，盼着再多看他几眼，多听听他那沉静亲切的声音。那是昨天早晨，哥哥一边洗脸一边对母亲说：“妈，我觉得要不好。保卫科的一个同志偷偷告诉我，我的档案已被公安局要走了。很可能我会被捕。”
这句可怕的话终于从他的嘴里说出，而他的神情却是那么平静自若，就像在谈一件极平常的小事。母亲呆望着他无言以答，她能说什么呢？
此时，一家人眼巴巴地等着……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那间坐落在小院一角的小屋里，那静悄悄的、溢着桔黄灯光的小屋……
老挂钟敲过十二点，哥哥推门进来，对屋里忧心忡忡的一家人说：
“刚才我在闭门思过。思这一年我有哪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行为。”
屋里的人没有说话，无不受着巨大的感动。那时谁也不知道，他在本子里刚刚写下了这血雨腥风时期的誓言：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清晨，哥哥照常去上班，刚一进厂就被捕了。听说被捕时一帮公安狠狠地用电棒揍他，把他的衣服都打破了。他们毒打他，要先让他尝尝厉害、要先让他恐惧、屈服；他们毒打他，用电棒将他打得昏晕过去。同一个早上，郝治也被“轻工业学院”的联动分子们毒打，然后关进该院地下室，他们天天毒打他，三个月，郝治硬是闭气不吭，最后以绝食抗议。这个早上，罗文也被学校的联动分子毒打，被打得晕死过去。同一个时刻，母亲又一次被关入工厂的地牢。
孙刚，一个血气方刚的二十岁的青年，从东北省坐火车来北京，一心只想见见哥哥，表示仰慕。次日哥哥被捕，警察来抄家时将他抓走，仅因这一面，他被判刑十五年。
被捕的那天，在小屋的桌上还放着哥哥未定稿的《工资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预审）
问：你有什么问题？
答：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
问：你还是谈谈你的问题。
答：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
问：你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吗？
答：我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够好，我思想上还没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没有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问：你不要在这里演戏，我们把你抓到这里来就了解你的问题，你早就在我们的监视之内了。……
答：毛主席的著作我学了。元旦社论我学了，我没有一条够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的。
问：你没有问题吗？
答：我即使有问题也是人民内部矛盾。
问：《中学文革报》是谁办的？
答：我一个人。……我相信如果毛主席知道我的《出身论》，他老人家会解救我的，如果你们允许，我还要给毛主席写信。
问：你最好把背后写的那些东西亮出来。
答：几年以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
问：你不用讲好听的……
答：我的日记被《红旗》杂志拿去了，你们可以看。我的日记中是表达我对“人民”的热爱的……
问：……不管你多狡猾，群众也会把你揪出来。
答：……我请求你们让我给毛主席写封信，毛主席知道《出身论》是我写的，他如果知道我现在这个情况，毛主席绝不会说我够专政条件的。
一九六八年一月九日
问：你的日记为什么烧了呢？
答：我怕别人看。
问：你为什么突然想到要烧呢？
答：我认为没有保留价值就烧了。
问：你留下一本是什么皮的？
答：是蓝皮的“北京日记”。
问：这个日记下落哪儿去了？
答：下落我不知道，我交给我妹妹了。
问：你把情况谈谈。
答：这本日记记的都是我们厂子的真实情况。
问：记的都是你的真实思想吗？
答：日记写的时候有片面性，因为写日记和写文章不一样，都没有经过推敲，青年人的思想也有很大的起伏性。
问：你不要诡辩，你看看这本日记是不是你的？
答：是我的。
问：这里边所写的反动不反动？
答：不反动。我思想上有缺点、毛病。
问：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应当怎样？
