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越南的社会管理改革根源于多元矛盾的驱动。体制转型、城市化加速及民众管理诉求的勃发既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赋予了改革的现实依据，又在客观上凝结为这场改革运动最为真切的现实语境。越南致力于建立多元治理架构，以公平、公正为轴，释放更强烈的民生气息，以技术治理方式推动社会管理由管控型向服务型转变便成为近年来越南社会管理改革最重要的特点，而顶层设计的欠缺，社会力量的孱弱以及现实中依旧突出的各种矛盾决定了越南的社会管理改革仍需进一步创新与深化。

关键词：越南;社会管理改革;多元治理;民生;服务型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尽管各国社会管理变革的具体内容、途径与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的社会情境，然而推动变革的力量却无一例外地表现出某种外发性，即改革通常源于社会系统对外部压力所造成的扭曲的自发矫正与调适。与大多数国家相似，越南近年来的社会管理变革同样表现出鲜明的压力驱动特征，这主要源自三个层面的矛盾：

1．体制转型突破社会管理容限带来的矛盾

自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经济、政治改革卓有成效。经济领域，从实行“10号承包决议”，解散旧合作社，到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越南逐渐放弃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的传统思路，国企数量由1990年的12080家减至2011年的3107家。与此同时，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样深刻，传统农业经济正逐步让位于新兴的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1]政治领域，自越共“十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狂飙突进，对内推行党内民主，强调党务公开，实现总书记差额选举，对外改革国会制度，选民直接差额选举国会代表（包括一些独立候选人），国会代表问责政府高官，同时尝试放开党禁。

经济、政治体制在极短时间内大范围、高烈度的急速转向必然导致各种社会矛盾逆向增生，进而突破原有社会管理框架承载和消解的容限，直接威胁社会系统的稳态运行。在这些仓促的新问题面前，相对经济、政治体制转型显得滞后的社会管理系统往往表现的无能为力，因而在越共十一大上，罕见地出现“自我批评”的决议：“（我们）未能禁止官僚、贪污、浪费、犯罪、社会弊端、道德衰败等现象”，“党组织和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建设、革新和提高祖国阵线及人民团体的作用等工作进展缓慢”。

2．城市化进程加速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矛盾

越南正经历迅速城市化，根据世行“越南城市化评价”报告，越南的城市化率已达到3.4％/年。作为传统农业社会，快速城市化带来的阵痛日益凸显：一直以来，越南的贫富差距并不显著，2008年越南的基尼系数为0.356，[2]低于周边各国，然而，有选择、非均衡的快速城市化客观上改变了地区间资源的分配，进而影响财富分配的既定格局。作为城市化重点的河内、胡志明市多年来GDP增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一趋势的延续将导致区域差距扩大，城乡断裂逐步加剧，甚至可能激化民族矛盾，引发民族冲突，2011年4月的“孟艺事件”[3]便有这方面的原因。此外，城市化过程中蕴育的现代性难以迅速荡涤传统农业社会的思维惯性与生活记忆，这使得人们对城市化过程中衍生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就业严峻、生活节奏紧张等问题的感知，在有意无意间被放大了，由此造成的情绪上的躁动与感情上的失落极易在人群中生发、传递，最终堆积演变为各种社会矛盾。

3．民众勃发的社会管理诉求与有限回应间的矛盾

近年来，越南民众的社会管理诉求日趋强烈。一方面，越南人口结构年轻，在全国8160多万人口中，14岁以下的人口占了30.2％，65岁以上人口只占5.6％，平均年龄只有24.5岁。相较老年人，年轻人对各种社会问题有着更广阔的社会接触面，对社会管理的关注与诉求更强烈，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也更强；另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工业文明的不断渗透，熏染改变着民众的社会心理与意识，对多数越南民众而言，西方社会管理的示范效应不仅带来深刻的情绪体验，更在事实上坚定了其参与社会管理的信念。

与社会管理诉求呈几何级数增长不同，社会管理系统的更新与升级则是一个增量过程，这就决定了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其对前者的回应是有限的，二者间落差的常态化，自然会带来民众对社会管理有效性的质疑与不满。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社会管理体制总是不能满足民众合理诉求的感觉一旦坐实，会在根本上动摇民众对社会管理机构的信心，破坏双方协作的意愿与效果，最终增加社会管理改革的心理成本。

