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很少有人能够和整个学科的发展历史、学科理论与研究范式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自己（或与合作者一起）开创的概念、理论以及研究范式影响和界定不同时期的研究，并因应不同时期的理论与现实要求而为学科研究重新定向。加里布埃尔·A. 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因其令人羡慕的长寿、丰富的阅历、旺盛的创造力和深切的学科使命感，而成为这样一位与学科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对学科发展作出开创性贡献的人物。
阿尔蒙德的幸运：“在正确的时间处于正确的位置”
长寿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的幸运，而阿尔蒙德的幸运不仅如此，还在于其学术生命中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和学科发展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在正确的时间处于正确的位置”（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被看作阿尔蒙德始于大学时期的一种幸运模式，并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生命。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阿尔蒙德幸运地浸淫于芝加哥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特别是有着心理分析传统和跨学科研究传统的学术思考氛围中，在后期则是其本人成为了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标志性人物，通过由其开创的理论范式与研究路径为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研究带来了幸运。
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政治学研究中的一场学科变革正在芝加哥大学酝酿和发酵，并成为二十多年后发生的行为主义革命的前奏。其时，由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E. Merriam）掌舵的政治学系已经成为政治学领域倡导行为取向和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创新中心，而这一学术导向更在二十多年后发展为席卷整个学科的一场行为主义革命。阿尔蒙德正是在这个时候（1928年）开始了在芝加哥大学长达10年的学习和研究，这也是他学术生涯的开端，以及他所说的一连串幸运的开始——“在正确的时间处于正确的位置”。
这一时期的芝加哥大学群星闪耀。阿尔蒙德的老师中有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和米德（G. H. Mead）等学术名宿，而后来在不同领域多有创见并享誉学术界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和凯伊（V. O. Key）则是他的研究生同学。在这里，他初次领略了跨学科探索带给政治学的新鲜感和动力，也参与了对其学术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些研究。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论文就是与拉斯韦尔合作并发表在1934年《美国政治学评论》上的《当事人对公共救济官员挑衅行为的结构分析》，其后的博士学位论文对纽约城市精英的研究更是一次作为参与式观察者的重要研究经验。1938年，阿尔蒙德顺利通过论文答辩，但博士学位论文却在60年后的1998年才得以出版（Plutocracy and Politics in New York City， 1998）。其中的主要原因是，1944年他在原来论文的基础上增加了有关富人政治态度分析的若干章节，梅里亚姆教授担心相关内容会冒犯这些纽约富人，进而影响他们对芝加哥大学的捐助，因而拒绝推荐出版。在这种意义上，阿尔蒙德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和研究似乎缺少一个完美的结局。阿尔蒙德对这件事情的感伤或许正透露出他的学术抱负：“我只不过是想要做一个政治心理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强调行为取向和跨学科研究的芝加哥大学学术风尚，是芝加哥大学文化的重要内涵，也影响着阿尔蒙德此后的学术研究。
经历了在布鲁克林学院（Brooklyn College）短暂的逗留后，阿尔蒙德于1941年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在战时的美国，政府部门成为汇聚了众多知识精英的所在，出身芝加哥大学的许多学者荟萃于此。在拉斯韦尔的引荐下，阿尔蒙德在隶属于事实与数字办公室（即后来的战争情报办公室）的情报局得到了一份工作，并领导着一个负责收集有关德国、意大利和被占领欧洲的情报的部门。此时的阿尔蒙德又幸运地“在正确的时间处于正确的位置”。从了解德国开始，他逐渐获得了对欧洲其他国家的了解，开始将自己看作一个欧洲专家和比较研究者了。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经历还使他接触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社会调查方法，从而为后来将这一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因此，阿尔蒙德本人将这段特殊的经历称为“一种博士后训练”。
