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斯大林发表了几个令俄罗斯人永远难忘的全国讲话——
“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我的朋友们，我在向你们讲话！
“这一群丧尽天良、毫无人格、充满兽性的人恬不知耻地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德国侵略者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他们就一定会得到歼灭战！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他们一个不剩地歼灭掉。决不留情！”
2009年8月底，莫斯科最繁忙的地铁站之一库尔斯卡亚地铁站整修一新，入口大厅的墙上刻着一行大型镀金标语：“斯大林培育我们对人民的忠诚。鼓舞我们去劳动、去立功！”这是前苏联国歌中的一句。另外一条新出现的标语是：“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
自1956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发起猛烈抨击后，这些标语与其他赞颂性宣传一道被清除，全国重要场所的斯大林雕像和画像被拆除（只有斯大林的出生地格鲁吉亚没有这样做）。现在，它们零零星星地回来了。
8月31日，莫斯科巴斯曼法庭受理了斯大林孙子叶夫根尼·朱加什维利起诉俄罗斯《新报》诽谤其祖父的案件。4个月前，《新报》副刊刊发了一篇题为《别里亚——有罪的任命》的文章。朱加什维利认为，文中所述内容不符合事实，“斯大林和肃反人员跟几起首先针对本国人民的血案难脱干系”，“斯大林和联共(布)政治局成员决定在1940年4-5月间大规模枪决波兰军官”等论断，破坏了人们对斯大林的记忆，损害了他的声誉。他要求刊登反驳文章，并向《新报》和文章作者分别索赔950万和50万卢布。
大约60年前，多数苏联人，以及中国、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千百万人民，都深信斯大林执掌的政权代表着一种理想的“没有阶级的社会”，是国家强盛、人民生活幸福的强有力保障。而在西方，从五六十年代起，约瑟夫·斯大林是以鼻烟壶里飘出的魔鬼形象出现的。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在1930年代搞肃反扩大化、搞个人崇拜以及卫国战争初期因缺乏警惕造成巨大损失的内幕。这颗“原子弹”形成的冲击波迅速辐射全世界。从那时起，包括俄国人在内，很少有人怀疑：斯大林时期给俄国和其他国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灾难。
他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他的亲密战友米高扬、莫洛托夫、朱可夫，他女儿斯维特兰娜……写出了各自的回忆录；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举着放大镜在史料中搜寻；各种小道消息、民间传说纷纷扬扬，这类书的销量常常是严肃著作的几十倍（其中一本名叫《斯大林情人的自白》，印数高达10万册）。
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任苏共总书记期间，苏联解体。这之后十多年，历史的风向又有转变。从西伯利亚传来的消息似乎透着怀旧气息：伏尔加格勒被改回其战时的名字：斯大林格勒；俄罗斯人怀念斯大林时代的“稳定”和“秩序”——不仅凶杀、抢劫案稀少，连贪污盗窃事件也较少发生；夜深人静时，走在偏僻巷道上不用担心个人安全。这一切，无疑与俄国今天的不如人意密切相关：一个昔日的超级大国，分崩离析后令人心痛地出现了种种弊端：吸毒、卖淫、贫富分化……1990年代末，俄罗斯妓女总数为300万人，其中每年有超过25万人到国外从事卖淫。一位俄罗斯学者愤怒地说：“这样的奇耻大辱，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还没有过！”
改名为“钢铁”
南斯拉夫共产党前主要领导人之一米洛凡·吉拉斯说，尽管有关斯大林的记载矛盾百出，他的形象仍然栩栩如生。
斯大林23岁入狱时的档案中记着：他身高大约1米62，左脚第二三个趾头联趾。7岁那年得过天花，强健的体格帮他熬过那场大病，但脸上留下很深的麻子。上学时，他又得了败血症，左臂感染。病愈后，左臂略短，肌肉有些萎缩。托洛茨基说，后来斯大林左手总戴一只厚手套，即使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是如此。
作为铁托的代表，吉拉斯1944年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时，发现他不像相片上或新闻里那样威风凛凛：
他身材很矮小，体态不匀称。他的躯体又短又窄，四肢过长。他的左臂和左肩看来有点不灵活。他有一个很大的肚子，头发稀少，但是还没有完全秃顶。他的脸色白皙，两颊带红。后来我知道，这是长期坐办公室人的特征，在苏联高级干部中被称为“克里姆林宫气色”。他的牙齿是黑的，长得并不整齐，并且向里凹。他的头是平民的、农民的、家长式的。他长着一对黄眼睛，带点粗暴和狡猾。