二、改革的三大特征

综上所述，体制转型、城市化加速、社会管理诉求的勃发既是越南社会管理改革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主要动力，亦构成了这场社会管理运动最为真切的现实语境，由此，越共在十届十中全会上将社会管理目标阐述为：建设民主、共识的社会，强调共同主义、社会公平、民主和文明。因循这一思路，越南的社会管理改革在主体、内容、技术工具等方面表现出如下特征：

1．致力于建立多元治理架构

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的体制与一种多元的社会与政体具有亲和性”，[4]显然，多元治理是构建民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2009年，越共十届十中全会原拟提出“公民社会”，后因担心敏感暂时搁置，但多元治理的大方向却是得到肯定并在操作环节上初具雏形。

（1）政府社会管理权能的调整

社会管理的多元治理在本质上是社会管理权能重新分配、组合，进而形成主体多元、职能明确、权责清晰、互动有序的社会管理系统的过程。越南作为一个具有社会管制传统的国家，政府社会管理权能的调整是推进多元治理的首要前提，它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政府社会管控力度的适当弱化，为社会松绑。这突出表现为越南近年来的行政手续改革运动，据越南行政管理局统计，截至2011年底，各部门简化3000多项行政手续，很多部门完成简化行政手续的80％以上，极大提高了社会管理的效率，越南政府办公厅更是与行政手续改革咨询委员会联合发起“携手进行行政手续改革竞赛”，寄望于继续推进这项运动，为人民和企业提供更多便利。

其二，政府在社会力量发育过程中的角色嬗变，由守望者转向推动者。近年来，越南政府有意识地在多个领域加强了与国会及其他组织的合作，《越南2011年至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越南祖国阵线和各政治团体、社会团体、人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此同时，越南政府格外重视在社会管理中最大限度发挥人民创新能力，“重大问题决策要实行人民知晓、人民讨论、人民动手、人民检查的方针”，[5]“通过社会反馈和澄清责任等途径来完善政策、提高领导能力和管理水平”，由政府门户网站与越南电视台联合开展的“人民问—部长答”[6]节目便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2）国会的作用日益凸显

近年来，为有效推进多元治理结构的整合，越南大刀阔斧改革国会制度，其在社会管理中的实质性作用日益凝实：[1]对社会管理事务的有效参与。自1993年起，越南国会代表便采取全国直选，并制定了详尽而严谨的选举程序，由此产生的议员能够更好地承载利益聚合和利益表达的责任，以契约精神驱除权势阶级的话语垄断，维系广大民众间接参与社会管理的可能。此外，越南国会每年两次例会，每次约6周，历时约80天，国会规模控制在500人以内，议事协商表决均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近年来，专职代表[7]比例的逐年上升更是有利于国会参与社会管理的专业化与常态化。[2]对政府社会管理活动的有效监督。2002年实施的国会质询制度有效强化了政府官员在社会管理中的责任意识，质询过程的全程直播，更使受质询的官员丝毫不敢怠慢。2009年，国会对政府规划的中部高原铝土矿开发项目的质询引起了越南国内外的极大关注，最终政府不得不按照国会要求提交了项目整体方案及详细的报告。[3]对重大项目的有效审查。根据越南国会2006年66号决议，任何超过20兆越盾的投资决策都必须通过国会审查，2010年越南国会否决“梦工程”使得这一权力赋予真正落到实处。

（3）其他社会力量逐步发育

多元治理的社会管理架构意味着社会管理领域内社会力量的全面复苏，近年来，在内外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以往被压制的社会力量逐渐有了萌动的迹象。

首先，祖国阵线的“反辩”功能日益突出。作为44个成员组织的集合体，越南祖国阵线近年来承载了更多的“反辩”[8]功能，祖国阵线网站设有专门的“监督—反辩社会”板块，刊登大量来自媒体、学者、领导人鼓吹反辩的文章，由祖国阵线牵头，整合各方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社会管理的“社会辩论”机制也正作为重大项目进行严格的论证。

