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瑞芝先生是去年11月22日辞世的，高寿93岁。每次想到他，心目中总是一位神采飞扬的老者形象。这位在上世纪80年代被称为“小杜主任”的广东农口领导人，留给我等后辈的感觉，永远是真诚、执着而又淡定。难忘他的眼神，那里时不时会透出一股什么都看得明白、什么都不怕说出来的勇敢。也喜欢听他讲话，总是那样的风趣又直言不讳。
最后一次在北京见到他，是2008年7月18日纪念农村改革30周年的论坛。选在那一天，是因为杜润生的生日。杜老向来不赞成给他祝寿，所以这些年来原农口搞改革政策的一批人，总在这天找些名目聚一聚，不算祝寿也表示由衷的庆贺。改革30年纪念，更有好好聚一聚的理由。
那天的论坛是前辈们一个接一个讲话，回顾农村改革的风风雨雨，精彩之见纷呈。轮到杜瑞芝，只几句平实之言，就把农村改革的全貌勾勒得一清二楚。他说，“改革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结果。最大的动力是农民的肚子问题，但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个权威的支持，最大的动力也动不起来，没有权威是不行的。而且，没有大家的互动、合力、推动，也不行”。
这里第一个意思，是杜瑞芝认定农村改革的原动力来自“农民的肚子问题”。肚子有什么问题？就是原来人民公社那一套，连种地的人也吃不饱！讲优越性成套成套的，但就是吃不饱。“饿则思变”，包产到户从底层发轫。
底层冒出来的变革，很重要。“但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个权威的支持，最大的动力也动不起来”。这是第二层意思。为什么？底层的办法固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没有合法性。不合法，顶多是地方性的权宜之计，普遍不了、长久不了，最后还是不能解决体制问题。
第三层意思，“没有大家的互动、合力、推动，也不行”。这里的“大家”，就是夹在从底层的自发变革，直到中央给予合法承认之间的中间层。也就是像他自己那样的地方农村工作干部，以及以杜老为代表的中央农村政策制定部门的负责人。中国实在太大了，到底实际情况是什么、对底层冒出来的现象怎样梳理，怎样分析，怎样集中表达，没有合适的中间传导机制，“也不行”。
短短一席话，就把中国农村改革何以发生、发展并取得实质性突破，概括得一清二楚。没有丰富的经验与感受，没有对反复出现过的现象持之以恒的琢磨和思考，怕是讲不出这么一篇话来的。况且，讲话的杜瑞芝，已是89岁高龄的老人家。大家不由得赞叹他，宝刀未老、神采依旧。
早就领教过这位南粤农村政策第一把手的过人功夫。那是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一个中国改革风起云涌的年代——底层尝试此起彼落，高层权威变法图强，中间层忙得个不亦乐乎。大时代的机缘巧合，让包括区区在下的一批下过乡、上了大学的“小年轻”，有机会到杜润生领导的农村改革参谋本部参与政策制定。
杜润生搞政策的办法很特别。本来他自己就是执政党内最熟悉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头号专家，多年前与邓子恢一起坚持的观点，也早被实践证明更接近真理。不过，肩负政策制定的重任，杜老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有哪怕一点点的自以为是。相反，他绝不放过一个机会，争取了解更多实情，倾听不同的见解和判断。
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他的文件班子中，总也缺不了从地方请来的行家里手。中国的一个省区，比很多大国还要大。加之各地发展不平衡，常常面临极其不同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条件。倘若脱离各地情况搞“中央政策”，那结果不是以偏概全，就是容易沦为空话和套话。杜老的办法是不但自己下去调查，派员下去调查，搞出来的文件征求地方意见，而且从地方上精挑细选几位既熟知情况、又有见地的地方大员，充当地方在中央政策班子里的“常年代表”。就我所知，整个80年代，没有哪项重大的农村政策是在没有地方代表参与的情况下搞出来的。
杜瑞芝就是那时中央农村文件起草过程中的“广东代表”。他真的名至实归。第一，熟悉广东、经验丰富。自1950年南下广东工作之后，除了文革中有几年受冲击、靠边站，杜瑞芝历任地区书记和省农委领导，一直接触广东农民、做广东农村工作，对那里体制和政策演变的来龙去脉和成败得失，了然于胸。第二，他的个人风格鲜明，叙述实情、表达意见从来心直口快，直来直去不拐弯。第三，他和杜老一样重调查研究，对广东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机会，总有第一手的观察和来自前沿的感受。
那时最大的挑战，就是被农民的肚子问题逼出来的包产到户，怎样才能得到中央的合法承认。地方承认早有了，但开始只在少数省份，如安徽、四川、贵州、内蒙，否则也不会流行那句民谣——“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但广东作为最早开放的地方，在农村改革方面却并没有走在前头。原因不是农民没意愿，而是上层建筑里有认识分歧，很多干部怕动了人民公社会犯错误。