答：应当“尊重。”
问：你日记中有没有攻击伟大领袖的话？
答：没有。
问：你这个人思想一贯反动，一贯耍两面派手法……你日记中对伟大领袖、对社会主义制度有刻骨的仇恨……
答：我希望你们看我的主流。
问：你日记中有没有攻击伟大领袖的地方？
答：没有。
问：你交代不交代问题？
答：我这本日记由头看到尾，就知道我热爱不热爱祖国和人民了。
问：你日记中有没有反动内容？
答：无论如何我对祖国和人民是热爱的，尽管我思想上还是有错误的。
问：你七月三日记，把学习毛选当作为残酷野蛮，这反动不反动？
答：这我有辩护的余地，我指的是教条主义的学习。
问：……今天不准你辩护，只准你认罪。
答：我指厂里拿学习毛选来压制运动。
一月十日
追查“反革命小集团”时，预审员问到两个人时。
答：你无非是说我搞反革命小集团，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根本没有。
问：如果有呢？
答：如果有我负法律责任。
问：这已经定论……你不交代，是你保护了自己，又包庇其他反革命份子。
答：你说的我很惊讶，我根本不包庇别人……我有错误思想，但我可以保证我和安徽、北京任何人也没有搞阴谋活动。如果有，可以最严厉地判决我。
一月十二日
问：几千封读者来信的地址，你为什么抄在本子上？
答：我也不知为什么。
问：你放肆！你不交代，还想不想活？！你是要搞党派！这是铁的证据！
答：我从来没想过搞党派，你们没有事实。
问：我们可以告诉你，只要你不投降，我们是不会放过你的……你对我们的仇恨很深。
答：没有。
一月十三日。
问：你攻击姚文元同志，比吴唅走得更远。
答：我和吴晗不一样，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是写彭德怀翻案。
问：你的表演是你阶级本质的暴露……你坚持下去必然会得到更惨重的失败。你听见没有？
答：听见了。我没有事实。
问：你搞大量的反革命活动，怎么没有事实？
答：我没有搞反革命小集团。
问：……你的问题不交代，也跑不了，……你是不是要顽抗到底？
答：我根本不是顽抗到底。
问：那你这算什么？
答：我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小集团，也没有这样的活动，如果我真有这样的事，你们可以最严厉的处罚我。
问：将来我们把大量事实摆出来你怎么办？
答：那怎么处理我都可以。
问：你现在这样顽固，到了时候有你后悔的一天……你不交代我们也可以处理你。你听见没有？你讲不讲？
答：（拒绝回答）
问：今天你又抗拒了一堂，我们再警告你，抗拒，我们一定要从严处理，在人民法庭你继续放毒……你听见没有？
答：听见了。
一月十六日
问：你考虑了吗？
答：……我写《出身论》，以前我认为不是为我自己的，我是为无产阶级做事的。昨天通过你的谈话，我开始有了怀疑。我对于我的家庭认识是有个过程的，小学三年级我九岁时，赶上“三反五反”，我向派出所检举了父母的一些问题，受到团市委的表扬。班上同学王杰的父亲和我父亲认识，把这事情告诉了我家里，从那以后我和家里关系一直不好。高中时候我也是和家庭划清界线的。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我确实认为是家庭出身不好造成的。但高中毕业后我还是愿意到工农中去锻炼改造自己，这样就到了红星公社……当时组织上信任我，让我管粮食，我们小队长是党员，他叫我在粮食中搞鬼，他也搞鬼，本来我很信任他，认为他是党员。出事后，我检举他，他没有受处理，却不叫我管粮食了，从此我情绪低落……
（关于劳模）时傅祥他是掏粪工人，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劳模，过去报纸上常有他的报导和他的文章，文化革命时听说他组织捍卫团保刘少奇。江青说他是工贼，于是天天挨斗。掏粪工人出身当然清苦，可是一挨斗，祖宗也要变，现在说他出身是粪霸。
有一天他被拉到我们工厂里游斗，我见到他一次，戴大高帽子，两旁站着几个气势汹汹的小伙子，卡车绕场一周，大家都跑出来看，他是个胖胖的五十岁左右的人，带着一副听其自然的态度，并不显得怎样不安。