其次，NGO发展迅速。政府管制的放松使得越南的NGO数量大增，截止2011年，在越南的国外NGO数量有600多个，越南本土NGO同样不断涌现，“尽管这些组织目前多不具备全国性影响力，但其活动却逐渐活跃”，[9]在人权、扶贫、农业开发、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多个重要领域正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

再次，媒体参与社会管理日趋活跃。1987年，阮文灵关于媒体是“人民论坛”的提法，被认为是越南媒体开放的转折点。时至今日，媒体不仅是祖国阵线等组织对越共、政府反辩、监督的重要载体，其对社会管理的直接参与也日趋活跃，报纸上关于反对修建更多水电站，反对建设高尔夫球场等反辩文章在近几年明显增多且最终都能很快得到解决。

2．以公平、公正为轴，社会管理的民生气息愈加清晰

越南革新开放以来，民生问题渐成焦点，近年来，随着越南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越南党和政府在持续关注民生问题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融入公平、公正元素，越共十一大指出：“我们必须把经济增长同社会进步与公平结合在一起”，大会通过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更是把“提高人口素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进步与公平”作为未来主要努力的八个方向之一。简言之，以公平、公正为轴，妥善解决各类民生问题当是越南近年来社会管理毫无争议的重心所在。

（1）持续推进消饥扶贫工作

加大扶贫力度，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要举措。据亚行数据显示，越南贫困户比例已由2005年的22％降至2010年的9.45％，这得益于近年来综合采用的多种手段：

其一，政府直接拨款。仅2009至2011的三年间，政府用于扶贫的拨款达到8.535万亿越盾，平均每一个贫困县收到1300亿越盾（约合3900万人民币）。2011年，越南内务部更是通过“家庭发展经济基金”直接向城乡贫困人群发放补助，标准为农村家庭不超过1000万越盾／年（约合3000元人民币），城市家庭不超过1500万越盾/年（约合4500元人民币）。

其二，利用金融杠杆。为实现持续减贫的目标，越南近年来加强了微型金融机构体系建设，旨在为低收入的个人、个体户、微型企业提供信贷服务。以社会保障银行为例，近年来，社保银行已经为1000多万贫困户提供优惠贷款，帮助200多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助学贷款。此外，越南积极利用国际金融信贷，每年的ODA贷款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扶贫开发，2001年启动的“减贫支持信贷”（PRSC）被世行和欧盟评估为“最成功的财政预算支持项目之一”。

其三，全社会协同参与。在越南，消除贫困被认为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除政府之外，NGO组织与企业也承载了大量的扶贫功能。以企业为例，除了要尽可能为贫困人群提供就业机会，还要对其提供直接补助，根据2011年标准，各企业要为低收入劳动者提供至少25万越盾／人的补贴。此外，针对贫困人群较为集中的农村地区，越南政府在2011年推出“全国携手共同建设新农村”竞赛活动，要求各级政府机关与企业集团、其他社会组织密切协作，提高农村居民的精神及物质生活水平。

（2）加强人力资源培训，稳定就业水平

越南多年来就业形势一直很严峻，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其自身的结构性矛盾，正如越南劳动就业局局长所言，尽管越南每年需解决的就业人数在160万—180万之间，但高质量的工人仍不足。因此，解决就业问题除了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更要做好人力资源培训，越南政府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1]2012年初，越南正式成立以政府总理、副总理为正副主任的国家人力资源开发与教育委员会，负责关于教育培训、职业培训及人力资源开发的评估、总结及相关战略的制定和落实。[2]制定2011—2020年越南人力资源发展规划，计划投入2.135万亿越盾（约合6.5亿元人民币）将接受职业培训的劳动者人数提升至3050万人。[3]加强对农村劳动力和青年群体的培训，根据“到2020年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计划”的第1965/Q

.－Ttg号决定，2011年—2015年间，将为1120万农村劳动力开展职业培训。与此同时，每年为80％的青年人提供职业咨询和培训，将城乡青年失业率分别降至7％和6％以下。

