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的新著《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甫一上市，连续几周进入北京万圣书园排行榜；据说也引起教育部门和国内多所重点大学的关注。对于将自己定义为“在中国土地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传教士 ”的丁学良，探究其思想深度的另一种方式，是丢开那些已经印成文字的思想结晶，由其成长经历串起一个人思想启蒙、发展、壮大的轨迹，同时打量它们所能行走到的最远的地方。新年之初，现任教于清水湾畔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向记者披露自己早年的生活经历，为《新民周刊》的读者提供了一份不一样的读本。
多年之后，当丁学良碰到类似提问，总是用同一个关键词hungry(饥饿)来回答：“明白吗，如果不好好读书，我就要挨饿。”对于问题“你是怎样从中国一个很穷的村子里跑出来，去了美国，进了哈佛，然后在国外当了那么多年教授 ”而言，这一回答显然超越了枝枝节节而直击根本，与其“大学大国之兴衰紧密相关”的观点异曲同工。
金宝圩的传统
丁学良出生在安徽南部宣城(今宣州)一个叫金宝圩的地方，出生日期不详。因为母亲不识字，没有记下他的生辰。在当地，如果不是到了上学年纪，孩子几乎没有被追问年龄的必要。丁学良后来根据零零碎碎的线索推断，自己应该出生在1953 年末至1954年初。
丁家三代单传。爷爷要过饭，父亲要过饭，而丁学良7岁丧父后也差一点要了饭。他不知爷爷的姓名，直到80年代初，在调往北京接受组织政审时才被告知：“你爷爷叫丁老粗，奶奶叫潘丫头。”
在那个偏僻、封闭的村落，一句民谚世代相传：“三代不读书，放出来一窝猪。”所以，许多务农之家在正对大门的厅堂内供有一个木制的书箱，书箱的右下方即是窄长高足的条桌，其上奉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乡里人期望后代沾点文字的灵气而不至于堕落成“猪”。
因为相信文字有灵气，当地人对一切印有文字的纸片都极为崇敬。偶尔得到半张旧报纸或收到城里寄来的一页信，读后都要挖个小坑埋起来，或者放进灶膛里烧掉。当地农民很少买得起卫生纸，土块树叶代之，但写有文字的纸却不容玷污。丁学良亲眼见过他的小舅用锄头从巨大的粪坑里捞起一片已作手纸之用的旧报纸，再用棍子夹到河沟里洗净，最后埋进土里。
2002年初冬，丁学良在台湾南部高雄一个叫美浓的客家村落看到“焚字炉”(印刷或者手书文字的纸张，须捧到此焚烧处置)的黑旧遗址时，突然悟到金宝圩的乡人和客家人的共通之处：对文字宗教般的尊崇。彼时的丁学良，心中一声长叹，唯有深深作揖。
农家通常会有一两本祖传的线装书供在书箱里，也许是没有封面的《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也许是只剩三分之一的《史记》、《汉书》，丁学良早年断断续续的阅读始于斯。虽然不完整，但经典终究是经典。
上世纪70年代末，丁学良赴上海复旦大学读硕士学位前，特意回金宝圩辞别，几位乡人老农仔细询问了硕士是个什么东西，最后得出结论：它等于早年的进士(中学生等于秀才，大学生等于举人)。乡人庄重地以家酿米酒祝贺丁学良“及第 ”，并叮嘱为官不可忘本虐民。
这些年再回金宝圩，丁学良发现，除了在极端封闭、贫穷的地方还保有“读书才能翻身”的传统，但凡被现代风拂到的地方都转向另一条路：到城市打工去。十多岁的孩子弃学后跟着大人进了城，除了保姆干不了，安徽人所活跃的另两大领域：做早点、卖菜，他们都能胜任。这条“多”出来的新路，在丁学良看来，是非常糟糕的一条路，“大学兴，国家才能昌盛。同理，读书才是穷人家孩子翻身的正道。”
宝藏的发掘与归还
在金宝圩三岔路小学，丁学良总共上过三年半学，其中两年比较完整，三年级和六年级，其余都是断断续续、糊里糊涂。
农村里的学费很少，母亲日常节省一点，换掉些鸡蛋，再借一点，总能筹齐。但杂费是个大问题：铅笔、本子，关键还要供得起书包和一套像样的衣服。母亲翻箱倒柜，用家里的碎布缝了一只书包，又用仅有的一套花布给丁学良做了一身衣裳，便打发他上学堂了。
“一个丫头”，穿着花布衫的丁学良受到同学们的耻笑。他躲在教室，也就是一间茅草屋里，不肯出去上体育课。因为阳光下，花布会更加刺眼。这身衣裳，在三年级的丁学良心里，是“丢人现眼”的莫大的刺激，足以铭记一生。
因为学习好，那个学年结束的时候，丁学良得到了班主任王瑞老师的三件奖品：两支带橡皮头的铅笔，一本刘少奇著的小册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本儿童文学翻译作品《匹诺曹历险记》。橡皮头铅笔是第一次用到，小册子现在想来有些好笑，第三样却是最最值得留念的。在丁学良一生所读的五六本最难忘的书里，这本讲说谎的孩子鼻子会变长的小书就是其一。
13岁，丁学良考上了安徽省的重点中学宣城中学，那是建于19、20世纪之交的古老学堂，校史上最著名的校长是章伯钧先生，拥有一座很大的图书馆。