关于时傅祥还有一件事，有一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刘少奇和他握手，大概还说了一句什么话，于是一位著名的画家叫李琦的，用半中半西的手法画了一幅“同志”这样的画，座中两人，左边是刘，右边是时，上角题词摹拟刘的语云：“你是掏粪工人，我是主席，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同志。”文化大革命时，李琦便成了“黑帮”。虽然他也画过毛主席，那幅画还是我所见过的他肖像画中最有风格最好的一幅，但也无济于事。
建筑业的劳动模范最著名的是张百发。几次出国，被当作专家聘请。他原是普通工人，组织了“张百发青年突击队”，是砌砖能手、毛主席著作学习标兵、共产党员，三天两头做报告。现在参加过人大会堂劳动的人，大都还记得，张百发怎样教他们捆钢筋，据说的确有两手……以后张百发被宣布为工贼，原来的事迹也都成了假的，而且假得出奇……
问：你讲了半天，并没有讲到点子上！你不要跟我们兜圈子！……只许你认罪！
九月三日
问：一九六二年你说如果日本能使“中国”工业化，有什么不可以？
答：这是对我的诬蔑，这根本不能连在一起的，我根本没讲过这话，这是莫须有！
问：你放肆！你是反动，你是卖国贼、叛徒！你放老实些！
答：这连影儿也没有。这样的材料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问：这与你的日记吻合。
答：找不出来……
问：你解释也不能解释没有了。
答：我对有的问题有不同看法……
问：你反动！你还在放毒！
答：不对。不能把我没有的东西加在我头上。我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要相信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的觉悟还是有的。（你们）这样不行！
问：你对社会主义恨之入骨，……你不向人民低头认罪说明你顽抗……以上问题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给你定罪。
答：我不承认。
问：我们给你交代党的政策你听进去没有？
答：不是听不进去，是没有影的事。
问：我们用毛泽东思想看穿了你的罪行。
九月十七日
问：哪一个敢暗害伟大领袖……
答：这是没有的事。
问：你对伟大领袖、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没有仇恨？
答：我没有。
问：你态度极坏，怎能从宽？……你服不服是你的事，怎样惩处你是人民的权力！
我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
遇罗克一九六八年十月八日
注：以上材料均摘录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存档。
从以上审讯记录中不难看出，哥哥的回答是多么有策略啊！首先，他态度一直是平和的（除极个别处），是承认自己有“错误”的--在中共的法庭里，他知道态度太强硬对自己是不利的，但在实质性的问题上，他什么也没承认过，对谁也没交代过，至死也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难道他相信什么领袖会解救他吗？早已破除了个人迷信的他，比别人更知道《出身论》的厉害。如果他口口声声这样讲，或给哪位领袖写过信，那纯粹是想活下来的一种手段。除此，还能有什么办法？他想活，绝不想死。正是这种“软中硬”的“狡猾”、“顽固”的态度，使审讯员们大为恼火。换了许多个审讯员对付他，一个月连续审问达七、八十次地折磨他，给他戴背铐、让犯人殴打他，关禁闭惩罚他……可是哥哥没有一丝屈服。
他被折磨得头发脱落，脸色青黄浮肿，原来微微有些驼的背现在更驼了……但在复杂的监号里，他却以永不衰退的乐观精神感染着人们。
张郎郎回忆道：
在监号里，他以那惯有的略带嘲弄的笑容向新难友介绍自己的名字，
“我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下面去掉心字，再加上一个走之，罗霄山脉（罗霄山脉是井冈山根据地所在）的罗字，克服困难的克字。”
说完，又微微一笑。这在困苦中作出的会心微笑，给难友以多大的鼓舞啊！
当犯人们“学习”得疲惫不堪，背语录背得头昏脑胀的时候，遇罗克会突然出奇制胜，说几句引人兴奋的话。
一次，轮到他发言时，他慢条斯理地说：“我想，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这一下子，屋子里的人都愣住了。几个“积极份子”马上站起来争先恐后地向他猛烈抨击：