战后重回学术界又一次使阿尔蒙德“在正确的时间处于正确的位置”，但这一次不仅是他本人的幸运，他的回归还为政治学学科带来了幸运。1946年，他任教于耶鲁大学并成为那里颇具跨学科研究色彩的国际研究所的一员，又一次将自己置于一个充满跨学科激励的学术氛围中。1950年，他出版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美国人与外交政策》（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ies）确立了其行为主义政治学重要实践者的地位。他尝试从民意的摇摆变化来解释外交政策，既受当时流行的从心理学角度诠释政治的学术时尚的影响，又提出了诸如“情绪”（mood）之类的概念，以避免使用含糊的“国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概念。在他看来，普通民众（主要是社会下层民众）情绪摇摆的消极作用可由精英中的“专注的公众”（attentive public）所抵消。于是，“专注的公众”也成为讨论有关民意与公共政策间关系的一个新奇概念。
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处于急剧变迁的过程中，社会科学领域也在集聚能量、酝酿新的变革。此时的阿尔蒙德恰逢其时地参与并领导了这一变革，特别是政治学领域的变革。1953年秋天，他接受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邀请组织一个旨在将行为主义方法引入比较政治学的新的委员会，比较政治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由此应运而生。他所领导的这个新的学术机构在致力于将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方法和见解引入比较政治学的同时，还努力将传统上主要集中于西方国家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围扩展至非西方世界，特别是摆脱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的新国家。其后短短数年，由他领导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就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地区取向的研究无法取得符合科学标准的知识积累的问题也很快凸显出来。阿尔蒙德意识到促进美国政治学研究取得突破的、对利益集团作用和民意以及选举行为的关注和研究，似乎对比较政治学领域的研究并无太大帮助，而比较政治学研究特别是对新国家的比较研究需要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早期社会学家对欧洲工业革命起步阶段社会变迁的研究以及社会学领域的“系统分析”，赋予阿尔蒙德重要的学术灵感和启迪。他创造并提出了对整个政治体系进行分析的富有启发性的理论，也开创了政治学研究和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崭新时代。
在1956年发表的论文《比较政治体系》（“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中，阿尔蒙德尝试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若干概念对主要的政治体系进行简单分类并作了相应的类型分析。这篇论文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结构—功能主义的概念，但充满了对结构和相关功能所作的分析，今天为人们熟知的政治文化的概念也被提出和使用。随着1960年他与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 Coleman）共同主编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的出版，作为不同地区比较研究重要基础的结构—功能主义也逐渐成形，并成为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研究进入一个全新时期的开始——至少是终结了以形式—制度主义作为主导研究范式的时期。在接下来的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比较政治学基本上是由阿尔蒙德以及他所开创的研究路径所界定的。
此刻，阿尔蒙德的幸运仍在持续。
结构—功能主义与制度分析
将政治系统作为比较分析的宏观单位并非始于阿尔蒙德。在阿尔蒙德之前，著名的系统哲学家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就已经完成了许多基础工作。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的研究则更进一步促进了系统理论与方法的流行。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分析既有与戴维·伊斯顿同样的产生基础，还受到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布·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A. R. 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以及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影响。他以政治系统作为基础，提出一整套与结构和功能相关的观念，并使自己的理论表述脱离了庞大的理论方向，而专门注重于中观层次的问题。譬如，不集中研究体制组织或集团等概念，而是转向了角色和结构，并引入了政治文化的概念，从而通过阐发一整套结构和功能，革新了比较政治的各种概念。
