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百年大变，处处、人人都留下变迁的印记。近年与故乡接触较多，心弦一再被触动：这不就是中国变迁的侧影吗？发愿记下，又深感动手晚了，先辈一一离去，许多情况难于弄清了。亡羊补牢，随手记下若干鳞爪，为家乡的过去留下几片枝叶。疏漏之处，留待异日修改补充。

离乡别井65年了。家乡不但给了我永世不变的乡音，也留下一些无法磨灭的记忆。

我1931年末来到世间。按照当时的称谓，出生地是广东省兴梅专区兴宁县罗岗区。那时，汕头和周边各县大部分被日军占领，兴宁成了粤东的政治经济中心。兴梅专员公署设在这里，管辖兴宁、梅县、平远、蕉岭、五华等县。经济畸形繁荣，与韶关和江西来往频繁，纸醉金迷，商业很发达；纺织和酿酒、造纸、制笔墨等手工业也颇为兴盛。它又是军事中心，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闽粤赣边区司令部就设在兴宁县城郊神光山下。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挂帅，兴宁和梅县的地位倒过来了。叶帅的故乡是梅县，梅县就跑到前面去了。即使在梅县，原来公认梅州中学比东山中学办得好，但东中是叶帅的母校，各方大力扶持，自然把梅中抛在后面。地区招牌变换几次，现在叫梅州市，兴宁归其管辖。兴宁长期叫县，几年前也改称市。罗岗则过去叫区，现在叫镇。政治变幻改不了百姓的习惯，依然称为兴宁罗岗。

罗岗是兴宁北部的山区，隔几十里地，就是江西南边的寻乌。

以我家所在的蕉坑村来说，它在区政府所在地罗岗圩旁边，但开门见山，举目是山。山，永远是那么翠绿。笔直高大的杉树，无边无际的松涛，漫山遍野的鲁箕，还有一片一片的油茶、柚子和杜鹃。坐在家里就能听到雉鸡飞鸣；要是正在念高中的蕉村叔在家，往往立即拿起猎枪赶去，我则跟在后面去捡猎物。从大人口中常常听见哪里有老虎、豹子露面；后生们不时上山打野猪、黄猄，常常可以吃到他们的战利品。有一年我还看过一帮人在罗岗圩尾河旁劏老虎，腥味四溢，而人们久久不愿离去，围观这难得一见的盛事。家乡人相信戴上颈圈，鬼神摄不走孩子的灵魂。我小时候有一个银颈圈，上面挂着各有寓意的小物件，其中就有一颗虎牙。

这些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意味着什么？山林茂密！蕉坑村有一个地方叫崩岗湾里，显然是山体滑坡的遗痕，我记事时，那里已长满密密麻麻高大的松树、杉树，遍地鲁箕。各间围龙屋或四角楼后面肯定有一片或大或小的风水林。动风水树，神人共愤，没有人敢轻易尝试。当时没有听说过环境保护四个字，实际上人人注意保护环境，难怪家乡如此优美。

最迷人的是水！弯弯曲曲的罗岗河，十多二十米的河面，两岸是连绵的翠竹、芦苇和赤孽花。水车、水碓、陂头点缀其间。蕉坑村前面的罗岗河有两条水陂（水坝），最大的是柳树陂。水陂是用松树为骨干，再用鲁箕草和砂石塞住空隙。松树不怕水，越浸越硬、这样的水坝容易修筑，却不易冲垮。陂头上弯弯曲曲的河道既宽又深，实际是颇具规模的水库。附近的农田因此可以自流灌溉，收成很稳定。只有大旱年景，才用得着脚踏或手摇的水车。陂头的小瀑布下是小水潭，夏天放学后，孩子们都到那边去玩水，一片欢声笑语。

白天，不时有木排、竹排越过陂头，顺流直下，可以到达兴宁县城。罗岗圩屹立在河边，一边是街道，另一边是竖满杉树、绿竹的约十间做竹木生意的树园。每间周边是木片钉出来的樊篱，与河边的柳树相映成趣。

粗壮的麻石嵌出来的坝尾桥，有个突出的桥墩，我喜爱坐在那里发呆，仰望蓝天远山，俯观清流激浪。去白水寨外婆家，或者学校带我们到到雷公岬远足，都可以看到飞流直下的瀑布。此外，去深不见底的柳树陂钓鱼，运气好可以钓到一斤左右的大鱼；有时背着小鱼篓跟着蕉村叔去河里打渔，背回来一两斤鱼并非难事。

家乡是广东省认定的著名古村落之一。先祖父述初公营建善述围是这条古村落的核心建筑。人们谈起客家人的建筑，以为代表作就是围龙屋，其实有另一类型叫四角楼，善述围则是其代表作。灰塑，壁画，刻在石柱上的对联，印象中不比山西阎锡山的故居差。在中门的石柱上刻着两句古诗：“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正是罗岗美景贴切的写照！

农村居民喝的是井水，但圩上居民就在河里挑水喝。倒进缸里后，用尾端挖了一个洞，内藏明矾的竹筒搅几下，让泥沙沉淀。

罗岗的水，也有为祸的时候。1945年夏天吧，大雨加上上游的洪水冲来，大片农田被淹，水浸罗岗圩，好些店铺倒塌，黎汉雄开的罗岗大饭店就倒塌了。最惨的是河边的树园，竹木漂走，房屋夷平；坝尾桥旁第一家树园老板张官麟被水冲走，尸体被冲到下游十几里处。凹下的公路桥被冲毁，多年无法修复。

1991年，阔别44年后第一次回乡，蕉坑村一带的罗岗河成了小溪，罗岗圩旁边的河面漂浮着各色垃圾，几乎成为臭水沟！长排岗上的杉树只有碗口大小。处处都记下历史的深沉和艰辛。

什么时候柳树陂消失，罗岗河成了小溪？集体化后几经折腾，各地林木遭殃，水流慢慢减少，木排、竹排消失。20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官员提出要“去弯取直”，增加耕地，改善灌溉。用心良好，辛劳苦干，增加了十多亩耕地，改变了原有生态，罗岗河成了一条小溪，估计几十年内都无法恢复原来的宽广、幽美的状态了。不能怪那些组织“会战”的农村干部，在计划经济笼罩下，他们肩负保障农民生活的重任，当时高官尚且不知环境保护为何物，何况日夜奋战在基层的干部！他们真心相信集体化——公社化——学大寨是康庄大道，有谁知道后果如此严重！

至于长排岗上的树木，二十多年来，我多次回乡看到，总是那么稀疏，好像永远长不大。我好奇地询问，承亲友们告知：尽管山地的产权划分到户了，但每户只有一亩左右，那棵树长到差不多了，老是被人偷去，大家就懒得经营了。记得文革期间在干校，奉命帮助周边生产队，也累见好端端的树，没几天准被人斩掉，只剩下树根。集体财产，不要白不要，不是你偷就是我斩！没想到几十年后，流风余韵依然难于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