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回归实体”，实现“再工业化”都成为一种大的趋势。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在寻找迅速走出金融危机阴霾的解决方法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发达国家欲借“再工业化”重夺国际制造业竞争主导权，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新阵地，对中国制造业形成“前堵后追”之势。
面对这场大变局，中国制造传统的盈利模式受到挑战，中国制造是“赶超”还是“旁落”，中国如果构筑新的比较优势将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西方国家“再工业化”大潮袭来
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使西方国家重新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检讨“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政策，纷纷提出“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战略。所谓“去工业化”可以理解为近20年来，欧美国家工业（或制造业）占整体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一趋势除了体现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外，还受到20世纪90年代所谓“知识经济”的兴起的影响，欧美国家认为，竞争力主要依赖于服务业、金融业等非制造产业，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出现了“制造业空心化”趋势。
事实上，产业革命决定经济发展的未来，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工业革命期间，制造业产业迅速从英国转向欧洲大陆和美国；“二战”后，从美国迅速转向日本。在每一个时期，产业转移速度都有所加快。因此，制造业产业从日本向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转移，然后向东盟四国的转移，直至最近向中国和越南的转移，在速度上均快于日本的赤松和美国的格申克龙在1962年著作中所描述的、以“雁阵模型方式”转移的速度。
20世纪初以来，美国曾经长期占有世界制造业的最大份额，到了20世纪50年代前后，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曾经高达50%左右。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着全球产业转移的发展，美、欧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进入20世纪80年代，生产“外包”成为大趋势，美国转向了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其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现象日益凸显。
受此影响，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的份额日趋下降，1990年下降至21.5%，到2009年跌破20%，2010年所占份额为19.4%，略低于中国的19.8%，，从而丧失了百年来世界制造业产值头号大国的地位。
欧洲亦是如此，上世纪90年代，德法等西欧国家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趋势，实体经济逐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资产报酬率降低，国内需求不足，这导致了大量廉价资本源源不断涌向希腊等南欧国家，催生了这些国家的资产泡沫，也导致国家产业竞争力下降，并出现“空心化”趋势，经济产出大幅下滑以至于难以覆盖高企的债务，直至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
因此深陷债务泥潭的欧洲同样认识到再工业化的战略意义，欧盟正在通过加速低碳产业、信息产业等产业发展，加强欧盟工业的研发创新投入，积极推出各类促进工业企业发展政策三大方面重塑工业实体经济。
可见，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未来的重心都是“制造业回归”，并通过政府力推“再工业化”战略，重塑竞争优势。
西方“再工业化”战略
其实，“再工业化”并非是一个新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泰·埃兹厄尼提出。詹姆斯·米勒在回顾美国产业演进和1973年产业衰退的基础上，指出，“再工业化”作为一种积极的产业政策选择，是通过市场机制来推动产业调整和升级的，以提升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20世纪80年代，鉴于日美制造业的竞争格局逆转，美国里根政府提出了恢复制造业地位的主张。罗伊·罗斯维尔和威特·杰格维尔德把“再工业化”定义为产业结构的转型，主要是加速固定资产更新换代，提升产业附加价值。
但从性质来看，当前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绝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超出了“再工业化”的范畴，向新的产业革命迈进。
2008年的金融危机几乎摧毁了美国几十年来的发展模式，以透支消费、信贷扩张和房地产市场繁荣为支点的美国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危机后的美国经济何去何从？这是奥巴马政府必须解答的难题。
联合国工发组织的统计数字显示，近10年来，全球制造业总量中，美国份额不低于1/5，但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却在逐年下降。美国需要改变过去那种“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建立新的“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
为此奥巴马提出了“出口倍增计划”，预计美国出口将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长，5年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出口额将超过3万亿美元。然而，15%的增长似乎遥不可及，因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低端制造业已经大部分从国内转移出去，而其高端制造业的成本相对较高，欧洲、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2001年至2009年，美国出口额的平均增长率是4.1%，这与15%的增长率相差悬殊。从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优势来看，相对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美国制造业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并不具备优势。
因此，美国深知只有通过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带动新一轮产业周期，奥巴马不仅将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转型手段，更是作为应对经济危机、拉动国内就业、促进“节能减排”的重要途径。
此外，奥巴马政府还积极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比如，先进制造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技术，信息等新兴产业，从而重新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