代表美国总统罗斯福抵达莫斯科的哈里·霍普金斯记下了1941年7月30日与斯大林第一次见面的深刻印象：
他热情地微笑，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没有一个不必要的动作。就像是同一架各部件都配合得非常协调的、有智力的机器谈话。他的提问清晰、简明、直截了当。他的回答从容不迫，毫不含糊，不浪费一个音节。他很有幽默感，但笑声瞬间即逝。
约瑟夫·斯大林1879年12月9日（俄历，公历为21日）出生在格鲁吉亚古老的城镇哥里（根据当地教堂出生登记册，他生于1878年12月6日），原名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什维利。斯大林这个名字是成年后他自己改的，意思是钢铁。
他出身寒微，父亲是个鞋匠，母亲是农奴的女儿，父母都不识字。在公开场合，斯大林只提过父亲一次。他说，作为一个鞋匠，父亲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因为他仍有小资产阶级思想。
之前的3个孩子都夭折了，母亲叶卡捷琳娜把她全部的爱和心血给了索索（或索塞罗，斯大林的爱称）。她是一个标致的红头发女人，因为丈夫像许多格鲁吉亚男人那样把挣来的钱都买酒喝光，她不得不拼命干活养家糊口。她洗衣服、烤面包，收拾屋子，缝制衣服，让索索吃饱穿暖，令他体格健壮、精力非凡。
10岁那年，他差点被父亲送到制鞋厂学手艺而不是继续在神学院上学。鞋匠对孩子的母亲咆哮：“你想让我的儿子当神父？休想！我是个鞋匠，我儿子将来也是个鞋匠！”又过了一年，鞋匠在一次酒后争执中被人用刀子捅死了。
自15岁离开家，约瑟夫离格鲁吉亚渐远。他在俄罗斯生活、工作，成了俄罗斯人。叶卡捷琳娜到老也不了解儿子所取得的地位，她曾经搬进克里姆林宫住过一段时间，很快又回到老家格鲁吉亚，住回那幢老房子，睡那张很窄的铁床。孙儿孙女很少跟她来往。她去世前，斯大林去探望，她对儿子说：“真遗憾，你没当上一个东正教神父！”
斯大林在一所东正教神学院受教育，头两年非常用功，后来因为偷看禁书挨过好几次处罚。
他先是被格鲁吉亚传奇故事中的英雄们迷住了，尤其是卡兹别吉描写的绿林好汉柯巴（无情的人）。青年时代，他管自己叫柯巴·斯大林。
他喜欢的俄罗斯作家是果戈里、谢德林、契诃夫以及托尔斯泰，他也读巴尔扎克、雨果、萨克雷的作品，萨克雷的《名利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的书单里值得一提的还有：达尔文《人类的起源》，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斯宾诺莎《伦理学》，门捷列夫《化学》等。多年以后，斯大林还常常提到它们。
1928年11月，斯大林接见瞿秋白和张国焘时，眉飞色舞地讲述他如何在32岁才得到《资本论》第一册，并在警察环伺的境况下偷读了那本圣书，接着花了好几年时间熟读马恩著作，才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
第一次读到图林（列宁笔名）的一些著作后，他向同学宣布：“我无论如何应当见到他。”1901年前后，他结识了一些有马克思主义信念并与列宁有联系的工人，组成了“第比利斯领导小组”，除了印刷《火星报》，还创办了格鲁吉亚第一份革命报纸《斗争报》。
斯大林深信列宁是一个非凡的人物。1903年底，流放西伯利亚时，他第一次收到列宁的来信，起因是他向侨居国外的好友写信称赞列宁及其主张，而朋友将这封信转给了列宁。
斯大林开始撰写一些社论，如《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他早期的文章和演讲都是以东正教祷文的韵体文写的，这让工人读起来很亲切；他后期的文风更加朴素和直截了当。他是第一个称列宁为“山鹰”的人，也是最早使用“列宁思想”这个词组的人之一。直到去世前，他都称自己为“列宁的学生”。一些俄国历史学家试图证明，斯大林确实是因为共同的理念走到列宁身边，而非政治投机。
2009年元月去世的中央党校姜长斌教授却在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中发现了斯大林早期实践活动中的一些问题，揭示了他早期理论观点中的许多错误。姜长斌指出，斯大林早年即1901-1907年对列宁是很敬重的，尽管他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还吃不透列宁思想的实质。但从1908年开始，斯大林有了一些“理论功底”，再加上革命低潮带来的困境，使他不像早期那么敬仰列宁了。革命低潮时期，他表现出孤独、犹豫动摇、悲观失望。从1913年初到1917年3月，整整4年，斯大林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姜长斌认为，这不是《斯大林全集》年表中因“警察更为严密的监视”造成的空白，深层原因是斯大林对列宁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曾经发生过动摇。
