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谈论经济增长时，通常提到的原因是劳动与资本投入、消费需求和出口。诚然，这些因素均对增长有某种直接的拉动作用，然而它们又都只能算做表层原因。经济增长，说到底仅仅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致只有三种相互关联的源泉。生产率提高的第一个源泉是“得自贸易的收益”。至于其中的道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得十分清楚：即使没有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一个国家、企业或个人只要把生产要素集中于那些最具优势的对象上，那么仅仅由于要素的重新配置或流动，就可以导致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素流动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专业化生产的规模扩大，规模收益或规模经济的出现便水到渠成。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是有条件的，也就是必须保证交易的顺畅进行，同时也要有足够大的市场规模来容纳分工和专业化。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要素流动收益等价于“得自贸易的收益”。为了表示尊重，“得自贸易的收益”有时又被称为“斯密增长”。
生产率得以提高的第二个源泉就是刚才被我们假定掉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特别是围绕技术进步发生的创新，对生产率提升的积极贡献比较直观。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讨论了创新的五种形式，其中包括技术、工艺和产品的创新，并特别突出了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故这种源于创新的增长又被冠以“熊彼特增长”之名。
提高生产率的第三个源泉来自于制度创新。制度创新体现在规则或机制设计、演化、改革、扬弃和执行等诸多方面，比如法律的废立、政府放松管制、倡导移风易俗。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保障财产权利，维护契约，同时促使承担这项功能的政府最有效和最公正地完成自身使命。适宜制度的特征表现在为社会提供一套好的激励机制，帮助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稳定预期，进而降低交易成本。显然，无论是改进激励机制还是降低交易成本，均有助于扩大得自贸易的收益和拓展得自技术进步的好处。鉴于曼瑟·奥尔森在《权利与繁荣》中对此命题的论证简明透彻，我们可以将源自于制度创新的增长称之为“奥尔森增长”。
上述三个经济增长之“源泉”绝非独立存在，在通常情况下它们交叉重叠，彼此互动。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科技发明和深化分工，新技术成果又会降低交易成本和扩大市场规模。将经济增长的深层原因分解后加以讨论，一方面是为了理论分析的深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高政策制定的针对性。对处于不同经济成长期的国家而言，“源泉”扮演的角色亦会有所区别。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梦想。国强民富，祖国统一，中国元成为世界关键货币，深度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与实施，东方价值与中国道路赢得世界尊重，共同组成了民族复兴的标志。毋庸讳言，民族复兴的基石来自经济长期快速稳定健康的增长。理解增长源泉，发现增长源泉，疏导增长源泉，开发增长源泉，最终让其汇聚成推动经济不断繁荣的滔滔洪流，乃实现民族复兴之梦的基本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