丁学良的第一批藏书有两册，一册是清末木刻本郑板桥手书的《板桥家书》，一册是民国初年拓印本邓石如篆书的《李公庙碑》，被他珍藏在一口黑漆古旧的衣箱里，时常拿出来翻阅欣赏，或者让它们出来晒晒太阳。宣城人都知道，宣纸印刷的书若保管得好，可以几百年“金身不坏”。
这两册书在1966年6月的“破四旧”中被丁学良亲手烧了。但同年秋冬，他却发掘出更大的宝藏。以红卫兵小将的名义，丁学良和他的同学们将宣城中学图书馆里的书陆陆续续转移到各人宿舍中。他所获颇丰：大半套精装本《鲁迅全集》，契诃夫、莱蒙托夫、莫泊桑等人的小说；在同学选剩下的书堆里，拣回十几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单行本，几册《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苏联科学院集体撰写的《哲学史》译本多册，以及狄德罗、卢梭、费尔巴哈等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家的理论著作。
为了表示书与本人在精神和实体上的不可分割性，丁学良在扉页每一枚“安徽省宣城中学图书馆藏书”的小圆印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完成了心理上的“产权转换”。
孤独地阅读，成了一个14岁男孩在现实与内心的冲撞中上下求索的唯一途径。在青年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结尾，有一段大气磅礴的评论：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1985年，当丁学良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重申：根植于他头脑中的独立精神和自由主义最早源于马克思，同学不信，他便示以这段文字。这些点滴，后来写进了《从“新马”到韦伯》论文集的序言里。
1994年初春，丁学良回到阔别10年的母校宣城中学。一为探望老师；二是赠送一批为母校购买的书籍，其中一些是国内外著名作者题词签名的；三是归还28年前被他以“革命”的名义占有的图书馆藏书。他决意不把当年签在图书扉页上的自己的大名涂掉，是为了让同学们记住，在一个古老的文明发祥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期，曾经有过一批学子，是怎样毁掉了文化传承的基本设施——图书馆。对着年轻校友们，他给了当年行为两个字：无耻，即没有羞耻之意识。
那一跪的恩情
2004年末，丁学良应邀到清华大学作讲座，其间参加了一次知识界迎元旦的大聚会。一进门，就见坐在轮椅上的于光远老先生，丁学良上前，恭恭敬敬磕了一个头。在众人惊讶的眼神中，丁学良理直气壮：“于先生于我，不一般。”
这不一般的，是知遇之恩。
没有受过正统、规范教育的经历赋予丁学良两大特点：一是他从没有被什么人、用什么事先规定好的条条框框束缚住过，他是一边看书，一边思考，一边吸收或批判，这是一个主动的过程，最终形成一整套属于他个人的思维方式。这也让他在那个年代痛苦不堪，因为其时，学问并非只是学问本身。二是他常念错别字(并不写错)，因为没有人纠正过他。
丁学良差点没有拿到他在国内的哲学硕士学位，因为当时他的论文题目是社会哲学范畴内相当敏感的话题，大意是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将人道主义作为社会的基本价值之一。这层意思现在已被列入宪法。
他的“不一样的想法”绝不是从规范中来的，却引他走向了一条规范之路。硕士研究生期间，他发表了好几篇闪现思想火花的论文，引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及一些老先生的注意。1982年，“三代讨饭、根红苗正”的丁学良毕业后调入北京，那里有他喜欢的学术氛围。
那两年，丁学良发表了许多文章，因为他全部的活动空间都在办公室。白天在办公室上班，晚上在办公室睡觉，不写文章，还能做啥？当时的办公桌是按照级别配备的，于光远先生的桌子有1.8米长，也够宽，躺在上面最舒服。丁学良感激的，还有“常睡先生桌子”这一条。
1983年，丁学良修改后的硕士论文《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观之概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并且在首届“中青年社会科学奖”的评选中荣获一等奖。这个奖，促成了丁学良被推荐至美国留学。
他仍记得当时拿到一等奖480元“巨额”奖金的紧张。当时，工资奖金各类补贴全部相加，他的最高工资额是68 元。怎样处置这笔令自己坐立不安的巨款呢？最后，办公室两位同事外加传达室的小张一起护送他去了储蓄所，此前，他从没存过钱。随后，他托人从内蒙古为母亲买了件皮袄，用了存款的一部分。
丁学良当年的英语水平放到现在，考托福、GRE都过不了关，他的词汇量主要是在查文献的时候手捧英语词典积累起来的。
