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大使：非常感谢你，朱所长。施大使，赵大使，雷公使衔参赞，程主席，韩院长，以及所有参加模拟法庭申诉的法学家们和我们所有法律专业的学生们。
我还要感谢程主席和韩院长在这所享有盛名的大学里招待我们，以及你们为了教育这些优秀的年轻学生而做的所有出色工作。
我与你们一样有对法治的热情和奉献以及你们对这项享有盛名的比赛的支持，这次比赛使全中国法律专业的学生面对当今世界面临最具挑战性、最激动人心的一些法律问题。
我赞赏聚集在这里的来自全中国的学生，他们为了服务于他们的国家而磨练自己的技巧。我也很感激如此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经验丰富的律师和法学家们，他们帮助培养这些有天分的年轻学生。
我常常被问，是什么使美国成为这样一个成功、创新、充满活力、稳定的社会，吸引并且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其实是中国学者和商界人士首先给了我答案，他们回答说，美利坚合众国最有决定性的特点是强有力的法治。
因此，今天早上我想详述一下法治对一个进步和稳定的社会来说有多么关键。
首先，我想让你们知道，像你们很多人一样，我是作为一名律师开始的，在我的家乡，华盛顿的西雅图，作为一名刑事公诉官工作了四年，我起诉过被指控室盗窃，抢劫，贩运毒品，和谋杀的人。
在法官面前争论复杂的法律案件时，即使我输掉了裁定，即使法官的裁定否决了我或者政府的立场，在我离开法院时，通常还是相信，正义正在被伸张，因为法官审阅了各方提交的法律文件。法官研究了判例法并慎重地考虑了法律问题。最后，法官给出了合理的，基于法律的判决。
我自己对法律的热情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持续着。我曾短暂地担任过兼职法官，而在担任华盛顿州州长的两届任期中，我的工作经常涉及法律问题。
我作为州长最骄傲的成就之一就是，通过关注将送首次犯案或者犯轻罪的年轻罪犯去参加社区服务和其他康复计划作为坐牢的替代方式，改革我们的青少年司法系统。在中国对自己的青少年司法系统进行类似改变时，我曾饶有兴趣地观察过。
作为州长，我有任命超过50名法官的机会和特权。事实上，我任命的大部分法官今天仍在审理案件。我任命的法官中有近25%是少数族裔，近50%是女性。
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社会的各部分都尊重司法系统，并接受法院的裁定，那么在他们面前，我们的法官必须反映社会的人口构成。
作为州长，我也有执行法院所施加的死刑的重大责任。我作为州长时最困难和孤独的一些时刻是决定是否授予缓期执行，中止执行，或者允许执行继续进行。
在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中，从小型的非法闯入到生死攸关的起诉，在被政府证明有罪之前，每个人都被假定为无罪。而且，此外，每个人 - 大人物，小人物，富人或者穷人，有名气或没名气的人 – 都有公平的机会并且被平等地对待。这不仅是美国的法律制度，也是我们整个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 – 每个人都有公平且平等的机会。
今天，一些最有名的法律案件的名称中就有那些同政府较量，同有权有势的人或者大公司较量的小人物的名字。
以1966年判决的米兰达诉埃里索纳案（Miranda v. Arizona）为例。埃内斯托?米兰达是一名被指控强奸的劳工，他认罪了，但他从未被告知他有避免自我归罪的权利和得到律师（辩护）的权利。结果，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他享受正当程序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他的认罪不可靠；因此，推翻了对他的定罪。
这个案件确立了所谓的“米兰达权利”。我认为看过警察剧的任何人都非常熟悉。米兰达权利要求警察告知被羁押的嫌疑人他们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他们所说的任何事情都会在法庭上被用于针对他们，他们有得到律师（辩护）的权利，和如果他们负担不起律师的费用，会为他们指定一名律师。
还有非常有名的在1954年判决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它结束了美国学校中的种族隔离。这一案件名称中有一名叫林达?布朗的三年级学生的名字，她必须步行穿过危险的铁路调车场才能到达位于很远处的全是非洲裔美国人的学校，而不是去一所离她家近得多的学校就读，因为这所更近的学校只为白人学生保留。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之前法院允许提供平等服务的不同设施存在的裁定。那些不同但平等的法律允许各州为黑人学生设立不同学校，为白人学生设立不同学校。美国最高法院最终裁定不同学校其实是内在不平等的。
你们将在这次比赛中辩论的案件，阿尔佛纳共和国是这些小人物之一在法院系统中寻求补救的另一个例子。