列宁非凡的演说才能是公认的。列夫·托洛茨基看重的是列宁的手势、声调、音色，斯大林却被列宁演讲中的逻辑吸引，他曾经分析过列宁就农民问题提出的口号“妙在哪里”。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两年前抵达莫斯科的张国焘是惟一见过他的中共代表。张国焘在列宁学院留学时，有朋友告诉他，现在的莫斯科已今非昔比，斯大林支配着一切，与他抵触即为异端。列宁在口授的两封给苏共十二大的信（也称“列宁的遗嘱”）里，写了对斯大林很不利的评价，并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位置上调开，任命另一个“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为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的人担任。但经过高层6人小组的讨论，这封信只在小范围宣读而绕开了十二次党代会。斯大林的地位受到威胁，他提交了辞呈。但那些经他仔细挑选出来的中央委员，连同托洛茨基，一致投票不接受他的辞职。之后，他用了将近半年时间跟托洛茨基斗争。随着列宁的逝世，托洛茨基在党内地位急剧恶化，终于出局。
成立于20年代初的政治局，到1924年4月，其成员只剩下斯大林一个人。他战胜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成为一个两亿多人口大国的至高无上者。
在他向最高权力迈进的过程中，有两个特点令人印象深刻：克己和镇静。他能坐在角落里，抽着烟斗，一动不动地听一个激动的人说上一两个钟头，只在提问时打破沉默。
俄国传统的一部分
从年轻时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一位职业革命家起，斯大林就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献身这份事业的过程中，他产生了这样的信念：他命中注定要领导俄国，他要使俄国安全、强大，他要创造一个新社会——为此作出怎样的牺牲都不过分。
围绕“在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理想蓝图，他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开展了全国工业化和农村集体化运动，实施了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以及政治清洗运动——凡是反对他或怀疑这个历史蓝图能够实现的人都是他的敌人。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体制逐步形成。
“一国社会主义”是斯大林模式的理论基石，是在20年代联共(布)党内大论战中提出和确立的。姜长斌教授指出，它作为一种政治口号，对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起过重要作用，也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异乎寻常的沉重代价下得以开展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这套理论体系本身蕴含了一系列原则性的错误，决定了苏联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路，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他认为，斯大林体制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俄国历史传统和社会环境的产物。
英国历史学家伊恩·格雷则说，斯大林统治中那些与西方格格不入的部分，根子就在俄国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历史和观念，它们作为俄国传统的一部分被斯大林接过来了。
这一传统中最重要的包括：国家至高无上；君主是国家的化身，享有绝对权力，它能笼罩所有臣民的生命、财产和思想；自感易受伤害；层层保密，疑虑重重；优越感，以救世主自居。在伊凡雷帝统治时期到过俄国的西方游客就已指出过这些特点，因此，他们认为俄国历史有连续性，甚至是一成不变的。
历代俄国人关心的首要问题是抵御外来入侵，保家卫国。
公元9世纪，一些部落以基辅为中心，结成一个大公国，这就是最早的俄罗斯国家：基辅罗斯。它存在了大约350年。俄罗斯人不断面临贝琴涅戈人、库曼人、日尔曼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的劫掠。到了13世纪，成吉思汗的骑兵来了。之后200年里，蒙古人的残暴统治，大面积的酷刑、死刑在俄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当西欧正在工商业、社会生活、艺术和科学诸领域蓬勃发展时，俄国人在跟鞑靼人打仗，打了近300年。克里米亚汗国终于被征服，于1783年并入俄罗斯帝国。太平不到20年，拿破仑率兵入侵俄国。一场激战之后，法国人占领莫斯科，纵火焚烧了这座城市的一部分……所有俄国人都对他们历史上发生过的悲剧记忆犹新。
一位17世纪到过俄罗斯的西方人写道：“没见过比俄罗斯人更尊崇大公的了，他们从小被教导崇敬沙皇，像崇敬上帝那样。沙皇是一国之主、东正教领袖，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不止受崇拜，还被赋予蒙古可汗的绝对权力，蒙古遗风有增无减。”沙皇的强权政治让百姓遭了殃，但没有人起来反抗。这种绝对忠顺服从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这个传统也是将领袖神化以及斯大林大权独揽的根源。