（3）引进社会保障层，完善养老、医疗等服务

自胡志明时代起，社会保障就被视为革命的重要目的，“党和政府的政策是要尽可能地保障人民的生活，如果人民挨饿、挨冻、得病、文化程度低下，党和政府要负责”。[10]随着越南近年来对《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失业法》、《医疗法》和《生育保障法》的制定和完善，统一覆盖的社会保障网络初步显现。

在养老保障方面，强制实施养老保险[11]已实现对劳动者的全面覆盖，为保证公平，退休金按照缴纳保险的时间和缴纳保险费率来算，养老金的工资替代率平均为75％，退休年龄根据劳动者的客观情况也有了更为严密的规定。

医疗卫生方面，近年来越南不断完善医疗政策及医院收费政策，加强了对医疗药品的管理，加快利用国家资金建设医院的进度，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建设医院，改善县立医院医疗质量，减少中央医院患者数量。越南有意识加强对偏远贫困地区的医疗覆盖，确保每个村有一个医疗干部和卫生所，政府给贫困人群发放免费卫生保健卡，穷人可以免费看病。

住房保障方面，越南优先推动服务于贫困者及享受优惠政策对象的住房建设计划和公共租赁住房建设，2008年底颁布的住房保障政策已使50万贫困户住上保障房。越南建筑部计划在2011—2015年间将再建1000万平米社会保障房。此外，政府通常以贷款形式资助民众盖房，按规定，最大贷款额为800万越盾，贷款利率为3％/年，贷款期限最长可为10年，河内市仅2011年便出资945亿越盾为3780户贫困户资助盖房。

3．以技术治理方式推动社会管理由管控型向服务型转变

从越南近年来社会管理的方式与手段来看，以技术治理方式推动社会管理由管控型向服务型转变可谓是最突出的特征。

（1）引入现代信息技术，提升社会管理效能

对越南而言，政府通过引入新技术、尤其是电子信息技术来提升社会管理的效能，需着力解决两个问题：

其一，发展基础薄弱的信息技术和产业。越南信息业总体上仍比较落后，但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近年来发展迅速，2001年—2010年全行业营业额年均增长20％—25％。为寻求进一步发展，越南信息传媒部正在制定的“到2020年国家信息产业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六个重点：一是建立和完善政策机制；二是发展人力资源；三是促进企业、品牌和市场发展；四是吸收国内外投资；五是建设信息产业园区；六是发展软件工业。越南政府将提供23970亿越盾（约合6.9亿元人民币）支持信息产业发展，对于重点企业和产品，政府将提供建设用地和经费，银行提供相当于总投资85％的信贷支持。

其二，将信息技术融入社会管理，转化为提高管理效能的现实助力。信息技术的发展唯有嵌入社会管理的各环节，才能从实质上提升管理效能，越南在这方面的努力体现在：[1]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信息化社会管理服务终端。据越南2010年信息通信技术白皮书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越南全国拥有1437万固定电话用户，1.155亿移动电话用户，2700万因特网用户。即便是偏远的农村地区，近年来信息基础建设速度也明显加快，预计到2020年，越南农村因特网用户比例有望达到30％—40％。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力推进，使得信息化社会管理真正具有了技术上的可能。[2]推行电子政务，打造电子政府。通过政府门户网站这样一个新平台来处理大量的社会公共事务是信息化社会管理的重要举措。近年来，越南各级政府门户网站建设日趋完善，作为“专业性强、主动性高、敢于创新”的新载体，政府门户网站在宣传、解释政策，定向社会舆论，增进社会认同，巩固政权合法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功用。[3]培养“电子青年”，鼓励民众有序参与。2012年3月，越南提出培养“电子青年”计划，力图使青少年“在学习、推广、应用及发展信息技术方面发挥创造性和先锋模范作用”。此外，越南政府一直鼓励民众通过各类信息平台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在线座谈、网络建言及针对社会热点的电子问卷是经常采用的形式。

（2）以人为本，打造服务型社会管理

相较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管理模式的技术化更能反映技术治理的本质，这意味着社会管理从理念到实践全面而深刻的变迁，即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推进社会管理由管控型向服务型转变。

