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等九大行业兼并重组的消息，昨天突然见诸国内媒体的版面，令市场观察人士多少有点意外。

兼并重组是九大行业的老话题，但仅新世纪以来前后三轮结构调控，兼并重组都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因此，当“狼”真的来了，业界普遍缺乏足够心理准备。但这一次很可能是动真格。

被纳入兼并重组的九大行业除钢铁外，还包括汽车、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共八个行业。

经多年发展，这九大行业已形成四大带共性的市场特征：

其一，都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眼下规模经济效益显著；其二，九大行业排名前十的企业，大部分是上市公司，有的还是国内外的“双料上市公司”，还有的在一家企业名下有多家上市公司；其三，九大行业看似块头很大，但行业组织结构很不合理，产业集中度过于分散，社会化、专业化程度较低，虚胖和肿胀成为通病；其四，九大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不妨以过剩最突出的钢铁行业举例：2012年理论产能9.2亿吨/年，实际产能只利用了6.8亿吨/年，产能过剩高达2.4亿吨。2.4亿吨产能过剩大于全球经济老大美国和老三日本去年的钢铁产量。

过剩的本质是浪费，它意味着企业开工率和设备利用率过低，摊到吨钢上的还贷本息和固定资产折旧过高。这“一低一高”又造成三大突出危害：一是企业吨钢成本畸高，正常利润空间大多被过剩产能吞噬，从而加剧行业内企业“糊口型恶性竞争”；二是企业无钱进行产业升级和新产品开发，为维持现有市场份额只能大打“自杀式价格战”；三是员工薪酬福利严重缩水甚至多年原地踏步，久而久之企业人心涣散。

解决产能过剩唯有大刀阔斧淘汰落后产能方能奏效。从国内外的操作实践计大体有三条路径可选：一是直接关门歇业；二是破产倒闭；三是由行业内龙头企业实施兼并重组。

前两种路径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国内被广泛采用，在前后5年间，全国下岗国企员工以千万人计，它所留下的诸多后遗症迄今尚未完全消解。今天的情势下，因就业涉及大民生及社会稳定，已缺乏操作空间。后一种路径自新世纪后已有不少实践案例，但总体看仍是成功的少、失败的多。舆论诟病政府搞“拉郎配”的出典就缘于此。

有鉴于此，昨天九大行业兼并重组的消息一经披露，网上舆论对发改委等十二部委决意推进的兼并重组之初衷多有质疑，对兼并重组效果普遍不予看好。

笔者想客观指出的是，历史教训固然值得吸取，但本轮兼并重组不同于此前的类似举动。首要一条，市场情势、资金来源、资源价格、政府协调服务和监管能力均已有了相当程度的质变。

仅以兼并资金说事，新一轮“大吃小”、“强并弱”的配对首先在上市公司之间进行。兼并重组资金可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筹措。而且，兼并重组的主导方往往自有资金充裕。若资金仍显不够，兼并重组所多出来的“壳资源”就是实打实的“资金库”。由是，这与新世纪初由政府主导的“拉郎配”式的、以强势企业向银行借贷再向弱势企业“输血”的兼并重组有质的区别。

再以兼并目的说事，淘汰落后产能已不是一关了之，而是利用已上涨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土地资源“腾笼换鸟”。譬如宝钢用上海宝山区的大片厂区土地切出“一小块”作抵押，即轻松获得大笔银行商业信贷用于新兴产业园区的起步开发……简言之，土地作为最优质的兼并溢出资源，只要所换“新鸟”的定位不好高骛远，实现多赢的几率比以往历次兼并重组要高得多。就算兼并重组失败，它也不会形成银行巨额坏账，亦不会平添财政包袱。

十二部委就此发布的“指导意见”对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划定了五条边界，其中最核心的是兼并重组坚持市场运作，遵循市场规律和市场准则，政府则主要做好规划与服务，协调化解操作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难题。由于“指导意见”全文尚待公布，分行业操作细则也未见公开，我们只能善意提醒政府务必说到做到。否则政府若越界一寸，兼并重组目标难免偏离一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