这种传统里还有根深蒂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15世纪以来，领导和改造世界的救世主意识就深深印在俄国人的脑子里。19世纪初，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写道：“我们的祖先从未失去过这样的信念，即信奉东正教的俄国人是最完美的公民，神圣俄罗斯是世界第一的国家。不妨称它为幻觉，但它对于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和国民道德品质的作用是多么大啊。”二战时，俄国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后宣称，他们同时拯救了欧洲各国。
吉拉斯甚至从苏联人接待他的豪华专列里嗅到了这种“大国”气息：车门上庞然的黄铜把手，墙上小题大做的沙皇时代的装饰，还有厕所里高得让两条腿悬在空中晃来晃去的马桶。
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1956年写的《斯大林时代》里，就已指出斯大林在思想与行动、理论与实践上的不匹配；理论界也曾认为斯大林最大的错误是“说一套，做一套”。姜长斌则说，不，斯大林所做的一切，跟他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共产主义超阶段发展、俄罗斯帝国的传统影响、建立在国有制基础上的行政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是造成斯大林体制弊端的主要原因。
斯大林去世后，斯大林主义仍有市场。俄罗斯学者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认为，斯大林主义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的一种病态，是劳动者与他们依靠革命所取得的政权相异化的一种特殊形式，从而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精神领域造成种种严重后果。
与世隔绝，高高在上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仅仅一年》中提到家庭生活中的父亲，“他和大家搞不来，喜怒无常。”
斯大林25岁第一次结婚，妻子叶卡捷琳娜是格鲁吉亚人，这段婚姻持续了6年，直到1910年叶卡捷琳娜过早地去世。第二位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纳佳）在高加索长大，她将斯大林视为英雄时才16岁，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漂亮姑娘，后来她成为同时代人中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奋发工作的典型。在女儿的记忆里，母亲“落落大方，浑身散发着香水的味道”。
从1918年结婚起，她伴随斯大林经历内战、持续不断的危机和权力斗争，被冷落在一边。有一次，她随斯大林参加招待会后不舒服，斯大林扶她睡下，并安慰了她，她忽然开口说：“原来你对我还算有一点爱情。”
1932年11月8日晚，斯大林和夫人出席了一次宴会，他当众对她说：“喂，来，你喝一杯！”阿利卢耶娃滴酒不沾并且讨厌喝酒，丈夫的这种口气让她不安，继而愤怒。她跳起来说：“我不是你的什么‘喂’！”然后尖叫着跑出了房间。莫洛托夫的夫人波琳娜跑出去安慰她。当天夜里，她用哥哥帕维尔从柏林带给她的小左轮手枪自杀，年仅31岁。
这件事震动了斯大林，他不理解妻子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问周围的人：难道少陪她去几次剧院真有那么严重？
“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他走近棺木站了一会儿。突然用双手推开棺木，转身走了，他甚至没有去参加葬礼。”斯大林认为妻子是作为一个敌人离开他的，因此拒绝到新圣母公墓去看她的坟。他搬到克里姆林宫的另一套房间去住，直到1932年底都没有在公共场合露过面。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抽烟斗，沉默。十多年来，他倾心于事业、计划、工作、权力、斗争，并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妻子，他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以后的20年斯大林一直单身。他后来将1929年春天两个人心情愉快时的照片放大，挂在克里姆林宫的住宅和孔策沃别墅里。直到1948年，他才第一次跟女儿谈起亡妻，斯维特兰娜说，母亲的死让父亲对周围的人更加不信任。
