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就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做出部署，其中对外金融体制改革是中国新一轮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将释放巨大外储红利。

当前，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达3.7万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也面临着种种困局。外储在平衡国际收支、提高对外支付能力、稳定本币汇率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过度积累的外储不仅严重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导致外汇冲销成本越来越大，特别是大量外储沉淀于美债等低收益资产，产生重大的估值效应损失，已经成为关系到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的最重要的战略性命题之一，中国必须彻底改变传统外汇储备管理思路，对外汇储备战略进行重大创新。

中国启动新一轮金融体制大改革框架，对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是绕不过去的坎儿。未来外汇储备改革重心在于“控制增量，优化存量”，在继续推动国际收支平衡、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同时，未来国家外汇储备经营管理应实现三大转变：一是由一个金融部门的技术性操作转向国家层面的战略性操作；二是由主要投向金融等虚拟资产转向为实体经济及战略转型服务；三是由单一层次、单一目标、单一主体向多层次、多目标、多主体的外汇管理体系转变。

因此，应从分流的角度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的使用，可根据不同的需求，将我国外汇储备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基础性外汇储备、战略性外汇储备以及收益性外汇储备，各个层次均对应不同目标和相应的规模，决策和管理主体也应适应多元化管理模式。通过测算，我国的最优外汇储备规模在8000-10000亿美元左右，这部分外汇储备应保持较高的流动性，主要用于外债清偿、贸易逆差时的进口支付、应对汇率异动、应对国际国内经济和金融动荡等。而对于超过最优外汇储备部分，应在国家大战略主导下，为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并以战略性和盈利性为首要目标进行长期性、战略性或短期专业化投资。

第一类战略使用，通过外汇投资产业基金和外汇委托贷款平台支持“走出去”。通过外汇投资产业基金，推动企业“走出去”进行各种直接投资或收购、兼并。可以支持高附加值设备和技术的购买和进口，也推动设立海外研发基地。利用外汇储备支持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利用海外研发资源，使研发国际化，取得先进的自主知识产权，进而提高我国技术体系的创新能力，为摆脱产业“低端锁定”创造条件；进一步拓展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平台，支持企业海外投资，以及支持金融机构用于大型资源开发、大型基础设施、大型先进制造业等项目。

第二类战略使用，建立多层次对外投资基金体系，对外储池子分类、分区域管理。根据市场细分理论，按地理区域或概念对海外市场进行细分。如可按区域把海外市场划分为美洲市场、欧洲市场、亚洲市场、非洲市场等；按概念把海外市场划分为BRICS市场、APEC市场、OPEC市场等，同时成立专门针对目标市场的国家投资机构，对定位的目标市场进行投资。这样不仅可以加大对目标市场的专业研究，有效管理各自目标市场的投资风险，而且还可使承担国家投资职能的各机构合理分工，实现国家层面的投资收益最大化。

第三类战略使用，通过资产证券化模式进行战略融资。资产证券化这种方式借鉴了金融衍生产品中资产支持抵押证券(CDS)的做法。所不同的是，在这里的证券发行抵押资产池，由国家的部分外汇储备组成，以这个资产池为基础发行债券、基金单位或信托凭证筹集人民币资金，为国家的战略发展建设融资。例如，可以考虑将部分外汇储备资产证券化，为我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投融资支持。

第四类战略使用，设立中国专项主权财富基金。近些年全球主权财富基金迅速崛起，并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截至2012年底，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规模较上年增长了8%至5.2万亿美元，2013年预计将增加至5.6万亿美元左右，2014年有望超过全球官方外汇储备总额。然而，与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蓬勃发展相比，我国主权财富基金不但规模小，且只有中投一家，未来可研究设立新的主权财富基金：

一是建立主权养老基金。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如何缓解养老基金体系的资金压力，开辟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新渠道，并有效规避隐性债务风险，已经是中国经济社会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实际上，国外利用外汇储备建立主权养老基金的尝试已存在几十年，目前已有十几个国家建立了主权养老基金。建议通过汇金公司或者成立类似汇金的其他金融机构，或单独成立养老主权财富基金来进行全球范围内的资产配置。

二是建立能源资源财富基金。能源资源短缺是中国未来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面对日益突出的能源资源供需矛盾和国际能源资源格局的变化，未来中国必须充分利用全球能源资源，这是中国能源资源安全必须坚持的长期发展战略，应成立能源资源财富基金，用于建立能源储备，积极促进能源资源产业和金融资本对接，推动中国能源资源的海外并购、产业开发及能源资源保障等，真正让外汇储备在维护国家战略利益方面起到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