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我的五哥）于1974年12月3日因患肺癌不治病逝，至今已经14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丧失亲人的感情上的冲击已经过去，现在更多的是理智的思索。然而，由他的亲人来为他写传略，仍不免蒙上一点感情色彩，虽然这篇容量不大的传略并不企求对他的一生作出全面的评价。

顾准，1915年7月1日（农历5月19日）生于上海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兄弟姐妹共10人，在兄弟辈中行五。因外家无子嗣，自幼从母姓。原籍苏州，民国初年在父亲一辈举家移居上海。父亲晚年业中医。以家境清贫，无力继续求学，1927年在黄炎培所办中华职业学校旧制商科初中（学制为二年）毕业后，由留云小学母校教师殷亚华推荐，经王志莘介绍入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

1927至1937年的10年间，正是我国民族工商业有相当发展的时期。潘序伦从美国学成归来，移植到国内的新式簿记——现代会计学，是完全不同于我国传统的旧式簿记的一种新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他借助科学原理，对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活动，按其不同类型的具体特点，设计各种不同的会计制度，进行系统的记录、计算、分析、检查，它较之我国传统的旧式簿记，要精确、及时、科学得多，因此受到开始运用现代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新兴工商业者的普遍欢迎。适应这种社会需要，潘序伦的会计事业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扩展到立信会计补习夜校，以后又创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立信会计编译所、立信会计用品社等。当时众多中小工商企业中从业的中小职员、练习生、学徒，迫切要求增进业务知识，改善社会地位，因此，这种业余补习、灵活多样的办学方式，不仅受到他们的普遍欢迎，也得到多数业主的支持，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和会计事业在这一期间有极大的发展。

1927年，顾准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时，不过12岁。以后经过勤奋自学，逐渐学会和掌握了会计学这门学科。然而毕竟年事过小，稚气未脱，因而曾经闹过这样的笑话：当他第一次登上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讲台讲课时，〔当时只16岁〕，竟被学生轰下了台。又过一年之后，第二次才算站住了脚。

从1927年到1940年离开上海，顾准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前后工作了14年。他从刻蜡纸、印讲义、改课卷，到在夜校讲课、担任夜校部主任、撰写会计学著作、在之江和沪江等几所大学担任兼职教授，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时期，是他职业向上时期。1934年，他完成了第一部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此时不过19岁。以后，陆续出版的有《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等。这些著作出版问世时，有的用了顾准自己的名字，有的署了别人的名字。值得在这里提到的是，顾准与潘序伦的关系。1934年顾准参加革命活动以后，曾几次被迫流亡。潘序伦对顾准是一个危险的赤色分子并非没有觉察，但他对顾准几次进出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仍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并且还同意他可以采用在家撰写会计著作这种更为自由、也更适合于从事秘密活动的职业方式，甚至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向潘序伦提出警告以后，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潘序伦对顾准爱其才，也敢于用其才，在他心目中还曾把顾准视为自己会计事业的继承者（潘序伦直到晚年还这么说），不问他政治面貌如何，采取了一种开明、宽容的态度，而顾准和他的家庭也因此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条件，这在30年代的旧社会，确实难能。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四省沦亡；1932年“一.二八”凇沪抗日战争失败，国民党坚持奉行错误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在普遍的民族觉醒的推动下，顾准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开始了革命运动。经过1933年下半年的积极活动和酝酿，1934年初，以顾准为核心，成立了一个自发的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进社。参加进社的最初的成员是团结在顾准周围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事和立信会计补习夜校同学中的先进分子。第一批成员有顾准、李建摸、李少甫、陈怀德、夏舜凯（以上均已故世）、李燮泉、沈蔚平、童志培以及不久以后参加的汪璧（方采秀，后与顾准结婚）、王纪华（王文清）（以上两人也已去世）。进社成立不久，即与党的外围组织远东反帝同盟建立了联系。在远东反帝同盟的指导下，进社起草了自己的“纲领”，建立了干事会，出版了内部油印刊物《前卫》，声援了当时正在进行的美亚绸厂的罢工斗争，并决定全体成员积极参加当时由李公朴、柳辰夫主办的基督教青年会读书会的活动。1934年8月，远东反帝同盟负责人刘丹被捕，进社与远东反帝同盟失去联系。通过读书会甲班干事孙化新（即孙焕新、孙静，武术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队）机关刊物《武装自卫》编辑，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职员，燕京大学社会专修科毕业），顾准很快找到了武卫会党团书记林里夫，进社又与武卫会建立了联系。林里夫当时决定：一、利用读书会结业式的机会，由顾准在会上公开宣读武卫会抗日救国纲领，以扩大影响，争取合法地位（结业式到会学员约200人，会上对武卫会纲领一致表示拥护，并当场推举约有10人组成的筹备组织；筹备组也曾进行过这次活动，但在当时形势下终未能公开）；二、进社解散，除个别成员按其自愿参加其他革命组织外，其余均转入武卫会。