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生于1921年，斯维特兰娜生于1926年。斯大林与第一个妻子生的儿子雅可夫曾自杀未遂。1943年雅可夫被德军俘虏，1945年被枪决。其间斯大林拒绝了德军以雅可夫交换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的条件，他说：“作交易，我不干！战争就是战争！”
瓦西里19岁成为空军飞行员，25岁荣升将军。卫国战争期间，他曾获5枚战斗勋章。在许多人的记忆里，他是个酗酒成性的人。1953年斯大林刚去世，32岁的瓦西里锒铛入狱，在单人牢房度过了8年。41岁时，他在流放地喀山死去。1999年，瓦西里被恢复名誉。
斯大林的个人生活是清教徒式的，称得上无产阶级领导人的楷模。他在贫困中长大，在教会学校学会节俭，爱好简单，除妻子外，不跟任何女人打交道。工作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他不注意形象，长时间穿着夏天那件亚麻布军装，服务人员要动些脑筋才能在换季时让他改穿毛料军装。他的一件呢大衣穿了15年，还有一件著名的图鲁汉斯克皮袄，面子是鹿皮，里子是松鼠皮，警卫员说“大概穿了一百年了”，一直穿到去世。
在人生最后25年里，他没有进过一次商店，没有花过一个卢布。他最后留下的一张存折里有900卢布，相当于当时一个熟练工人半个月的工资。
他周围满是阿谀奉承、唯唯诺诺、歌功颂德之人，他们加深了他在人群中的孤立。他早就丧失了处理真正的人与人的关系和真正感情的能力。他很少想到子女，也不愿意看到孙子们，其中有一半他完全不认识。
他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抽烟斗、思考，在各种文件上签字。通常他向办公室的一方走20步，再朝另一方向走20步，一个决定便作出了。在他70岁时，女儿意识到“他是如此与世隔绝，如此高高在上，好像生活在真空里一样，没有能跟他谈点儿什么的人”。
他所爱的、能部分填补他的空虚的人，是他的女儿。他对女儿的初恋、志业、第一次婚姻都表示反对。斯维特兰娜1967年去美国后，出版了两本重要的书：《给友人的二十封信》和《仅仅一年》，后者被看成是对父亲的背叛。出版商慷慨地付给她150万美金。
卫国战争
1941年6月21-22日是苏联最难忘的两天。那两天，德国军队突破了苏联边境，之后五六天，德军深入苏联国土150-200公里。
斯大林在凌晨八方告急中的第一反应是震惊。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当一个个红军失败、溃退、城市陷落的消息传到斯大林那儿，他崩溃了，陷入绝望，悲叹“列宁创造的一切，我们都丢光了”。但朱可夫在回忆录中说，在一切似乎都丢光的关键日子里，斯大林的指挥比任何时候都坚定。
一个统帅大本营和一个国防委员会很快建立起来，铁木辛是名义上的总司令，斯大林是事实上的总司令。他下令工业向东转移，其中包括1360多个军械厂，到了第二年军火短缺的季节，这些工厂迅速恢复了生产。
这期间，斯大林发表了几个令俄罗斯人永远难忘的全国讲话——
“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我的朋友们，我在向你们讲话！”他通常这样开头，没有华丽词藻，姿态是朋友和领袖，描述了所处的困境，每个字句都迸发出不可动摇的决心。
“这一群丧尽天良、毫无人格、充满兽性的人恬不知耻地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消灭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格林卡和柴科夫斯基、高尔基和契诃夫、谢切诺夫和巴甫洛夫、列宾和苏利科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民族！德国侵略者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他们就一定会得到歼灭战！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他们一个不剩地歼灭掉。决不留情！”
这些充满斗志的话“唤醒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顽强的俄罗斯天性”，特别是在武装部队中“唤起了巨大热情”，一位将军写道：“我们一下子感到强大了许多。”
苏德开战，本在英国首相丘吉尔预料之中，英国很快向苏军输送军火物资。但斯大林坚持要求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回信说，这是不现实的。当时的情形是，俄军孤军奋战，在各条战线上损失惨重，丘吉尔和罗斯福一直在观望。
1941年的冬季帮了大忙：德军已现疲态，对俄国严酷的冬季完全缺乏准备。此时英美的部分支持加入进来，南斯拉夫游击队也在跟德军作战。
莫斯科会战是个史诗般的事件。苏联投入作战的有200多万军队、2500辆坦克、1800架飞机和25000门火炮。尽管装备严重不足，尽管伤亡惨重，苏联红军在斯大林“苏维埃战士们！不准后退一步！”的命令下，还是能发动有效的反攻，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终于被打破。
战争的残酷远远超出想象。一次战役后，俄军司令官科涅夫微笑着告诉别人：英勇的哥萨克骑兵把那些举手投降的德国士兵的手都砍掉了。
伏特加也助俄国人一臂之力。芬兰战役时，日丹诺夫向斯大林建议批准每天给每个士兵100克伏特加。从那时起，红军保持了这一惯例，并在进攻前分量加倍，以便让士兵们“觉得更加舒畅”。