早在1979年由刚出山的杜老召开的国家农委七省座谈会上，杜瑞芝就提出“包产到户的口子放开点”。可当时中央主政的基调还是“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一律不许分田单干”，所以这个意见没有可能成为主流。在广东，不但发达地区对此顾虑重重，一些落后区也拒绝开个口子先试一步。“方向”压倒了“产量”，解决农民肚子问题难上加难。
关键时刻见功夫。据《广东农村改革纪实》（张敬东著，农民日报社2011年出版）的记载，1980年杜瑞芝分别在湛江、惠阳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求事中之理，又敢于据理力争，“自觉不自觉地同农民站在一起，向包产到户这个禁区冲刺”（第35页）。他的观念冲刺有几个特点：一是非常实，立论基础总是翔实可靠的真实现象；二是语言生动活泼，善于说服人；三是坚持真理，特别是有勇气当着上级领导的面讲不同意见。当年广东官场的风气看来很不错，讨论政策问题允许各说各的话、各唱各的调。
谨从张敬东的书里摘几句杜瑞芝当年的言论，看今天的读者还能不能欣赏这些当年之“佳句”：“单干风是对极左路线的惩罚，也是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惩罚”；“一不叫人吃饱，二不叫人说话，以穷为纲”；“越‘左’越穷，越穷越‘左’，恶性循环”；“过去搞到没饭吃才符合政策，现在搞到有饭吃又不符合政策”；“形势好不好，就看吃饱不吃饱”；“大家都说包产到户不好，我也说不好，但它比起逃荒、饿死人好一些吧”；“对新情况一知半解，对老经验一往情深”；“坐在机关疑无路，下到基层又一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问计于民”。这些话，有的是农民说的，基层干部说的。不过到了杜瑞芝这样级别的官员，敢转述、敢向比他更大的官转述这些看似“出格”的言论，难能可贵就是了。
我最欣赏的一句是，“大家说包产到户不好，我也说不好，但它比起逃荒、饿死人好一些吧？”须知杜瑞芝是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8年加入共产党的老革命，建国后一路土改、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搞下来，一直受毛主席教育。要是连他也天生就认为集体化不好、包产到户好，那才叫一个怪！杜和他的大多数同志一样，开始也认为包产到户不好。但他与他的不少同僚有一点区别，那就是一旦“大家都认为好”的体制在实践中碰了壁，特别是发生了逃荒、饿死人这样在逻辑上似乎根本不该发生的惨剧时，“常识性判断”就在他的思想里抬头：包产到户不好，但总比逃荒、饿死人好一些吧？既然好一些——对农民来说好很多、甚至是生死之别——多看看不行吗？不要硬揪硬扭不行吗？从中吸取制定新政策的元素不行吗？
因为不习惯做记录，我记不下杜瑞芝到北京参加文件起草时发表过的观点。不过，那带有鲜明杜氏风格的讲话，总是记忆里最有神采的片段。好几次，多少天泡在字斟句酌修饰文件提法、身心俱疲的杜老，也被杜瑞芝的话逗得开怀大笑。在场同意还是不同意他观点的，大家都享受杜瑞芝的妙语连珠。在那个圈子里，当年他被尊为“小杜主任”，显然不只因他的姓氏，而是他的为人、思维与语言风格，与老杜主任——杜润生先生——是那样的一脉相承。
广东实践对农村改革下一个重大政策的出台，贡献就大了。原来包产到户普遍之后，农村大量劳动力解放出来，以什么方式组织经济，发生了新问题。广东高要县有位陈志雄承包了公社亏损的鱼塘，因为水面大，用工多，搞了雇工经营。理论挑战立刻来了：雇工不是资本主义剥削吗？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陈志雄包鱼塘的调查报告，还前后共发表22篇文章，组织了连续讨论，把实践中无可回避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当时广东有两位理论家对此持批判立场，写出报告说“陈志雄的经营方式同旧社会实在没有什么差别”。新华社一个记者据此写了内参，登在赫赫有名的《国内动态清样》上。结果引出好几位大领导的批示。胡耀邦批给杜润生要他“注意并提醒广东省委”。杜老随即批给“瑞芝并仲夷同志，此事请酌处”。赵紫阳有个口头反馈，“承包鱼塘可以么，多收点鱼税银子就是了”。胡乔木批得很严厉，“仲夷同志：附上材料一份，不知确实性如何，如果属实，不知省委怎样看法？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农村社会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万里看到之后，批了一句给吴象，“此事请调查研究，对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要珍惜和保护，不可轻易用老框框来套”。