顾准转入武卫会后，先在武卫会沪东区委工作，后调任总会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分会主席。1935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6年2月，顾准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在文委工作期间，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当时为文委书记）认识并共事。

30年代中期以前，党在上海的基层组织一般都是按地域组织的。党在职员阶层中进行艰苦的系统的工作，并把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到企业中去，实肇始于江苏省委职委（职员工作委员会）（江苏省委成立于1937年11月）。抗战前夕，1936年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组织部党小组在职员中只有党员数人，经过整理（把分散在其他方面的职员党员集中起来）、发展，到1939年7月，党员已发展到150人左右，建立起来的党组织有：银行工作委员会，下面有银联（银钱界联谊会）党团、《银钱界》编辑部、各企业支部；洋行工作委员会，下面有华联〔洋行华员联谊会）党团、华联会刊编辑部、亚细亚支部、其他各企业支部；百货公司委员会，下面有永安、先施等百货公司企业支部；益友社支部；保（险业）联支部；绸布业支部；海关支部；电台支部；职妇支部等。直属职委的还有职协（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党团和《职业生活》编辑部。

1940年8月，顾准离开上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自1940年至1945年，他的足迹从苏南、苏北解放区直至延安。1945年日本投降，自延安回到华东。这期间，他曾先后担任过中共苏南路东特委宣传部长，澄锡虞工委书记，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苏北监阜区行政公署和淮海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1943年3月去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日本投降，1946年1月回到华东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上海解放前夕，任青州总队（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一支干部队伍）队长，积极准备接管上海。1949年5月，随军回到刚解放的上海。

进入上海以后，面临的不仅是繁重的接管工作，还有支援全国解放（尔后是抗美援朝）和争取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等远为艰巨得多的严重任务。这期间，他曾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等职。1953年调至北京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物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兼），1962年，重返经济研究所。

从1952年至1974年12月病逝，这22年，对顾准来说，“艰难坎坷，历尽折磨”这八个字差可描绘。1952年的“三反”运动，他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处分；1957年和1965年，又两次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1965年9月，当我知道他已经确定将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在家里等待处理的时期，我有很多感想和回忆，曾经写了下面这首诗：

兄年十有三，稚气犹未除，为觅农与食，独力负重荷。

老母有所养，弟妹得庇护，茹苦复含辛，二姊因殇殂。

兄慧惊不殊，少年结硕果。狼烟弥四野，从此投干戈。

孤灯照慈颜，夜夜守门户。黯黯夜深沉，茫茫瞻前途。

殷殷期奋发，得兄助最多。离别三十载，相聚曾几度。

漫步古长城，偕游所独无。把盏逢故友，共话倾积愫。

忧患任天下，卓见有明珠。奈何书生气，岂能展抱负。

乐乎知天命，期颐养天年，情在手与足，悯夫上斯言。

诗的意思是明白的，其中有对过去幼年时代历史的回忆，也有弟兄之间不加掩饰的感情。诗寄出后，没有反响，保持沉默。不久，“文化革命”把这件事从我的记忆中彻底扫荡了，没有留下一点踪影。1975年，顾准去世几个月之后，当我整理他的遗物时，惊异地发现居然被他郑重其事地抄录了一遍，而且冠以《赠诗》的标题珍藏起来时，我感到了这里面蕴含着的对它的感情的分量。我知道，他历来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会同意“期颐养天年”这种消沉的调子，然而不忍拂逆我这一番善良的心意，这大概就是他保持沉默而又把它珍藏起来的隐衷，我推想。然而，我进的“斯言”毕竟太迟了，因为距此不久，一场几乎没有人能够抗拒的灾难降临了。在这场灭顶之灾中，顾准遭遇了妻死子离的厄运，只剩下孑然一身，1968年4月，妻子汪璧被迫害致死，死后也未能获见一面。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了过去的历史。不无遗憾的是他在生前未能亲自看到对自己的平反昭雪，恢复自己原来的形象。不过，我相信，他对此是会十分坦然的。