战争也训练出一批年轻的、生机勃勃的指挥员。但最高统帅常常一有失策失利就被斯大林免职，随着他情绪的平定，又会重新任命一个新职。
斯大林直接关心武器研制。到1943年，俄国人改进了的重型坦克、火箭炮、飞机、步枪和机枪都比以往更有威力，这些优越性得到了德国军官的承认。
“他接过一个扶木犁的穷国，却留下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强国。”这是丘吉尔对斯大林的评价。
1942年5月24日是作家肖洛霍夫的生日，当天他突然受邀与斯大林共进晚餐。最后，斯大林说，《静静的顿河》值得称赞，而现在仗打得十分艰苦，他希望作家能鲜明地刻画战争——既有英雄的士兵，又有天才的统帅。
与南斯拉夫的摩擦
这期间，斯大林跟南斯拉夫领导人发生过一次摩擦。起因是南斯拉夫当局收到了公民对苏联红军——当时他们经过南斯拉夫东北角对德作战——一些不法行为的控拆。
问题的提出引起斯大林的强烈反弹。斯大林在讲到苏联红军所受的苦难和奋战几千公里的艰苦卓绝时哭了起来，叫嚷道：“吉拉斯自己还是个作家，难道不懂什么叫人的痛苦和情感吗？一个在鲜血、战火和死亡中横扫几千公里的士兵，同妇女开开心或者拿点小东西，难道他不能理解吗？”等到再次与吉拉斯会面，他以和解的姿态说：“想必你也是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你难道不了解人的心灵、人的精神是多么复杂的东西？”他提议吉拉斯为苏联红军干杯。
1961年，吉拉斯在贝尔格莱德回溯这段历史，心情颇不平静：“两国的革命和两国政府，虽然建立在同样的意识形态上，但一经接触却不能不发生摩擦。这是在一种排他和封闭着的思想体系中必然发生的。”
摩擦也发生在延安与莫斯科之间。斯大林过70岁生日，毛泽东第一次有机会去莫斯科，见到斯大林第一句话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这种打击和排挤，当然来自莫斯科。那次祝寿，斯大林在订立新约问题上出尔反尔，又一次令毛泽东受到挫折。无论毛泽东、周恩来当时如何努力，始终没有争取到中苏之间的平等。
吉拉斯在第一次与斯大林会面前无疑是满心景仰、诚惶诚恐的：“斯大林不只是一位作战领袖，他是一种思想的化身，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心中被美化了的纯洁的理想，是绝对正确、十全十美的。斯大林就是今天的战争胜利和明天的人类大同。”几千公里之外，毛泽东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他曾向季米特洛夫保证：斯大林在延安受到普遍爱戴。
1937年，毛泽东把刚刚找到的15岁长子送到苏联。毛岸英在莫斯科度过了整整9年，亲历了卫国战争。20岁时，他写信给斯大林要求参战，获准入伍。1945年5月，他随苏联红军打到柏林。斯大林很快接见了他，并赠送他一支精致的手枪。
当时的斯大林，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拥有绝对权力。1949年年中，爱新觉罗·溥仪在“呈斯大林元帅”的信中，再次提出居留苏联的愿望。这位伪满洲国的皇帝说：“我现在认识到，苏联是世界上真正民主和最先进的国家，是弱小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指路明灯……”
斯大林也深信自己的国家正在各方面显示出优越性。他走过金碧辉煌的大厅，人们自动让出一条道，他在公开场合说的每句话，都有人记录，所有人都用崇敬的目光注视着他。他的元帅们浑身挂满了勋章。
然而，他的人民没有享福。豪华专列里，穿着简陋、工资微薄的乘务长在他的车室里摆了一个鸡笼，罩着一只下蛋的母鸡。“有什么法子呢，同志们。生活不好过啊！”
不好过的日子从战时一直延续到战后。集体农庄里到处可见浮肿的人，人们从猫、狗、猪食吃到瘟鸡、死马。1945年，在乌列托夫斯克区，所有的滨藜、荨麻、冰草根都被吃光了；一个名叫杰米坚科的妇女在绝望中杀死了一岁半的小女儿，以她的肉来救其余孩子的命。
为了争取盟军援助
斯大林的铁腕也表现在面对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时，不止一次地直接表达失望、恼怒和不满。在捍卫国家利益这一点上，他硬得像块石头。
丘吉尔在他195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6卷本大著《二战回忆录》里，记述了两位小个子巨人亦友亦敌的交往。两人书信往来始于1940年7月1日，德军入侵法国之际；两人第一次见面是1942年8月12日，长达4小时：一个是生于寒门的“无情的人”，一个是马尔博罗公爵后裔，一个无产阶级，一个资产阶级；这次会晤极富戏剧性，既有激烈舌战，也有“热情的同志般的情谊”。
两天后，丘吉尔即将告别之际，斯大林请他到自己家里喝点酒，并介绍了女儿。“他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似乎在说，你看，我们布尔什维克也是有家庭生活的。”
但事实上，斯大林没有什么家庭生活。战争令他过度劳累和紧张，而且脾气很坏。期间他向爱上电影制片人的女儿大声咆哮，并第一次打了她。两记耳光让父女两人几个月互不见面。那位电影制片人后来被判5年徒刑。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德国向美国宣战，美国正式参战。丘吉尔设想的英、美、苏三国的伟大联盟终于实现。