“什么？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蒋介石也存在，他合理吗？！刘少奇也存在，他合理吗？”
遇罗克一点儿也不着急，微笑地继续逗着别人的火儿。
“你们考虑考虑，要是没有存在的理由，他们能存在吗？”
“你反动……”等批判者的话到了相当尖锐程度的时候，他忽然收敛了嘲弄的笑容，做“正色”状，说：
“你们先别忙着批判，这句话可不是我发明的，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论述的。”
看着那些积极份子们瞠目结舌的样子，他又嘲弄似的笑了起来，那咯咯的笑声是那么开心。
而他在和人们单独聊天的时候，却很少笑。他把别人打发时间的“聊天”当成一种学习、求知的手段。他常说：“每个人总对某一种事物”门儿清“（即内行），所以，无论谁都在某一方面比我知道的多。”
遇罗克在这儿学到了不少知识--水泥的全部生产过程，世界电影现状--包括各国影片的生产情况、年产量、频率和周转率、机械制造、西洋近现代美术史……监狱里常常换号，因此，他便把在另一间牢房里听来的给新号里的人讲述，通过讲述来复习这部分知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他所讲的那一门知识的内行呢。
由于处处受监视--队长监视，号里大家互相监视，这种聊天时常中断。往往一点事要聊好几天才能说完。
在这复杂的困苦环境里，遇罗克希望大家都对哲学感兴趣，更念念不忘宣传他所相信的辩证唯物论。在牢房中，他借“学习毛选”为名，以讲辩证法为题，开了“形式逻辑”的课程。几个小青年学得十分起劲，因为他很擅于把抽象深奥的理论用几句话讲得通俗易懂。他在这里成了博學的老师。
我是学美术史的大学生，高干子弟，参加过红卫兵，但我一向反对打人，也从没打过人，只是因为反对江青才被捕的。被捕前，我从父亲那里常能看到一些“内部书籍”，如法国沙特等人的哲学著作，所以喜欢现代哲学。我说：“现代哲学和古典哲学不同，并不一定要形式逻辑作为骨架。沙特的存在主义和黑格尔的哲学是有极大的区别的。过去的哲学已经被这一代人摒弃了。”
遇罗克很不以为然，我和他论争，他后来有些生气地说：“不行，你得下点儿功夫把所有的观点深透地研究一下，好好学学再做结论。学哲学不但是对客观世界了解的过程；也是对自己思维进行整理的过程；学哲学可以使思想科学化、条理化。形式逻辑尤其重要。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正确，而且是神圣的，无与伦比的。沙特的著作我还没有见过，而你的理论又说不服我……”
遇罗克从不以道听途说或一知半解为满足。任何一种哲学，他都要钻深、钻透、反覆比较、与实践相联系，才能承认它的价值。
一天，他从同屋的另一个老犯人那里借来了延安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拿它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版本对照来读，读得很认真，每篇都一字一句地校对，时常若有所得的点着头，有时则掩卷而笑，那咯咯的半嘲弄半天真的笑，使那老犯人不由注意起来。
“出狱之后，一定要找齐各种版本，对照来看，那才真有意思！”他两眼放光地对我说。
“怎那么有意思？”
“对照着看，能看出许多问题。从他们删改的地方可以看出，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要使人民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他们，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
在某些同号的人眼里，他是个奇怪的“书生”--微驼着背，带着深度近视眼镜，头发过早脱落，完全是个书生模样。每天早上起来还做做广播体操，浑身书生气。最爱念邓拓的两句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他们哪里知道，就是这位“书生”，却能洞悉社会，了解人生。
他把审讯当做一种训练、一种游戏。他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他软硬不吃，对预审员那一套早就熟悉透了。预审员气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向他公布证据--他自己亲笔写的文章摘要和书页上的评语，问道：