首先，强调以人为本，重塑管理理念。2011年越共十一大通过的《2011年至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出了“充分发挥人的因素，把人民作为国家发展的主体、基本力量和目标”的观点，新当选的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更是明确将“坚持以人为本”作为五个发展理念[12]之一。这一理念的界定具有重要的标杆意义，它昭示着，在社会管理领域，以“管、控、压、罚”为特征的管控型模式将被“民主、对话、协商、服务”的服务型模式所取代。

其次，以服务为取向，推进社会管理的专业化。越南2010年通过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提案（2010—2020年）将耗资2.347万亿越盾“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良性发展，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大力发展各级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体系”。目前，河内、胡志明市已率先开展了相关工作，增加了社会工作者的数量并对其进行了专业技能培训，市、县一级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也正在积极探索之中。

再次，社会管理手段的柔性特征愈来愈明显。近年来，越南在社会管理中逐渐摒弃单一的刚性行政手段，代之以对话沟通、协商协调，寓管理于服务之中，通过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结合来应对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我们可以从两起事件中看出端倪：一是2012年初，越南总理阮晋勇对海防市一起因地方政府滥用行政力量强行回收农民土地，最终酿成暴力冲突的事件，罕见地公开发表批评，事后两名地方官员被停职；二是2007年河内的“统一公园”运动，官方媒体对这起因一个建筑师在网上发文反对一个商业开发项目，进而引发广泛响应并建立了专门网站的事件进行了大幅报道，最终该开发计划被政府暂停，此举被认为是对民众诉求的有效回应，一些分析家据此判断，政府的态度“已经为集体行动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

三、问题及缺陷

不可否认，越南近年来的社会管理改革在激发社会活力、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等方面确实卓有成效，越南政府也将“政治社会稳定”视为吸引外来投资的最大优势。然而，客观来说，这场改革仍存在一些亟需完善的地方。

1．缺乏成熟的顶层设计

社会管理改革的持续深入必须以成熟的顶层设计为前提，否则社会管理的“整体明确性”与“具体可操作性”就难以实现。从越南社会管理改革的现状来看，顶层设计滞后可谓是最大缺陷，越南政府至今未能出台一整套目标明确、规划具体、方略得当的社会管理改革战略，这就使得改革易于陷入冒进、短视、碎片化的陷阱。

对越南而言，完善顶层设计必须澄清以下几点：[1]改革的目标与价值，即如何建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与“民主”、“共识”的社会管理目标之间的逻辑关联。[2]改革的大局与重点，即如何提高辩证思维水平，从战略高度把握社会管理系统内外诸要素的耦合互动。[3]改革的制度保障，即如何完善科学决策制度、资源分配与调节制度、利益聚合与表达制度、危机预警制度、责任界定与追究制度等。[4]改革的组织设计，即如何随着形势发展及社会管理的需要来设计权责明确、协作有序、精干高效的组织结构与人事安排。[5]改革的障碍性因素，即如何厘清改革进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种障碍性因素并预先拟定有效的解决措施。

2．社会力量仍比较孱弱

尽管近年来越南社会力量的发育有目共睹，但总体来看，社会力量仍比较孱弱，其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的作用也极为有限。

首先，外部因素制约，社会力量空间有限。一方面，越南的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十分艰巨，尤其是以“契约自由、公平交易、法治秩序”为核心的市场精神尚未完全确立，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力量的发育；另一方面，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国家与社会的二元互动尚未成型，政府向社会放权还扭扭捏捏，民众的政治意识与政治态度也需进一步引导与培育，留给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的空间同样有限。

其次，自身定位模糊，与政府关系暧昧。以越南祖国阵线为例，既强调要接受越共领导，又肩负监督批评的职责，这种角色冲突即便在理论上说得通，在实践中也往往无以为继。其他NGO组织及新闻媒体同样面临自身定位问题，例如靠政府一手推动建立的农民协会、靠海团结小组等组织，往往侧重于经济职能而忽视理应承载的社会职能，自然难以为社会管理提供真正的助力。