为了争取盟军援助，斯大林不惜解散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曾为中国共产党提供长期的财政援助。据王凡西回忆：“当我在党内工作时，党的主要支出，据说是靠列宁格勒党员的全部党费。”陈独秀在“三大”上也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据杨奎松教授的研究，1921年10月到1922年6月，中共得到国际协款16655元；此后逐年增加，到1927年，仅用于特别事件的“特别费”就达几十万元。
但因为战时苏联的急迫需要，这个十月革命后想用鲜红旗帜铺满全球的国际劳动者组织，这个让英美许多著名科学家、文化人长期心甘情愿为苏联作地下情报工作的、代表着人类光明远景的组织，在1943年春天自行解散了。
同盟国的关系在“三巨头”德黑兰会晤时达到顶点。丘吉尔估计，斯大林会同意“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支三个帐篷，在没有危险和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会晤”，结果斯大林选择了伊朗首都德黑兰。
这是不喜欢出门的斯大林平生头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坐飞机。旅途中，因为飞越群山上空，飞机好几次穿过气流，斯大林抓住安乐椅的扶手，面有惧色，好不容易才缓过劲来。两年后三巨头再次会晤，斯大林决定乘专列去柏林——专列配有装甲车厢、警卫队和护送车。
1944年6月某晚9点，吉拉斯突然被召进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共进晚餐。当天晚上，斯大林收到丘吉尔发来的电报，通知盟军将在次日登陆法国。
“是的，如果没有雾的话，会登陆的。直到现在，总有点什么事情妨碍着它。我猜想明天又该有些别的什么了。说不定他们会碰上一些德国人！那怎么办呢？也许就不登陆了，但还是照例作出保证。”在吉拉斯看来，斯大林是在嘲笑以前几次推迟的理由。斯大林认为，盟国只打算等到德国及其武装力量确实岌岌可危时才在欧洲采取行动。
1944年6月6日，由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盟军36个师、288万人在诺曼底登陆，行动代号“霸王”。
战争形势在1945年4-5月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4月30日，希特勒自杀。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伟大的胜利让斯大林成了全世界的英雄、人间的神。他的案头堆满了各国政要发来的贺电。在分享胜利果实的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和杜鲁门也不得不让他三分，“不得不长时间地等待他的到来”。几十年后，人们才估算出胜利的代价：德军每死亡1人，苏联死亡3.2人。
表面上握手言欢，互赠礼物，但在内心深处，斯大林与西方领导人仍然有着根本的分歧。他认为西方那套人道主义是虚伪的，他也不同意把战争与和平机械地分开，他一生都认为俄国始终处在战争状态，一如苏维埃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他曾经认真研读过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后者主张政策、行为应该跟基督教道义分开考虑，斯大林接受了这一观点。
从1941年6月到1944年5月间，德国人在俄国俘虏了516万人，其中375万多人因大屠杀、饥饿和寒冷死去——他们被圈在露天中，没有任何遮蔽，没有食物。只有105.3万人幸存下来。
斯大林对幸存者采取了严厉措施：这些人必须接受讯问，解释为什么自己没有战斗到死反被俘虏。他们通常被送往劳改营，他们的家属也会受到监禁两年的惩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马龙闪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根据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通史研究所所长阿·奥·丘巴利扬提供的研究报告：卫国战争期间投敌变节、直接在德武装部队中服役的有70万到100万苏联公民；被俘苏联军人的一部分被编入德寇警务部队中服役的，在敌占区为德寇地方行政机关服务的苏联公民，达20万到30万人。
当时，甚至出现过整整一个师的红军集体投降的事件。德国人将这些附敌者组编成9个师协同德军作战，这9个师包括：西乌克兰1个师、波罗的海地区3个师、白俄罗斯1个师、弗拉索夫指挥的两个师，以及由哥萨克人组成的两个师。所以，斯大林认为只有跟苏联政府持不同政见者才能活下来，并有可能被敌人威逼利诱来反对苏俄。
俄罗斯史学家认为，战争中的附敌变节本是常态，但出现如此规模的“俄奸”恐怕不得不追溯到30年代的“强制集体化”、“驱赶富农”、“强迫征粮和大饥荒”，不得不追溯到斯大林体制的影响。
一生谁都信不过
斯大林一生都处在激烈的争权斗争的中心，他对谁都信不过。