1966年与小鲍威尔合作的《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是对阿尔蒙德早期系统理论的提炼和完善，并对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系统分析作了最广泛、最具示范意义的表述。在这本被广泛引用的著作中，阿尔蒙德对先前提出的系统输入、输出等功能分类进行了修正，特别是修正了被认为仅反映了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西方国家的政府功能类型，并力图使其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可以对政治发展作出动态的解释。
阿尔蒙德所发展的结构—功能主义，是他所领导的政治发展研究的重要理论和方法基础，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视之为政治发展研究的一部分。这一方法的理论目标，即发展一种系统理论，让比较研究者看到了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得到解释的希望和可能性。于是，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政治发展或政治发展的缺失成为越来越多的结构—功能主义者的主要关切，关于这一主题的出版物也大量出现。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九卷本的政治发展研究丛书，就是比较政治研究委员会在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一个研究项目。
但是，作为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的主要奠基人，阿尔蒙德所面对的质疑仍不绝于耳，这些质疑常常使他以及他所代表的有时还被不无轻蔑地称为“阿尔蒙德主义”（Almondism）的方法或理论，必须直面系统论和系统方法所批评的国家研究和制度研究。参与《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的写作者中就有人在后来修正或放弃了这一方法，甚至称自己的这种做法是“在宿醉之后的清醒”。有学者在评论1966年出版的《比较政治学》一书时提出，阿尔蒙德主义所面对的问题是，它将政治系统与社会合法强制力的运用联系或等同起来，不仅导致分析与现实之间边界的混淆，还与其声称要反对的制度主义相去不远。
其实，阿尔蒙德本人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弱点有着清楚的认识，也并不排斥其他理论和方法。相对于以国家为中心的形式—制度主义的静态分析，结构—功能主义更关注政治的动态过程。即便如此，他认为结构—功能主义适用于处于均衡状态的系统，一旦分析处于变迁中的政治系统，并对变迁发生的原因和过程进行解释时，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的简单运用就有些捉襟见肘了。于是，后来出版的《危机、抉择与变迁》（Crisis， Choice， and Change， 1973）一书，就综合运用了结构—功能主义方法和与之竞争的现代化理论、领导者分析路径和理性选择等理论或方法，并努力将这些不同理论和方法综合成为一种具有同质性的理论。
阿尔蒙德对于结构—功能主义方法及其运用一直抱持开放而灵活的态度，更不主张对其理论和方法的僵化运用。在阿尔蒙德看来，结构—功能主义对于比较政治学的意义在于，它是某种常识性概念词汇，已经被同化和吸收——要研究一个新国家，就先要理解其基本结构和过程。因此，利益表达、利益聚合等概念非常重要。
对阿尔蒙德而言，政治太重要也太复杂，任何特定的理论和路径都不能单独对复杂的政治问题作出充分的解释。即使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以结构—功能主义方法更新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但国家以及与国家相关的制度研究始终是其理解政治的重要维度。2002年，阿尔蒙德在辞世前几个月接受年轻学者的一次访谈时，谈及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学科成就和未来发展，认为学科整体进展巨大且表现出强大的创造力，其中延续了源于希腊宪政理论伟大传统的民主化研究更是令人鼓舞。在他看来，最好的研究仍然是有关宪法分析和制度分析传统的研究，而这也正是政治学的面包和黄油。
阿尔蒙德是知识领域的一位杰出领导者，他对于判断什么时机适于确定新的方向有着异乎寻常的本能，同时也发挥了促使学科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引导作用。
政治文化理论：西方与东方
政治文化有着非常悠久的学术渊源，在阿尔蒙德提出并使用这一概念之前，不同时期的研究者也曾经对类似的现象和问题进行过不同讨论。因此，政治文化被看作“关于一种旧观念的相当新的术语”。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作为理解不同政治系统的主要维度，可以从他在芝加哥大学所接受的行为主义训练中找到渊源。
