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他卸任前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中国政府已把2013年中国GDP增长目标定为7.5%。自2012年始，中国政府已经连续两年把GDP的年增速目标定在8％之下了。尤其是在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还特别强调：“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并存”，等等。这说明中国政府决策层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判断是理性、务实、清醒且确当的。
近期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和财经界人士看到2012年第四季度和今年1月份中国的一些宏观数据向好，尤其是看到2013年1月份的商业银行贷款遽增到1.07万亿元，便判断中国经济已经筑底回升，甚至有些经济学家开始担心2013年中国经济会再度过热。这样判断可能有点过于乐观和过于短期化了。中国经济增速在经历了连续七个季度的下滑之后，2012年第四季度一些宏观经济指标回升，可能是短期“补库存”的一个表现。笔者的判断是，整体而言，经过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的30多年高速增长，尽管在补库存的短期驱动下2013年中国经济的表现会不错，年终完成政府工作报告所定的7.5%增长目标也许没有多大问题，但这也许并不改变中国经济正在从一个9％以上高速增长阶段向一个中速乃至中低速经济增长期渐进过渡的趋势。
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正在下移，这应该是个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在人类社会现有科学技术发展阶段上一轮工业化的中后期。其表层现象是，到2010年中国就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已经居世界第一，钢铁、水泥、煤炭产量已经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深层的问题则是，目前几乎中国所有制造业均出现产能过剩，尤其是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焦炭这些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较为严重，光伏、风电设备这些新兴产业近两年则出现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
按照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2013年3月6日“两会”期间答记者问中所提供的数据，中国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焦炭这些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率在25％-30％之间，而光伏产业的产能利用率还不到60%，风电风机的产能利用率不到70%。另外，一些最新数据表明，近些年来迅速发展的中国汽车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过剩率据估计也达到了28.5%。这里更不用说家电和其他日用品行业了。按照广晟财富投资基金公司经济学家刘海影博士不久前的研究，目前中国各行各业的综合产能过剩率已经超过30％，虽然还没有日本高（超过40％），但已经与韩国1997年危机前的水平差不多。
从国际上来看，尽管美国经济在未来一两年会有温和复苏，可能有超过2％的经济增长，但欧盟国家、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还将深陷这一轮长萧条。按照欧盟委员会2013年2月份的预测，继2012年欧盟经济整体萎缩0.6%之后，2013年整个欧元区经济将会再度出现负增长。即使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未来数年中有温和复苏，但由于这些年中国制造业产品成本的上升，其中包括劳动成本的上升、政府税收的增加以及人民币的升值，中国原来的许多传统出口产品，正在国际上逐渐失去竞争力。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单月外贸出口差不多已臻顶峰。
中国外贸出口增长渐臻顶峰，不仅仅将会通过净出口这一个渠道对未来中国GDP增长贡献甚微，甚至为负，而且又反过来制约与外贸出口相关联的企业投资，以及在中国各地前些年遍地铺开的开发区、产业园和科技园的投资。企业投资不振，而政府公共设施和基建投资又受限于各地方政府已有的沉重负债。即使今后几年各地方政府靠大规模地发行城投债来继续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但凭政府推动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无法单枪匹马地支撑未来中国投资的高增长了。在此格局中，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和决策层人士均相信，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只有指靠启动国内居民消费了。
然而，问题是，居民家庭消费的启动，是一个缓慢过程。居民收入占中国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多年连续下降，中国的社保、医保和教育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又严重制约着中国居民家庭消费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在目前人类社会科技发展水平上，中国普通家庭的家用电器、电脑、甚至汽车，都差不多是目前最新一代产品了，导致这些家电产品在国内市场上基本上已经饱和。在这样诸多因素综合制约的复杂格局中，又怎样期望中国的居民消费近期有个大幅度的增加，以补上外贸出口和投资放缓所将留下的“增长缺口”？另外，通观人类社会近代和当代经济史，任何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时期，都是投资高速增长时期，几乎没有例外。一国经济增长的驱动从投资转向消费，这本身就意味着经济增速的整体下移。