“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对真理的追求，他献出了毕生精力和生命，献出了自己的荣誉和地位，献出了对同志、乃至对亲人的爱，为的只是保留自己的这种追求。”这是他外甥宋德蕃在一篇怀念他的五舅顾准的文章中说的一段话，我觉得以此来概括顾准的一生是确切的，不过分的。

1974年9月，距离他病逝只两个多月，我（“文革”中）第二次去北京看他。有一次在紫竹院公园谈起往事时，我曾对他说过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并对他加以劝慰，他苦笑了。这时，他的家庭早已不复存在，妻子汪璧早在1968年死去。子女还小，在“左”的毒雾笼罩大地的那个年代，他们只能从两次戴上右派帽子这个简单明白的事实去理解他们的父亲，而他为了“保全”他的子女，为了不“害”他们，只能接受“划清界限”这唯一可能的选择。1974年11月初，他病危住院，我再度去北京到医院去探望并陪伴护理他时，他除了十分冷静地对我说，“这次前门进来，将从后门出去了”之外，向我表示，希望看看他所有的子女，他“宽恕”他们，也希望他们“宽恕”他。我忠实地转达了，也作了努力。然而，在那个把谬误当做真理、是非颠倒的年代，他的“宽恕”并没有能够换来他的子女的“宽恕”。1972年，年近九旬的老母，当她得知她的儿子受尽苦难，已经回到北京想见一面时，因为他的妹妹不同意（1965年以后，母亲移居顾准的妹妹家，直至1975年，移居上海），而顾准和母亲为了“照顾大局”(顾准的妹夫此时身居“要职”)，不要为此惹出麻烦，放弃了母子相见这种天伦的愿望，忍受了咫尺天涯不得一见的痛苦折磨。1974年，顾准病危，老母坚欲一见。考虑到此时年已九旬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与垂危的爱子相见，很难逆料不会产生什么意外，我只好再三劝阻，母子终于不能相见，成为无可弥补的终生遗憾。

历史学家会从整体上把它视为历史的悲剧。然而妻子含冤而死，子女坚持“信念”而断然与父亲“划清界限”，年近九旬的老母咫尺天涯，致死不能一见，所有这一切个人的不幸，对于一个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人来说，需要作出多大的牺牲才能忍受。鱼与熊掌，个人、家庭的幸福和对真理的追求，在我们这个时代，本来并不是绝对的对立物，并不是水火不相容、不可得兼的，然而，在那个年代，只是为了“保留自己的这种追求”，他却不得不作出这样的选择。

在1934年到1974年这4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事党的实际工作。在党的实际工作中，他善于把革命的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自己的实践相结合。1936至1939年，他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斗争。为了适应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他提出并运用“联谊会”这种政治色彩并不浓、更容易为群众接受并且能够获得合法地位的组织形式，把广大职员群众（包括上层职员、店员、学徒、练习生）吸引、团结到这些群众组织中来，在这些群众组织的掩护下，党组织能够更有效地发现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并且在他们中间进行日常的艰苦的教育工作，发展党员，把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到企业中去，使党组织在群众中扎下根子。这样，就把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也完全符合“隐蔽精干，长期坚持，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然而它却被称为“联谊会路线”，被批判过。