美国不惜重金确保这一竞争优势的实现，虽然美国财政捉襟见肘，经济基本面难有大起色，但政府研发预算并未减少，2011年美国研发投入甚至占到了全球份额的33%左右。2012年财政年度美国再次增加了国家科学基金、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实验室等重要科学部门预算，开发先进制造技术，并启动先进制造技术公会项目，该项目旨在采用公私合作伙伴方式来增加制造业研发投资，缩短从创新到投放市场的周期，以尽快抢占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高端产业和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
目前，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积极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这将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
中国制造或将受到冲击
一方面，再工业化将推动全球制造业格局重组。目前，发达国家在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方面仍占据显著优势，例如美国在页岩油气开采技术、快速成型制造技术、复杂触摸屏技术等领域明显处于领先地位。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主要是对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重点是对高附加值环节的再造。
随着推动新工业革命先导技术的产业化进入快速发展期，高成本国家通过更灵活、更经济的新制造装备生产更具个性化的、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未来在制造领域的实力对比将重新向发达国家倾斜。而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产出方面追赶发达国家的速度将较第一个十年显著放慢。这会影响到全球产业的地域布局，进而导致全球产业格局出现大重组。
另一方面，国际产业可能出现“逆转移”对“中国制造”造成冲击和不利影响。目前我国的制造业产能以低端、高能耗为主，在技术含量、产品附加值等方面不具有优势。一旦美国制造业回流引发高端制造业出现“逆转移”，很可能加剧我国产业结构的失衡。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过去两年制造业开始出现积极发展势头，制造业就业岗位增加了40万，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部门首次出现持续性就业增长。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最新研究结果显示，随着“美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日益显现，美国本土制造业将迎来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大约10年前，美国开始外包器械、计算机等占美国制造业相当比例的诸多产品。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例如2011年美国著名的户外运动品牌Coleman停止将其便携式冷藏箱外包给中国企业生产，转而在美国堪萨斯州建厂。美国银行柜员机（ATM）巨头NCR公司将部分ATM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美国，等等。
美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资本输出地，但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有序推进，美国的资本和技术流出将逐渐逆转，可能由海外直接投资净输出国转变为净输入国，这不仅会导致美国资本回流，而且其种种优势和巨大的市场还会吸引全球资本，使得中国吸引全球制造业资本趋缓。
再者，贸易摩擦将加剧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竞争压力。
美国再工业化的目标是增加出口、平衡贸易，恢复制造业竞争力。奥巴马政府提出“出口推动型”增长，所制定的一系列增强出口竞争力的举措，势必会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产生重大挑战，一些曾经对美出口的中高端制造业产品对美出口将受到严重影响。
此外，西方国家可能加大技术输出控制，延缓中国产业升级步伐。
加入WTO以来，中国日益成为跨国公司抢滩海外研发的热土，并渐渐跻身于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的重要节点。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的近千家外资研发机构中，由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建立的就有300家左右。
技术转让方式是我国与跨国企业合作的重要方式，促进了知识扩散和技术溢出，从而达到获取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美欧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后，凭借技术、标准、专利、知识产权的先发优势和领先地位，可能对我国形成所谓的“技术封锁”，对我国产业升级形成迟滞作用。
美国产业空心化的教训
毋庸置疑，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上升到19.8%，但制造业研发投入仅占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不到3%。
整体上看，我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较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较弱，工业劳动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还较大，工业企业平均规模还较小，可持续发展能力还较差，许多传统产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2008年到2010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速为9.9%，经济增长总量中2/3以上为资本积累的贡献。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带来的却是资本效率的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资本产出率为3.79，到了2000年至2007年已增加到4.25，再到2008年至2009年则上升到4.89，资本的扩大对生产率增长产生了“挤出”效应。
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中国企业亟需提高生产率以保持盈利增长，同时提高生产率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正处于一个决定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十字路口。中国盈利模式实现重大转型以及产业实现升级已经不能再是喊喊口号了，此时此刻，中国借此快马加鞭、加速转型，已经刻不容缓。
除了继续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制造业智能化，加快推进制造业绿色化发展；加快拓展制造业价值链，强化设计和销售环节；大力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外，一项重要的应对策略就是，中国应吸取美国“产业空心化”教训，积极引导和鼓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包企业，由制造业成本高的沿海地区向国内中西部制造业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推动制造业“本土化”的产业转移。
（本文刊载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