在中国外贸出口、投资和消费的上述格局中，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层的经济学家把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寄托于中国城镇化的加速，以及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现在看来，这一发展思路目前仍值得怀疑。综观人类社会近现代和当代经济史，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的城镇化都是工业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在2012年复旦的一次讲座中，刘海影博士最早提出了这一判断，当时还有些怀疑。现在看来，至少在近现代社会中是如此。在古典和前现代社会中，城市化显然主要是由商业化来推动的）。如果这一逻辑是对的，既然现在在整体上判断中国经济已大致进入这一轮工业化的中后期，城镇化进程会自然放缓。这说来不只是一个理论推断问题了。
譬如，就在中国政府新领导人乃至全社会都在冀望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将会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源的今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最近则预计，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仅增长0.77％，而过去多年来则一直维持在1个百分点之上。这说明，中国的城镇化，不是在加速，而是在减速。为什么是如此？道理说来简单：如果说中国这一轮工业化到了中后期，城镇化又怎么会加速？市场经济来了，难道政府还要像三峡大坝建设期间靠行政命令将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不成？即使把农民动员和迁移到城镇中，如果没有就业机会，又让他们做什么？打扑克，搓麻将？由此看来，全社会要对中长期中国经济增速逐渐下移有合理预期，不可再逆市场经济运行的自然法则来人为制造和推动城镇化，更不可盲目为人为推动的城镇化而进行过度的基础设施投资扩张，那样最终只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最近，美国达拉斯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王健博士有一项非常有意思的研究，他发现，在二战后，一些快速增长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时期后，均不是宏观经济增速平滑逐渐地下移，而是突然下一个台阶，然后再下一个台阶。我自己之前发现，日本经济增速从1955年到现在，曾下过三个台阶：从1955到1973年，日本GDP年平均增速为8.89％，1975年至1990年为中速增长期，年平均增速为4.29％；1990年后，日本陷入长期的萧条期，到2011年，这20多年年平均增速只有0.85％。
根据王健博士最近的研究，香港从1974年第一季度到1988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为8.2％，但从1989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二季度仅为4.0％，很明显地下了一个台阶。韩国从1971年第一季度到1997年第三季度平均增长率为9.1，从1997年第四季度一下子就下一个台阶，到2012第三季度这15年间仅为4.0％。新加坡1976年第一季度到1997年第三季度平均增长率为8.2％，1997年第四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下一个台阶到5.3％。台湾1962年第三季度到1995年第二季度平均增长率为8.8％，但从1995年第三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仅为4.3％。
按照东亚这些快速增长经济体已经走过的路子，我们今天不禁会问这样一些问题：是否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1973年日本、1988年香港、1997年韩国、1997年新加坡和1995年台湾的位置？是否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哪一天也不是渐进性下移，而是也突然下一个台阶？当然，这里要指出，即使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有一天降到6%-7％，这仍然不是一个悲观的结论。因为，就人类经济近现代发展史来看，这仍然是一个很高的速度，这也正与除日本以外的上述东亚经济体一样。
在目前中国经济扑朔迷离的发展前景中，中国政府决策层显然已经充分认识到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发改委主任张平的答记者问均表露了这一点。正是在目前的中国经济格局中，笔者认为，如果政府再人为定高GDP计划目标，各级地方政府再层次加码，全国自上而下保一个不可为之的GDP增长高速度，这等于一个已经到了中年的长跑运动员还要靠吞服兴奋剂来维持自己的高速记录一样。这样下去，只会有损于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降低13亿中国人的福祉。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笔者在这两天的一些访谈和两会评述文章中，建议中国各级政府可考虑在未来每年的工作报告中，不再制定年度GDP增长目标，而把经济增速留给企业、民间和市场。这样也许会更加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社会转型。
来源: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