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中国近代地缘政治变动及其规律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地缘政治互动的特点

三、人民：地缘政治中最能动的因素

四、中国与周边地缘政治互动棋谱中的“支轴国家”

五、简短的结语

内容提要：近现代以来中国与海陆霸权国家之间的地理“拉锯”式博弈伸缩变化的历史结果表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蚕食在中国的抵抗下最终还是有底线和极限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版图及其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互动是有一定规律和特点的。与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由外而内大幅碎化的布局正好相反，除传统意义上属欧洲国家的俄罗斯外，亚洲国家版图整合程度呈现以中国为中心由外而内大幅提升的特征。这种特征是亚洲历史的稳定性优于欧洲的主要原因。作者特别指出：伊朗所处的地缘政治位势对中国西陲安全具有极大的“桥头堡”的意义。历史上中国西陲安全长期面临欧洲强势东扩的压力，但这些西来列强的压力无一例外地被拒阻于伊朗高原之外或被大量消耗在伊朗高原之中。不仅如此，伊朗高原国家与中国西陲被“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位于屏障最西端的国家伊朗而不是处于屏障之外的印度实际上就成为中国西陲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它们抵抗西方列强的斗争的命运与中国西陲安全唇齿相依：如果伊朗被压垮，那么由此东进的西方强势力量就会沿着途经伊朗高原的古丝绸之路（在此地理基础上形成今天的“欧亚大陆桥”）倒逼中国并对中国西陲造成重大危险。对此，我们当予以高度关注。

民族的崛起是人的自觉过程和历史的自然过程的统一。中国的地缘政治及其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互动结果，既是中国人民自觉奋斗过程的反映，也是中国自身地缘政治自然演变的结果。因此，整体地而不是局部地把握和认识这些过程，研究其中的规律和特点，对于当前中国国际政治学建设及与此相关的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是有益的。

一、中国近代地缘政治变动及其规律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陆海邻国较多的国家。北面有俄罗斯 、蒙古；西北面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西面有阿富汗、巴基斯坦；由西南往东依次有印度、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东北面同中国陆邻的国家有朝鲜、韩国，与日本一衣带水；东南面有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与中国隔海相望。

在这些国家中，对亚洲地缘政治具有地区重要影响的国家，有俄罗斯、伊朗、印度，日本；而对中国地缘政治具有支轴意义的国家则是东北亚的朝鲜、东南亚的印尼、柬埔寨、缅甸以及南亚的巴基斯坦和西亚的伊朗等国家。

南中国海是美国进入印度洋、波斯湾的必经之地，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驱走日本人后开始重点经营这一地区，迄今在此仍保存着重要的影响力。

与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由外而内大幅碎化的布局恰好相反，除传统意义上属欧洲国家的俄罗斯外，亚洲国家版图整合程度呈现以中国为中心由外而内大幅提升的特征。这种特征是亚洲历史的稳定性优于欧洲的主要原因。

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国家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其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鸦片战争以前的时期。此间，亚洲尤其是东亚与世界其他地区尚处在相对隔离、没有外力干预，因而只能以中国为中心的相对封闭状态。这时的中国不管从版图（俄罗斯除外）还是影响力上说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与亚洲国家尤其与中国周边的亚洲国家的关系，有许多还是中央王朝和藩属 国的关系。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体系被学者命名为“华夏秩序”或“天朝礼治体系” 。由于没有出现与中国构成力量对称的国家力量，这一时期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对中国而言，不属于多主体和多中心的近代主权意义上的国家体系，而是以中国为主体和中心的中世纪宗法权力体系。由此便可以解释明朝郑和七次横穿太平洋和印度洋远行——由于没有主权对手——得以所向披靡的原因。