“这是不是你写的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话？”
他一声也不吭，脸上毫无表情。预审员又追问：
“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
“我不想回答。”他这样说。因为他知道和他们是说不清楚的，但他又绝不愿意向他们低头。
没有在那个时间住过监狱的人，不会明白，这种“顶牛”需要多大的勇气。因为，拒不认罪本身就可以构成重罪。他的确是煮不熟、熬不烂、踩不扁、砸不碎、响噹噹的一颗铜豌豆！预审员骂他是个最难斗的监狱油子！
监狱油子吗？他是也不是。
他的确是个监狱油子。他了解监狱的各种法令、条例、审讯的方式和手段--他以前看过的书现在用上了。甚至他能从蛛丝马迹中知道预审员的姓名和背景。每个人受审回来，他总要向他们打听，问了些什么？怎么问？从而了解形势。他向各个犯人提供法律的常识和参考的意见，告诉他应该如何应付下一次审讯。他清楚牢房里每个人的思想状况、家庭背景和心理状态。他最知道哪些人是出卖灵魂的走狗，并且擅于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来掩护自己在牢中的活动。
“你干嘛要把牢房里的矛盾搞得这么复杂？”我问。
他笑笑说：“如果牢房里面很平静，我们每天连聊天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汇报上去，所以，索性把牢里搞得大乱，二十几个人的矛盾，谁也搞不清谁是谁非，我的言行就没人注意了。再说，这也是政治斗争的缩影，可以练练手儿。”
遇罗克的确很成功，使几个积极份子互相争斗起来，互相指责对方组织反革命集团，而他却不受人注意了，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别人聊天。
他又不是个监狱油子。他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见利忘义、落井下石。他也从来不会在老弱病残者身上踹两脚，表示自己心狠手黑，借以镇虎其他犯人。他从来不会用诬告别人的办法博得管理员的好感和青睐。他对那些“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的人是深恶痛绝的。
一个小小的监号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是卑劣、阴险和自私高度集中、充分表现的场所，而遇罗克在这里所玩的“政治权术”，是其他人望尘莫及的。
几乎每天早上吃完早饭，他都要向管理人员要纸和笔。在牢房里是不允许有纸和笔的，他说：是要写思想汇报。因为他是重要的思想犯，所以每次都会给他。他就利用这些纸和笔，乘机写自己想要写的东西，写好以后藏起来。
我们编写了一本“中国古诗集”。从屈原的“渔父”到谭嗣同的“绝命诗”，凡是能背下来的诗词，都尽入其中。几个月下来，凑凑也有了几百首。
星期天，我俩利用缝补的机会，拿针线装订起来，许多人都偷偷借去传抄，默默地念着、背着。牢房的灰壁上，似乎浮现出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等景色--他教大家作起古典诗词来了，并给他们讲解诗词的结构、作法和修辞学。
但告密者常在，一次检查牢房时，即使这些诗放在棉衣的棉花里，也被全部搜走了。不过他并不扫兴，依旧教大家写诗。他说：
“旧体诗有许多内涵，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也只有用这些形式才能表达中国人特殊的感受和情绪。”
他念了自己“登鬼见愁”那一首词，大家都喜欢其中的气魄。罗克伤感地望着铁窗外的一角，那傍晚的天空--他多向往自由啊！
“我不会忘记你们作的诗词，”他鼓励大家说，“如果有一天我出狱，我一定编一本‘狱中诗抄’，你们写的诗里有不少妙句。”
他的嘴角总是挂着一丝玩世不恭的微笑，但是，也有愁闷的时候。他有时向难友讲起自己的家，自己的童年。他想念父母、弟弟、妹妹……
“我们家的那个小姑娘……”他总是这样提起遇罗锦。
平时，他很少哼歌，可是一说到童年，他就会唱起苏联的一首歌曲：
“由史达林率领我们去前进，大元帅号召我们去斗争……”
他唱得很雄壮，唱完之后又自嘲的笑笑，对我说：
“那是在少年宫学的，当时还和合唱队一起唱这支歌参加歌咏比赛，赢得了第一。”
我能感到，他有一个金色的童年……