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不仅要和敌人的封锁、轰炸和社会上猖獗一时的黄金、银元等投机活动作坚决的斗争，还要从财政上支持此时尚未完成的全国解放事业和紧接着的抗美援朝战争，并在争取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历史任务中作出积极的贡献。顾准当时担任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鉴于上海大型工商企业一般均采用比较健全的现代会计制度，为了更好地完成财政税收任务，从实际出发，提出“查账征税”的方法，并发动职工群众予以监督检查。这个意见得到陈毅市长（兼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第二书记）的支持。顾准并进一步予以完善，确定为“依率稽征，专管查账；职工协税”；对中小工商业户，账册健全的，依法交税；其他则采取定期定额纳税。顾准这个意见，因为得到陈毅的支持，得以有效的执行，但是显然与当时有关上级领导部门的“民主评议”征税方法的规定不一致。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路线。但是对于敢于独力思考，敢于结合自己的实践提出有创见的意见，并不是所有负有领导责任、手中掌握决策权的人都表示欢迎的。在那个个人迷信盛行，造神运动炽烈，政治权威可以代替客观真理成为时代特征的年代，一切拂逆领导者的言论、意志的言行，都会被视作异端邪说，因而受到打击，是并不奇怪的。顾准在1952年被认为“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等等，自此以后，又接二连三受到不应有的错误处分（均已平反），也就成为可以理解的了。

顾准勤奋好学，善于思索。他没有把自己局限、封闭在某些知识领域内。1953年，调去建筑工程部工作，为了搞建设，他从初等代数学起，进而学平面几何，乃至微积分。他认为平面几何帮他懂得形式逻辑的方法，导数和微分帮助他理解边际学派的观点。他对进化论、相对论、量子论都并不陌生。他认为研究经济的目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经济总是特定历史范畴、特定社会形态下的经济，不可能是简单地用一个数学公式就可以表达的东西，因此，研究经济就一定要研究历史。他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本身就是一部经济史。他对当时的《资本论》的某些译文不满意，自己动手译校了其中若干章节。有许多人们关心的问题，例如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为什么资产阶级首先在欧洲产生，资本主义只能首先发源于英国？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为什么有那么多共同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的社会体制和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有什么关系？……这一切不是单纯地在经济学范畴内兜圈子可以找到答案的。他认为只靠一个国家总结出普遍性规律是不成熟的做法。早在50年代，他已看到当时苏联经济中的弊端，他认为南斯拉夫正在试验一种新的模式，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的东西。他十分重视对实际情况的调查。1958年后“下放”农村劳动，除了结合读书写了大量笔记外，还收集了大量农村经济发展变化的材料，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和论证。可惜的是这些调查资料和笔记，早在“文革”以前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时毁于一旦。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发生反右派反右倾之类的事，是和中国历史的传统意识形态、封建时代的哲学包袱分不开的。对这方面估计过低将会犯错误。他把自己遭到的不公平待遇和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事件作了比较之后，心情变得冷静而充满理智，对自己反复多次长期身处逆境，并不怨天尤人，处之泰然。相反，他对历史充满了信心。他认为历史总是在前进，现在比过去总要好一些。他认为中国要建成高度民主的社会，最有效的做法是提高文化水平，而提高文化水平最有效的办法是提高生产力。他认为只有充分吸收了前人智慧的精髓，才有条件去发展前人的成果。他说这好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牛顿力学来说是一个发展，非欧几何对欧几里德几何是一个发展一样。他不赞成从资产阶级的字典里找名词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他对各种简单化的“批判”、“否定”总是不能满足。他说居里夫人的下面一句话对他最有教益：“即使在人类知识宝库里投进一粒沙子也是伟大的。”他用这句话勉励自己，克服了精神上物质上巨大的压力和困窘，以图书馆为家，身处斗室而不以为苦，在常人不能设想的那种孤寂和清贫的环境下，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在他去世以后，翻检他的日记，我惊异地发现，在1972至1974年这两年中，除了生病被迫休息，除了写作以外，全部时间都在读书，其速度有时可以达到两三天一本书，书名可以列成长长一大串。

他是历史的乐观主义者，又是历史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理想是远大的，而步骤只能是逐渐进行的。在那阴霾弥天的日子，他始终关心和注视着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并且没有一天忘记梦寐以求的我们国家有一天能够在世界上腾飞。

顾准，终其一生，只是为了追求真理，此外，别无所求。他的追求真理的足迹，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终止。