陈志雄当时只雇了一个全日制工人，外加400个日工，养的鱼深受市场欢迎，所得交了承包费又缴了税，也给工人发了薪水。就这么一档事，却引来四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判断相左的批示，一下子把广东放到了风口浪尖上。好在胡乔木的批示虽尖锐，但也留下了一个前提——“不知确实性如何”。所以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责成杜瑞芝再组织调查。小杜主任高压下受命，派省农委再到高要县实地调查，结论是利大于弊，“不能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完全划等号”。杜瑞芝签发的这份报告逐级上报后，就没有发生“全省通报、制止和纠正”。
后来邓小平对芜湖“傻子瓜子”也表了态，主张“不要动他”，看一看。因此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雇工人数超过了标准的，定了“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方针。再过三年，1986年的中央1号文件本来对此要有更明确的说法，但高层看法还有分歧，于是“再看看”，直到1987年的中央5号文件，才写上“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除弊，逐步引导”。再过一年，中国修法，终于确立了私营企业的合法地位。
回头看，这里也是一个有效的经济组织方式，如何取得合法承认的大问题。还是“杜瑞芝定理”：底层第一线的“闯”很重要，总是先生孩子，再取名字；邓小平代表的中央权威更重要，否则永远合法不了；但没有包括杜瑞芝本人在内的努力，也不行，因为倘若传导有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在中国，“不唯上、不唯书、唯实”，说就不易，遇到重大问题还坚持，更难。
1983年12月，杜瑞芝到北京参加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发言中讲到雇工现象，“我们正处在多种经营方式的过渡时期，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等多种形式结合的过渡时期，变化无常。上午我被人雇，下午我雇人；我是你的雇主，你是我的雇主。情况错综复杂。农民对此并不感到有多大问题。如果说有些紊乱，我看就是一些知识界提得高，并且搞乱了。现在要拨乱反正”。就是拿现代经济学来衡量，他讲的这层意思也大有新意。那个时期，“小年轻”们与杜瑞芝有过多次交谈，深受他风格的感染。我自己想，别的管不了，最起码也决不要当其实没有多少知识的“知识界”里的一员。
还有一个值得记下的现象，是共产党大官对市场的态度，常常一分为二，截然不同。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我在《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一文里提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像邓小平这样大权在握，分明拥有一双看得见之手的政治家，反而很早就体认到市场经济里“看不见的手”的能耐？
杜瑞芝也是一个大官，一辈子在各种权位上工作，开各种会议，做各种报告，下各种指令，一直生活在计划指令体制的轨道上。他好像也从来没修过“市场导向的经济学”。可是很奇怪，杜瑞芝对市场机制之所能，还是有比“知识界”更清楚的见识。他的秘书记下一件往事，1980年3月杜瑞芝到湛江调查，在一个农村集市上看到番薯堆积如山，外来客商正在与农民讲价钱，但当地供销社的同志却不准番薯外卖，说要打击投机倒把。杜出面劝阻，“什么投机倒把？是他们救了农民的命！不让他们把番薯运走，就卖不到好价钱，还会烂掉，受害的还是农民”（上引书，第36页）。——不知何故，如此简明的逻辑推理，不少部门和官员到今天也掌握不了。
稍微变化一下，麻烦就更大了。我们知道，市场放开之后，价格可能上扬；上扬的价格一般会刺激生产和供给，但需要有一个时间过程。改革身处那个当口，该如何是好？还讲广东的鱼，多年低价派购，养鱼的没有积极性，越派购越少，弄得广东这样的地方“食无鱼”。杜瑞芝主张放开鱼市、取消派购。可实施之后，鱼价冲上来的时候，骂大街的还真不少。“阵痛”之下，退一步前功尽弃，杜的主意是坚持放开，同时在远离广州之地发展养鱼基地，用广州的高鱼价“动员”供给的增加。仅两年时间，广东就从“吃鱼难”转为“南鱼北调”，后来赵紫阳推进农副产品的市场化改革，十分看重广东的经验。
杜瑞芝1985年退居二线，当了省顾委副主任。此后我们去广东调查，他还很愿意见见我们这些小朋友。有一次他还请我到他家里。那应该是省委干部的院子，他的家当然比一般老百姓的大，但也不那么离谱。印象深的是他家的“沙发”，全部是用木头或竹子做的，兴许是广州太热的缘故吧。客厅里摆有不少盆栽，满眼翠绿翠绿的。其他摆设很是简朴，和杜老北京的家差不多，案几上也是材料和书籍，主人关心的也是新情况、新问题、新看法。这一老一小两位杜主任，方方面面都是那样地相像。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这样的人物，是我辈一生之幸。
来源: 《经济观察报》2013年3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