“你会唱列宁最喜欢的那支歌‘光荣牺牲’吗？”他问我，他一定想振作起来。
“会。”
“教我唱吧，我一直想学。”
我们站在黄昏的暮霭里，站在炕板上，望着窗外朦胧的余晖，那里刮着的微风是自由的。而这二十平方米的牢房却要挤住二十个人。
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
你光荣的生命，
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他动情地唱着，歌声那么认真、沉重，牢房里的人都默不作声，静悄悄地听着、听着……
“唉！别唱了！”一个老头终于忍不住了：“已经够难受的了，还唱这么惨的歌！”
遇罗克回过头来，看着老头笑了：
“这个歌一点儿也不惨啊！”
“算了，”我扫兴地说，“我们不唱了。”
我们坐下来，那时候，遇罗克比号里其他犯人多一样东西--背铐，这是因为他不交代问题而受的惩处。吃饭时摘下来，血液刚一流通又铐上，铐得紧紧的。血管胀得非常难受，疼痛钻心，又毫无办法，好一阵才能过去。每当这时，他总想找些轻松的话题和谁谈谈，以分散注意力。可是，只要有谁一戴上铐，立即被视为号里的危险份子，谁和他说话都要被别人汇报上去，人们恐惧和躲避的目光更像刀子一样刺进他的心。每当这时，我冒着自己同样受罚的危险，和他找话说说。
“金色的童年一去不返了！”有一次我说：“一切都过去了！”
“对，”他微笑地回答，“将来的生活，无论什么样子，过去的一切是永远不会再有了。可是，你怎能知道，将来就不会更好呢？”
“你是个理想主义者。”
他不答话，只是微笑着悄悄地哼起那支刚刚学会的歌。
“我入狱纯粹是历史的误会，”我懊恼地说，“我根本不懂什么政治，也不是什么政治家，只不过是个热情的青年，却被糊里糊涂地卷进了政治漩涡，作为政治犯关在这里。”
“我值得。”他想了想，郑重地说道。
我望着他，他直视着我的眼睛，自信地说道：
“你出身高干，过去生活一直优越，这所大学上腻了还可以上另一所，不可能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一直没有和你们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生活权利。我们从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最令我痛心的，就是绝大多数出身不好的人总有种先天的自卑感，以至有了说话机会的时候，也很难去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我虽然被抓了，也许结局不堪设想，但能为出身问题付出这么大代价的，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说《出身论》是呐喊，也是我们这些青年能够发出的最强音了，文章的巨大影响比我想像的还要强。你不知道，那些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十分感动我，我不止一次地哭过。许多人寄来血写的信，捐款的、流着泪找到报社来的，……为了他们，我愿付出任何代价。”
他这发自肺腑的话语，使我深受感动了……我默然不语地望着他。过了会儿，他又笑笑说道：
“我本来一直想，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和一个出身高干的青年，在相等的条件下较量较量，你来的那天，我认为机会来了，我想，如果你来高干子弟蛮横的那一套，我一定要把你整苦，让你知道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厉害。可是和你熟了，才知道我们很有共同语言。”
在监狱里，许多蛮不讲理的人物，一听说他是遇罗克，马上都肃然起敬。因为他是《出身论》的作者，是第一个站出来替这个时代被侮辱、被损害的“贱民”作公开辩护的人！他是一个勇士，而且是一个聪明、冷静的勇士，他知道在什么时候打出最有力的一击。
对遇罗克的审讯已到收缩程度了，越来越紧张。
“你这死反革命，顽固透顶！”审讯员最后一次警告他：“你的下场可想而知！给你最后五分钟考虑后果！”
二十几个人都出去了，只剩下遇罗克一个人。
五分钟到了，门被撞开，二十几个人忽啦啦涌进来，围着他坐了一圈，气氛煞是森严。
“遇罗克，”审讯员厉声喝问：“你考虑好了吗？”
“考虑好了，”他慢慢地抬起头：“请您让我家给我送一支牙膏来。”
“遇罗克，你行！有你的好处！你等着吧！”