对于30年代老一代的会计界，顾准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但是，顾准之从事会计研究，多半是为生活所迫，出于职业需要，并不是出于一种对学术研究的自觉的选择，也没有把会计研究作为生活的直接目的，更没有醉心于自己在会计研究这个领域内所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地位。在30年代的当时，顾准确实把撰述会计学著作只是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掩护革命活动的工具。因为与革命活动相比，会计研究不能不处在从属的地位。这当然丝毫不含有对会计学有任何鄙视或贬低的意思。因为如果我们承认现代会计是这样一种对社会各种经济活动运用科学的原理和方法进行记录、计算、核算的工具，那么，它既能为资本主义服务，理所当然也能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如果我们承认社会经济活动不能没有核算的话，那么，会计倒应当是万岁、万万岁的。

1962年，顾准“下放”劳动回来，重返经济研究所，受孙冶方委托，再次进行会计研究。这是完全不同于30年代，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会计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探索。他留给我们的著作有《会计原理》《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两书。《会计原理》为作者对我国社会主义会计实践进行调查研究以后的系统著作，原计划写七篇，《会计原理》是其中第一篇，其他六篇只留下提纲，未能终篇。此书成稿于1963年，几经周折，才于1984年正式出版。《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是根据作者第三稿整理而成（此书得以出版，应该感谢诸尚一、夏高波两先生）。按照作者原意，准备在第三稿的基础上再作修改，然而也未能竣其事。因此，两书都是残篇。这两本书“对于会计学的性质、主体、客体（对象）、作用、任务、方法和组织，进行了全面和正确的阐述”，“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精辟的见解”，“确有独特创见，独特风格”〔以上引文均见《立信会计选辑》第四辑）对于长期来在会计理论上有争论的问题，作者在这两书中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

顾准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留下的著述虽不多，但是他的某些观点、见解产生的影响却不小。早在1956年，他就已经极其敏锐地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这一根本性的问题给以莫大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1957年《经济研究》第3期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孙冶方曾指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是吴绛枫（即顾准）最先向他提出的（详见《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初次发表时的“后记”，此文在收集到各种文集中时，“后记”中的这一段话均未转录）。

在这篇论文里，顾准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没有经济核算；而要进行经济核算其所能凭借的工具只能是货币、工资和价格，这“就是采用了一个公共的价值尺度”，舍此没有其他选择。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能排除，乃是因为“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为是不可能的”，只能“以每个企业为单位进行核算”。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只能“规定全局性的，关键性的项目”，“它不是洞察一切的、对全部生产分配与产品转移规定得具体鲜明、丝毫不漏，因而是绝对指令性的计划”而是在“实行经济核算制以后，经过价格以调节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的僵化模式相对立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全面论述了这种新的体制的运行原则。这种言论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不过，顾准不是一个轻易能为流俗所动摇的人。他在回答所谓“谁企图用价值与价值规律来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现象，谁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责难时，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把社会主义的一切问题都给我们解决得那么妥善，只要我们去引证现成的结论就行了。重要的是要分析我们所生存其中的社会主义的具体的经济关系。”

1962年以后，在从事会计研究之余，他还埋头从事当代国外著名经济理论著作的翻译工作。现在已经出版的有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署名绛枫）、罗宾逊夫人的《经济论文集》（两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都已是在“文革”以后，顾准生前均未得见。

“文革”中间，顾准曾拟订过一个宏大的计划，准备以10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包括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史等），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先作一番“漫游”，然后在此基础上，达成对历史未来的“探索”。这个计划他是付诸实践了的。1974年春，他写信告诉我，每天有低烧，并且还在咯血，然而为了把对希腊史的研究继续下去，每天只带几个冷馒头上北京图书馆，一直到闭馆才回去。信上还说，似乎又回到了30年代流亡到北京后的那种生活，因而感到那样高兴。他用冷峻的目光研究、剖析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在惊叹于古代希腊所曾经达到的那样高度的文明和民主之余，不免为小国（城邦）林立、内战频仍而感到困惑，甚至正在写作中的《希腊史笔记》（后来正式出版时命名为《希腊城邦制度》）也曾一度为此“卡壳”。但是，璀璨夺目的希腊文明确实深深吸引了他，他把西方历史的发展以致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希腊文明联系起来，放在更加恢宏、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1972至1974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在他和我的通信中，写下了现在汇集在这里的这些笔记形式的论文。这些“笔记”当时他写作时并没有考虑会公开发表，当然，也不是他最后的正式的研究成果，但是这遮盖不住蕴含在其中的闪烁的思想光辉。

陈敏之1988年4月15日

来源: 《顾准文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