经过几个世代，我们美国的法院已经确立，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是美国总统。在1974年的美国诉尼克森案（United States v. Nixon）中，最高法院下令白宫公开记录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内谈话的录音带。所有这一切越过了尼克森总统坚决、极力的反对。后来，华盛顿邮报两名鲜为人知的记者发现了白宫中掩盖的非法活动，而这些故事最终导致尼克森总统辞职。
我们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再次证明，任何人，即使是美国最有权的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法律案件经常给好莱坞电影以灵感，比如由朱利亚?罗伯茨主演的《艾琳?卜罗克维赤》（Erin Brockovich）。卜罗克维赤是前选美比赛胜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她帮助揭露在卡利佛尼亚一个美国小镇里的化学污染，尽管没有正式的法律培训，她与拥有很大权力的州电力公司及其律师大军较量 - 就污染导致的严重健康影响帮助镇上的居民赢得了数百万美元的赔偿。
小人物的权利是美国制度的真正基础。早在18世纪，很少有人会预测到，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一个由13个殖民地组成的乌合之众联盟能以某种方式脱离大不列颠获得独立。但是这些殖民地获胜了，并且作为一个年轻的美国从事构成一个新国家的辛苦工作，我们的开国元勋们确保了我们的宪法保护小人物的权利。
在那份著名的文件中，他们庄严地载入了权力分立规则，创造了政府三个平等的分支：立法、司法和行政分支。通过这样做，他们创立了一个制约与平衡的制度，以防范三个分支中的任何一个滥用权力。
当然，与我们的相比，中国自己的法律传统和历史能回顾到早得多的时间，并在许多方面与美国的有所不同。但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秦国，一位中国著名政治家和改革家，商鞅，就在《商君书》中阐述了他的法律哲学。他所确立的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体现在他的一句名言中：“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因此，在2，300多年前的中国，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原则就已经被提出并被公认了。
此外，在《论语》中，孔子谈到统治者的责任以及其个人行为的重要性。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今天，在我们的现代社会，孔子主要说的是，有效的政府是一个官员遵守社会法律的政府，在本质上是法治。
在这方面，我很高兴地注意到，在中国这里的法律研究和实践已经看到显著增长。30年前，在中国有大约6所法学院以及约2000名律师。今天，全国有超过600所法学院和超过230，000名律师。中国需要聪明的律师. 在美国我们也许有太多了。 (笑)
对于我自己的国家而言，美国宪法是一块法律基石，而且已经被证明它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部分是因为它适应历史带来的社会变革。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自我纠正的。
例如，我们不时地对我们的宪法进行修改以便更准确地反映我们国家的价值观，并使更多的人置于其保护之下 - 以前被排除在外的人。直到建国近100年后，三个美国宪法修正案通过后，非洲裔美国人才被看作是完全和自由的美国公民。同样，直到1920年的第19修正案获得批准，妇女才被允许投票。作为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的进一步证据，在2008年，巴拉克?欧巴马当选为美国第一位非洲裔美国总统。一年前南西?佩洛西成为美国众议院第一位女议长，我们政府立法部门最高层的成员。
当上个月欧巴马总统宣誓就职他作为总统的第二个任期时，他是在马丁?卢瑟?金纪念日宣誓就职的。马丁?卢瑟?金不知疲倦地倡导法治下平等的权利，特别是结束对于非洲裔美国人的歧视。
美国人知道我们的社会并不完美。问题依然存在，但我们在不断取得进展。由于我们的法律制度的自我纠正的性质，我有信心我们将继续看到公平和正义上的改善。
拥有一个公平、透明的法律架构是建立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社会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但是这还不够。更为关键的是，当这些法律受到检验，当这些法律受到挑战的时候政府如何应对。人们需要知道规则将适用于所有公民，不管你是谁或者你拥有多大的权力。法治不一定确保特定的人获得有利的结果，但是必须保证法律下平等的待遇和寻求法律补救的机会。
我们的美国内战结束后，许多南方的州撰写限制非洲裔美国人权利的法律，直接违抗我们的宪法。这些州使用这些规定施加种族隔离和限制黑人 - 非洲裔美国人 - 的公民权利。过了半个多世纪，勇敢的民权律师们才开始大力展开恢复这些权利的诉讼，这些诉讼对他们自己有相当大的危险。