1984年8月，口袋里揣着向公家暂借的600美元，丁学良第一次登上飞机就出了国。在美国机场换机时险些上错班机，因为他虽看得懂英文，却听不分明。为了减少一次性丢钱可能造成的损失，丁学良将600美元分散着放，但因分得太散，有200美元找不着了，直到一年以后，他从匹兹堡大学转入哈佛大学搬家时，才从母亲手做的一双布鞋里发现了这笔钱。
苍天在上，不可懈怠
语言，是丁学良在美之初承受的最大的“智力上的痛苦”。
出国之前，他靠自学能以慢得惊人的速度阅读中等难度的专业文献，但听、说、写都不行。而进入美国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班，每学期要修3门课，每门课要阅读至少15本以上的专著。也就是说，每周至少要阅读4本厚书。如此阅读量要求英文的阅读速度必须在每小时30页以上，而当时他每小时最多能读4页左右。
阅读已经要了命，写论文则更可怕。每门课至少要作一次报告，在3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对一本重要著作作总结并提出要害问题；有些课要交一篇30页左右的长论文，有些课要交3篇短论文。丁学良说，每一句句子的形成都是那么痛苦，仿佛硬要从干瘪的乳房里挤出汁来，挤不出汁，就只能挤出血来。除此之外，美国大学研究生的部分评分还取决于在课堂上参与讨论的表现。
苦于阅读速度，丁学良只能完成很小一部分的阅读；如挤血般榨出来的论文，美国教授不大看得明白；他的报告旁人听不太懂，从量到质都令他边报告边出汗；结结巴巴的口语使他很难介入讨论和争辩；最最糟糕的是，教授和同学的讲话和问题，他只能猜懂其中极小的一部分……满腹的知识、满脑子的见解、满腔的激情和豪气，统统因语言而梗塞。简直，疯了疯了。
在最初的半年多里，从早到晚，他像傻子一样被钉在凳子上，艰难地穿行于英语词句之间。他是多么疼痛地思念祖国呵，常常凌晨从梦中醒来，滑下清泪两行。
转入哈佛时，丁学良基本完成了留学生涯中最痛苦的阶段，语言上有了较大进步，加之喜好辩论的天性，美国人很买他的账。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教授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当时在哈佛社会学系任教，教了丁学良一学期后，他连用三个“非常好”夸奖丁学良的学期论文，并欣然答应担任丁学良的博士生导师。
丁学良在《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扉页上有段献词：谨以此书纪念两段难忘的岁月——其一便是“1986年夏-1987 年夏，丹尼尔·贝尔先生周末在他的寓所对我作古典式单独授课的那一整年”。
丹尼尔教授是犹太人，父母是来自东欧的移民，家里很穷。他告诉丁学良，8岁之前，他从不知道厕所里应该有手纸。他几次笑着说，如果生在中国，他应该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
丁学良第一次应邀去教授家吃饭，在一家人都已吃完的时候，他还在忙着盘子里的另一半。教授道：“别不好意思，丁先生，跟我们家人在一起吃饭，你是赶不上速度的。”他随后解释，因为在食物不充足的环境下长大，家里每个人在餐桌上都会加快速度，不然别人就会为其代劳。
不知教授对丁学良的垂青是否有“都是苦孩子出身”的原因，总之，那一年，每两周的星期六上午10点到12点，哈佛园附近弗朗西斯路65号那幢绿树环抱的红砖楼里，年近七十、被誉为“对美国当代社会影响最大的十大知识分子”之首的丹尼尔·贝尔，与这个来自中国的青年促膝而谈，知识、思想、学问、修养，在此交汇、碰撞、升华。这在当时同学的许多美国人看来，都是“难以置信”的，于是有中国留学生戏言，丁学良是丹尼尔的关门弟子。
他们讨论过，在人类历史上，能够久经磨难而奇迹般地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主要依靠一种对伟大文化传统的记忆— —的两个民族，一个是犹太民族，另一个是中华民族。
丁学良后来体会到恩师之所以厚爱的原因。丹尼尔不懂中文，也不研究中国问题，但他关切中国。他的关切并非出于专业上的需要，也非来自外交上的谋略，纯粹是一个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学者对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民族的真挚的同情，以及对这个历经磨难的伟大民族有朝一日能够复兴的祈愿和期待。
在这样的导师面前，与其说受求知欲驱使，更不如说被一种道德感所感化，丁学良对学业竭尽全力。在接受贝尔的私下教授的同时，丁学良还要上其他的课；单为与教授讨论，他每两周要额外完成一篇10至35页的论文。他常常累到两眼发红、脸色发青、脚底发飘，但内心里，一个沉重的声音在响：“苍天在上，你不可懈怠！” (新民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