再次，各方力量分散，未能建立统一框架。无论是祖国阵线，还是工会、妇女协会、老兵协会等组织，抑或是媒体及公民个人，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发挥，难以摆脱各自为战的窘境。究其缘由，法律上缺乏依据，制度上缺少接口，技术上支撑不够，意愿上动力不足，最终导致社会管理系统只能以线性叠加而非多元耦合的方式低效运行。

3．现实社会矛盾依旧突出

我们在前文曾指出，现实社会矛盾是推动越南社会管理改革的催化剂，目前看来，并非所有矛盾都因改革而缓解，一些牵涉面广、社会影响大、解决难度高的社会矛盾仍比较突出。

其一，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未能有效遏制。尽管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称赞越南是“一个同时达成发展与均衡的国家”，但越南的贫富差距实际上正在不断扩大。据越南统计总局2010年数据，收入最高的地区为东南部，收入最低地区为中部和北部山区，二者相差2.6倍，最富裕人群人均月收入为340万越盾，最贫困人群人均月收入仅36.9万越盾，二者相差9.2倍。

其二，城市化阵痛方兴未艾。越南日益加速的城市化催生大量的社会矛盾，以征地拆迁为例，2010年5月的长裔村强拆血案曾轰动越南全国，如何更好地保护被征地民众的合法权益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越南社会管理的重要议题。此外，城市化加剧了就业紧张，使得社会保障更加捉襟见肘，阶层分裂与冲突的风险加大，环保、交通等问题日益突出。以上种种，越南的社会管理改革并未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其三，突发事件逐年上升。据《越南经济时报》报道，自1995年至2010年，全国发生罢工事件3402起，年均213起。此外，基于征地、社会保障、官员贪腐、环保而导致的群众大规模聚集事件也呈逐年上升的态势。然而，越南政府有效抵御突发事件的能力却不足，法律法规不健全，由中央到地方各个层面应急机制的缺失，政策资源不到位以及危机意识薄弱被认为是主要原因。

最后要指出的是，我们罗列以上这些问题，并非想要证明越南社会管理的失败，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些问题的日益凸显既说明越南的社会管理改革仍需持续深化，更昭示着这场改革运动正逐渐步入深水区，透过这些复杂而现实的问题，越南未来社会管理改革的图景也将逐渐清晰。

注释

[1]农业对越南GDP的贡献在15年里从40％下降到20％，这个速度居亚洲所有国家之首。过去10年里，越南的农业就业岗位减少了13％，工业和服务业就业岗位分别上升9.6％和3.4％。

[2]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GINI？order＝wbapi＿data＿value＿2011

[3]2011年4月30日，越南西北部的奠边省发生罕见骚乱，多达7000苗人发动独立抗争，造成多人死伤，事件与反对政府征地、伐木，争取更多经济、社会权利有关。

[4]Robert A.Dahl∶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1985，P.46.

[5]李慎明：《低谷且听新潮声：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前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87页。

[6]“人民问—部长答”是每周日晚在政府门户网站、中央电视频道和其他省市电视台播出的一档时长5—7分钟的节目，该节目被誉为“政府信誉、质量及准确的信息通信工具之一”，旨在及时提供各部门需要向公众舆论宣传其工作计划或各部门负责管理协调有关人民群众关注的问题等信息。

[7]越南国会代表分为专职和兼职，其中专职代表比例逐年上升，2011年越南第十三届国会代表选举结果显示，专职代表比例已达到33％。

[8]“反辩”是越南被鼓励的重要概念，意为政府决策反映公众看法，提出意见和建议，具有政治协商与监督的双重含义。

[9]马洪波，彭强：《公民社会构想与越南政治革新的新进展》，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2期。

[10]胡志明：《胡志明全集》第7集，国家政治出版社，1995年版，第572页。

[11]越南的养老保险由强制实施养老和自愿实施养老两种保险形式构成，强制实施养老保险是一种由国家立法、强制实施的养老保险制度，相当于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12]阮富仲指出，新一届越共中央领导集体将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发展理念，即坚持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坚持经济革新与政治革新相结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发展生产力和完善生产关系相结合，坚持经济独立自主与扩大开放相结合。

（作者单位：李辉，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讲师；蔡林慧，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