其中一件诉讼导致了我前面提到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它结束了学校里的种族隔离。然而，即使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后，美国最高法院说不允许隔离学校后，许多州仍然没有听从美国最高法院的命令，并没有结束隔离。
例如我们的一个州，阿肯索州的州长继续违抗法院甚至派出阿肯索州国民警卫队，即州警察，阻止九名黑人学生报名就读该州一个镇上的高中。
艾森豪总统反对这一行为，派出美国陆军护送那九名非洲裔美国儿童到学校，明确表示必须遵守美国最高法院宣布的国家法律。
就我自己国家的经验来说，法治赋予政府更大的正当性，因为人们有信心他们有公平和透明的方式可以消除他们的担忧。但是判决不是武断的，每个人，即使是小人物们，都受到法律保护。
对手之间可能不总是赞同法律案件的结果，但他们对法律过程的基本完善性有信心。正如一项体育赛事。你可能不总是同意裁判的决定，但是如果每个人都遵守规则并且每个人都认为裁判公正，即使他们那一方输了球员和球迷们也可以接受比赛的结果。然而，他们不能接受的是裁判无视规则或迫使他们屈服以偏袒一方或一个比赛者。
一个证明对我们法律制度的信心和信念的最近的例子发生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在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总统选举的结果归结到仅仅9票 ——9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投票。他们不得不决定在夫洛里达州谁获得了最多的票数。他们不得不决定如何计算一些非常混乱不清的选票。因此在布什诉戈尔案（Bush v. Gore）中，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以他们对美国宪法的理解为依据做出裁决。他们的裁决有利于焦治?W?布什，尽管后来媒体和其他团体确定实际上副总统戈尔在佛罗里达州获得更多的选票。虽然法院的裁决非常有争议，布什的对手，当时的副总统戈尔，接受了法院的裁定。并且副总统戈尔的支持者们也接受了法院裁决，因为他们相信我们法律制度和我们法律过程的完善性。
在其他许多国家，如此激烈角逐的总统选举将导致街头出现愤怒的暴民，革命，甚至军队在政变中夺权。美国人民接受法院在决定谁将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的裁决，是对强有力法治的价值和稳定权力的明确的证明。
一个强有力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社会，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同时也有利于经济发展。任何生意和投资都存在风险。做生意的人接受他们要服从他们做生意的城市、省或国家的法律。投资者不能忍受的是任意应用法律，这样做危及他们赚取利润或寻求补救办法的能力。
对国内的企业家来说，如果一个公司的创新者认为他们的想法和辛苦工作得不到保护，那么这个国家将有失去企业家才能和商业潜力的风险。外国投资者将“用脚投票”，把他们的资源带到他们觉得更安全，更可预知并且更加公平的其他市场。
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这听起来尤其正确，因为知识财产盗窃是腐蚀创造和创新动机的犯罪行为。简单地说，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知识财产保护，企业—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将再三考虑开发新业务，技术和创新。
最后， 我们需要问个问题，一个社会如何建立对其法律制度完善性的信心？答案很简单：稳步推进。这需要数年时间，耐心和大量的试错。坦率地说，在美国我们仍然在努力着。没有一种“一刀切”的体系或解决方案。中国有着悠久和丰富的法律历史，可以为其未来提供教训。
然而，有些超越文化差异的共同原则，包括独立和被尊重的司法审判和法律下的平等保护。
向着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社会前进的路上需要奉献和长期的努力。但，让我为作为一个美国人感到自豪的许多事情之一是，我们的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怎样努力使美国更接近理想的形式，如我国宪法的序言所述，“一个更完美的联盟”。法治是这一理想的关键，它有助于建立起一个团结一致，对他们的权利有信心，并致力于国家未来的人民。
作为未来的律师， 你们在推动和提升中国的法治上有特殊的作用和责任。 在前方，中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它依赖于一个积极、中立、被尊重的司法审判、法治和律师。 中国人民就依靠你们了。
祝你们好运。 非常感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