张朗朗两次和哥哥关在一起--普通监狱和死囚牢。
哥哥不可能和他讲得更多、更深。如他对中共政权的腐朽之恨，对专制残暴的了解之深；他对这个国家的真正看法，以及对将来的看法。他更不能讲，在审讯中死缠活缠的，便是公安认为他要搞党派。他深感中共以“血统论”建立封建的长久统治，制造一代又一代的“敌人”，大搞愚民政策，反过来，又为“敌人”的庞大所恐惧。哥哥绝对不会无心抄写读者来信的地址，他一定认为，唯有今后成立党派，才能与中共抗衡，才能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城府极深的哥哥，不仅不会在狱中对任何人讲，也从未对家人讲过。
恐惧的中共，将几千名的来信地址，一网打尽，将每人都判以厉刑或死刑。许多死去的英雄至今不知姓名。
偏偏喜爱枪枪弹弹的罗文，在外地的武斗工人中，得了一颗手榴弹，他只为好奇和玩玩，却不料成了哥哥的又一项罪名，说他要“扬言谋杀”--谋杀谁？判决书上竟无谓语。
到底哥哥在狱中受过多少酷刑？至今是个谜。除去说得出口的酷刑，更有许多说不出口的下流酷刑。为了从心里上先摧垮一个人，中共恶狼们，任何下流事都做得出来，这已是全世界人所共知。
然而，没有任何酷刑能摧毁哥哥的意志。中共立意不让他好死，他们一定要活挖他的器官。他们给他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
死囚牢。它俗称“活棺材”。犯人被每天固定地用铁链锁住。二、三十斤重的脚镣手铐，以及锁链的长短，“活棺材”的高低和长短，只能让死刑犯蹲坐着。箱子似的死牢，一角有个抽水马桶。暖气片被海绵包住，嵌在顶上。犯人之间能听见声音，但谁也看不见谁。没有床被，没有洗漱用具。“活棺材”下面有个塞饭的小口。
有的人疯了，吼叫声、求饶声令人毛骨悚然。
处死前，两、三个月之久，哥哥和一些死刑政治犯，被拉到各大厂校机关挨批斗，多达四十余次。上囚车时，由彪形大汉的公安法警们，像扔木头一样，把死刑犯们一个个往囚车里扔。他们被勒住发不出声的细铁环，谁若喊，那环立即被拽紧，犯人就会立即窒息；而台下的人又无法发现。
哥哥久已虚弱的身体，以超人的意志，在两个彪形大汉法警的强押下，仍不屈地往上挣、挣，死不低头。
台下的群众不仅跟着呼口号；前面的人还朝他们投石块，连啐带骂。手腕脚踝早就破得鲜血淋漓，镣铐无情地蹭磨着无法愈合的伤口。每天批斗回来，血迹斑斑，浑身青肿，活人像死人一样被拖进牢房。而哥哥是怎样惊人地在死神面前，昂着他不屈的头啊！
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
遗业艰难赖众英。
清明未必牲壮鬼，
乾坤特重我头轻。
一九七○年三月五日，蓝天、白云，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坐满了十万人。--各单位都必须有人来参加。猩红的大标语上写着：“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
在阵阵高昂的口号声中，在万人高举毛语录的红海洋里，十八名老少不等的男政治犯，两名女政治犯，都带着沉重的脚镣手铐，脖子上卡着发不出声的铁环，每名犯人被两名彪形大汉的法警用力押着、按着；哥哥站在中间，脸色青黄、浮肿、憔悴不堪，死命往上挣、挣，两名法警吃力地按着他。
主席台上的军代表大声地宣判。随着他的呼号，十万人个个高举右手的红语录，口号疯狂地震天响。
极大的足球场，停着大大小小的灰绿色警车。稍远，有一辆约五米长、三米宽的雪白色大汽车，无窗、无牌无字，车门紧闭。
二十名犯人全部宣判完了，军代表大声说：
“以上各犯，均报请最高法院批准，验明正身，现在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有的犯人已经吓昏了，被警察拖着，尘土带起几丈高。哥哥拼命地挣扎，他不肯低头，也不肯把带着铁镣的脚向前迈出一步，十九名犯人被拖往深色的警车，唯独将哥哥拖向白色的大警车。哥哥死命地顽抗。又加来两名法警，他们用力地拖拽他。白色的汽车门突然开了，他们将顽抗的哥哥抬拽上去。
车内的手术台上，躺着刚刚被注射昏迷，用消毒水擦净身体的哥哥。他的手、脚被四个穿白大褂、带白口罩和胶皮手套的人紧紧地按着。
握着手术刀的主刀医生手微颤着，慢慢地、准确地、长长地划开了哥哥的胸膛。
历史的定格。
编者按：本文摘自遇罗锦《一个大童话——我在中国的四十年（1946-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