因为时刻可能发生的暗杀，他时刻戒备森严。他在克里姆林宫和孔策沃别墅之间往返时，5辆黑色轿车高速驶过市区，所经之处交通必须封锁。司机们经常互相超车，改变车队次序。车窗上都挂着窗帘，谁也不知道哪辆车上坐着斯大林。
他的别墅有复杂的保安措施，包括探照灯。他去南方旅行等同于军事演习。女儿曾经与他同乘一辆专列，车上的警卫将他包围，每到一个车站都戒严。停车时，斯大林下车在月台上散步，也跟机车人员聊天，并且总是咒骂那些给他设置障碍的将校卫士们。维斯特兰娜写道：“这是制度，在这一制度里，他像一个囚徒，看不见人，孤独和空虚使他窒息。”
他晚年患高血压却不允许医生接近他，而是“服用一些不三不四的偏方”。他惟一的社交是在别墅的晚宴，也是工作晚餐，参加者是一些尚未失宠的老同僚：莫洛托夫，一个把斯大林的指令看得比党章更重要的人；贝利亚，脸色白里透青，带着尖刻、自满和某种小职员式的小心翼翼，在30年代肃反中不遗余力，他的秘书经常去落实他看上的女人，但是他听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时会流泪；赫鲁晓夫，一个结实、矮胖、狼吞虎咽、精力无限的乌克兰人；日丹诺夫，政治局里公认的知识分子……
这种会餐后来变成大吃大喝、追忆往事和大开玩笑。这种时候斯大林才有局部的舒畅。他常常回忆战争，怀念那些宏大的战役。但偶尔加入者，看到的却是一个有点贪吃、时不时流露农民本色的小老头。
晚年的斯大林愈发偏执易怒。女儿回忆说，有时候，他用力把电话机往墙上扔，用脏话大骂助手或交谈者。她写道：“许多人以为把他说成一个肉体上粗暴的怪物就很贴切了，其实他是一个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
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党代会上是1952年10月，头发花白，体力衰退，显得那样孤独。
也许正因为晚年斯大林陷入斯维特兰娜所说的那种孤独和空虚，1946年起，一场意识形态范畴的“新一轮肃反”开始了。诗人阿赫玛托娃、作家左琴科、以肖斯塔科维奇为首的音乐家以及魏斯曼—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派学者等一大批人倒了霉。
1953年2月，因为嗅到了清洗犹太人的气味，记者兼作家爱伦堡拒绝了斯大林的要求——在《致〈真理报〉的公开信》上签名。他开始在家中等着被逮捕。但几天后，他的命运改变了，不然他不可能在7年后写出《人·岁月·生活》。
1953年3月1日晚，值班警卫斯塔罗斯壮胆走进了一整天没动静的斯大林的卧室，发现他穿着衬衣和睡裤躺在地板上，勉强能抬手，但一句话也不能说了。他身边，放着一张《真理报》。
10小时之后，医生才获准进入，诊断为脑溢血。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物因为自己制定的那一套官僚主义的规定和禁令，没有得到及时救治。
抢救进行到3月5日。斯大林一度恢复了知觉。当护士用汤匙喂他水喝时，他用手指了指墙上一幅放大的照片，那是一个小姑娘正在喂一头小羊羔。他在打趣自己的处境。
他临终前做了一个被不同人作出不同解读的手势。最后，那只手无力地落下。照料了他近20年的女管家伊斯托米娜跪在地上，把头贴在已经咽气的主人胸口，村妇一样号啕大哭。服务员和警卫员排成单列进来向主人告别——这是一种俄国式的告别。对所有服侍过他的人，他都体贴入微，和蔼可亲，只有将军和当官的才会挨骂。
人们发现，他没有什么衣服可以穿着安葬。打开衣橱，一共只有两套元帅服和两套便服，其中黑色那套是毛泽东来访时强迫他专门缝制的，一次也没穿过。一套元帅服上衣很脏，布满油渍，另一套上衣脱了线。最后，斯大林躺在棺材里，穿着旧的、还过得去的元帅服：袖子缝好了，上衣洗刷得很干净。
3月6日凌晨，莫斯科电台播报了斯大林去世的消息。许多人拥到红场，在那里默默哭泣。傍晚时，克里姆林宫外等着向遗体告别的人排了有10英里长，他们挨个儿缓慢地从棺材旁边走过，向国父告别。家家户户的门窗挂上红旗，悬上黑纱。甚至劳改营里的男男女女，也有悲痛之声。许多人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有一次，吉拉斯和斯大林会面后经过大街，看到了北极光。“每年这个时候，北极光会射到莫斯科，一切东西都呈现紫色并微微发亮。那是一个异常美丽的世界，但不真实。”
（参考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给友人的二十封信》、《仅仅一年》，伊恩·格雷《斯大林——历史人物》，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米洛凡·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安德烈·苏霍姆利诺夫《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姜长斌《斯大林政治评传》，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以及马龙闪教授提供的资料）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2010-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