1963年，阿尔蒙德与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合作的《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一书出版，激发了有关政治文化解释效用的辩论，其经验主义方法论更是与当时对实证主义的怀疑发生了冲突。尽管如此，伴随阿尔蒙德政治文化研究的，不仅是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出现，更带来了研究方法上的重要变革。一方面，政治文化本身因常常被作为分析政治现象的主要视角而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是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所进行的研究在方法运用方面对学科所产生的影响。这一研究作为最早的跨国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将大规模跨国社会调查方法和量化经验研究引入了政治学研究，并以跨国经验数据为基础，使政治文化研究从文学印象的领域转移到了可检验的命题领域，并极大地促进了民主的比较研究，早已成为比较政治学领域的一项经典研究。阿尔蒙德去世后，斯坦福大学网站上发表的一篇纪念文章提到，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就拥有一本被反复翻阅的《公民文化》，他在这本书的每一页都作了标注。在达尔看来，作为政治文化的一项开创性研究，它使政治文化观念作为社会的一个基本方面被固定下来了。
阿尔蒙德和维巴的这项研究建立在对西方国家的考察和研究基础上，其实证的、同时也是更为科学的研究方式使其避免了危险的民族成见。但是，人们或许还是会从这一研究中发现较为明显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优越感，从而使这一研究受到具有某种程度的种族中心主义的质疑。
阿尔蒙德对若干共产主义政治文化的经验分析，尤其是在以非西方经验检验政治文化理论的意义上，可以看作其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在1979年于莫斯科召开的国际政治学会议上，苏联政治学会主席沙克纳扎罗夫（Georgi Shaknazarov）把政治文化列为政治学研究的三个主要问题之一。阿尔蒙德认为这是政治文化这一术语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接受程度的重要反映。政治文化所具有的概念内涵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中虽然有不同的术语表达，但都可以找到其位置。这似乎可以解释政治文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泛接受性。的确，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完整的政治文化理论框架已经得到了运用，只是由于这些国家特定的政治社会化目标，政治亚文化概念在当时尚未被接受。
阿尔蒙德认为共产主义国家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这种类型划分有助于理解不同的政治文化。其一是苏联的政治文化，这个国家是由本土精英启动和实施了共产主义试验；其二是南斯拉夫、古巴和越南等国，这些国家是由本土精英引入和实施了共产主义革命；第三类是外部力量输入共产主义政权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国家。
在他看来，共产主义国家存在三种版本的政治文化：官方的或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操作层面的（实际的）政治文化；以及真实的政治文化。不同类型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有某种版本的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文化，由于其意识形态模式存在普遍的不足，由价值观、态度和情感构成的操作性政治文化至少在短期内是被容忍的。操作性政治文化与真实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不同政权改变民众态度、行为、信仰和情感的运动和努力界定的。所有共产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治文化都假定，共产主义新人既是社会的建设者，也是其制度和实践的产物。
在共产主义国家中，苏联、南斯拉夫和古巴都是由本土精英发动革命的国家，其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目标在实际上被放弃了（苏联、古巴）或根本就没有真被当回事（南斯拉夫）。与此不同，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则代表了不同的情形，并为政治文化理论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支持。其中，波兰的政治文化依然是“面包和黄油取向的”；匈牙利人接受了一种平等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对意识形态灌输则采取了一种彻底的去政治化的形式。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文化为政治文化理论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支持。在其结构与文化的互动中，与其说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政权迫使人们接受官方政治文化，还不如说是主流政治文化在改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
阿尔蒙德认为，尽管英克尔斯（Alex Inkeles）等学者的学术努力证明了教育、大众传媒以及工作场所具有强大的同质化影响效应，但对共产主义国家政治文化的考察则表明了人类行为的可改变和不可改变模式。阿尔蒙德对三种类型共产主义国家政治文化的分析表明，即使是由本土精英发动的革命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治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于苏联和东欧的政治与社会转型似乎并没有遭遇什么文化上的抵抗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云、钟与政治学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学在努力变得更为“科学”的急切情绪中，将自然科学的研究策略和研究目标作为自己的研究策略和研究目标，不仅失落了与其存在基础的联系，还在很大程度上使学科迷失了自我。在一篇题为《“云、钟与政治学研究”》（“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的论文中，阿尔蒙德借用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解释物理系统中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常识性观念的云与钟的比喻，对学科同仁的这种跨学科热情予以警醒。其中，钟表示规则、秩序和可预测，云则代表与之相对的一些特征。物理学中的牛顿革命使这样的观念家喻户晓，即自然界的变化就像钟表一样规则且可以预测，而20世纪20年代量子理论的发展则对自然界的类钟模式提出了挑战。于是，卡尔·波普尔的这个著名比喻就出现了，主流观点也随之变为：在某种程度上“所有钟表都是云”或“只有云存在”。不仅如此，他还提出，物理科学适用的解释模型并不会使人们把握人类或文化现象。因此，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学学科训练应摆脱对硬科学的模仿，并通过确立同人类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解释策略、可能性及义务基础上的科学哲学来推动学科的科学化。
阿尔蒙德不仅具有天才的创造力，还是一位杰出的观念借鉴大师。他从卡尔·波普尔著名的比喻中引出了有关政治学学科发展倾向中存在的风险和误区，还由一出戏剧引发了关于政治学学科内部分裂的相关讨论，努力使其发现的政治学学科重要问题能够引起学术同仁的高度关注。“不同学派的研究者坐在不同的桌边，对政治学有各自的设想和概念，……”1990年，阿尔蒙德年届八秩，在政治学领域探索六十多年后，一本《分裂的学科》（A Discipline Divided： Schools and Sects in Political Science）引起了政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极大关注，再一次证明这位耄耋老人仍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位先锋人物。
虽然阿尔蒙德认为自己只是实证研究者和理论借鉴者，但他对政治学学科所产生的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却少人可以望其项背。阿尔蒙德对学科的高度使命感、卓越的学术创造力以及学术组织与领导才能，使他成为行为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和当代比较政治学的开创者。政治学教授戴维·阿伯内西（David Abernethy）称他为“分类大师”，认为他能够思考不同的政治体系，并发现不同政治体系之间的相似和差异，其分类模式则使后来的研究者能够讨论世界范围内的不同政治体系。
与其作为领导者和强大思想者似乎有些矛盾的，是阿尔蒙德与他人合作和相处的轻松方式。在他的丰富著述中，有许多就是与他人合作的结果。他正是通过这样的学术合作影响了年轻一代政治学家的学术成长，给整个学科带来了幸运。1963年《公民文化》一书出版时，西德尼·维巴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作为阿尔蒙德的研究助手参与了相关调查和研究。维巴以为他的名字出现在著作前言的感谢名单中并不奇怪，但令维巴意外的是，在著作出版时，阿尔蒙德将他作为共同作者，这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激励。在这位后来的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眼里，阿尔蒙德是一位“不可思议的导师”。他从阿尔蒙德那里知道怎样成为一个政治学家，以及如何将模糊和宏大的想法转化为具体研究并付诸实施。
从1928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到2002年辞世，阿尔蒙德漫长的学术生涯伴随着政治学学科发展和变动最为剧烈的整个过程。阿尔蒙德对学科历史的关注和深刻理解使他在学科未来发展方面产生了罕见的影响力。在长达七十余年的学术研究中，阿尔蒙德多次提出足以搅动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研究传统以及整个学术界的概念、理论与范式，不断唤醒学术界对新的可能性的意识和警觉，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政治学研究的传统，对学科的发展和重新定向产生了积极和直接的影响——当然，也使他自己常常处于各种学术争论和批评的风口浪尖上。
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运用狐狸与刺猬的著名比喻来揭示人类的两种不同思维倾向。狐狸知道的很多，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狐狸代表着迷于多样性的思想家，而刺猬则指称那些将所有事物都与某一核心体系联系起来的人。阿尔蒙德在七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研究范围广泛，也常常面临多样化的理论和研究路径选择，但他从不盲目排斥任何一种理论或方法，也承认世界不同国家与文化的多样性。因此，他幸运地超越了狐狸与刺猬的困境，可以从容应对来自学术界与现实世界的各种变化和挑战。
2002年的圣诞节，加里布埃尔·A. 阿尔蒙德持续了七十余年的学术探索戛然而止，而由其开创的研究路径和理论却仍在影响着今天的政治学与比较政治学研究。阿尔蒙德的学术经历及学术影响应该可以阐释老子所谓“死而不亡者寿”的内涵与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