第二个阶段是鸦片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此间，亚洲尤其是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夏体系，在西方新老列强和新崛起的日本的冲击下解体。以往的宗法国家或与中心王朝中国有藩属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先后被这些列强占领并成为它们的殖民地。这一阶段的中国也分别经受并反抗了西方列强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的反抗既使中国完成了从宗法权力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同时也扩大了中国人关于中国域外，当然首先是亚洲的地缘政治的认识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大多数国家很快实现了主权独立。1949年中国也从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转变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中国与其藩属国的关系转变为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的主权平等的现代国家关系，其间，中国在亚洲传统的主体板块和主体作用没有改变，而国家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则发生了改变。这是我们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亚洲国际政治的不同但具有质变意义的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及其周边的版图在第二阶段所发生的相应变化。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北方的陆权强国沙俄和西方的海权强国英、法、美等国向远东扩张对中国形成的南北挤压，导致中国版图南北出现收缩性松动，最终演变成南北扁东西长的形状；而在这之前，中国版图（如不算当时的“藩属国”）则呈饱满的大三角形状。这就是说，近代以来中国版图受到损失的原因主要是海陆强国南北两向的挤压而不主要来自它们的东西挤压。中国能够保留下来的版图基本都保持在陆权和海权大国（俄国、英国、美国等）在亚洲的关键利益线之外并因此受到挤压较少的区域。那些夹在中国与海陆霸权国家之间的地区，则由原来向心并环绕于中国周边的“藩属”地带转变为陆海霸权两种力量在中国南北两向与中国拉扯出的破碎缓冲带：在南太平洋、印度洋与亚洲大陆之间出现一大片破碎的岛陆小国；在北方，日本崛起后，中日之间的朝鲜、中俄之间的蒙古、英属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尼泊尔等也加入到这片破碎带。这些环布于中国周边的破碎地带在中国与海陆霸权国家之间起到了独特的缓冲作用，它们的破碎程度则根据占据东亚大陆主体地理板块的中国与外来的陆海霸权国家力量变化而伸缩。

国家版图形状是国家力量博弈结果积淀下来的活化石。近现代以来中国与海陆霸权国家之间的地理“拉锯”式博弈伸缩变化的历史结果表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蚕食在中国的抵抗下最终还是有底线和极限的。在当时中国较弱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力量可守得住的底线就是列强侵犯中国的力量极限。在这条线上双方谁也吃不掉谁。从目前留下的中国版图面积看，中华民族抵御强权侵犯的能力还是相当顽强的。中国抵抗南北两向压力的抗压能力在20世纪前半叶又遭受日本人拦腰打击的极限测试——当时日本已将中国东部分裂出若干个傀儡政权，其结果是日本初胜后很快就退回到其本土；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又经受了苏联和美国利用《雅尔塔协定》一分为二分裂中国的外交高压的测试，其结果是1949年中国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最终确定了在反复测试后沉淀下来的中国国力抗压的底线，也使西方认识到它们分裂亚洲和在东亚扩张的极限。可以肯定，只要中国的主体地理板块不垮，亚洲目前这种经过一百多年反复以至极限压力测试后表现出的以中国为主体板块的有利于亚洲稳定的非对称破碎特点不会改变。

如果将中国放到全球考察，中国在亚洲版图中的主体地位以及倚陆向海的地理特征 使当代中国的地缘政治具有“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优势。中国广袤的版图不仅处于亚洲中心，而且还处于左右逢“源”的地理位置：它东接太平洋，有漫长的海岸线，这利于中国对外开放，特别是对日美等发达国家开放，以获取中国发展不可缺少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促进贸易拓展；它西直接与中亚富油地区接壤，不必经过海上而只需经过友邻巴基斯坦从陆上抄近直入霍尔木兹海峡，这利于中国避开海上风险获取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石油资源。“这种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地缘优势，在当代世界各大国中是较为独到的” ，当然也是中国在未来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中应当充分注意和利用的。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地缘政治互动的特点

所谓“亚洲”，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中国在亚洲的中心地位是通过其与周边国家形成的特定的相互牵引的力学结构表现出来的。在这个结构中，中国北方特别是正北的蒙古高原在历史上往往是中国政治稳定的破局地带，鉴于此，笔者也从中国位于北方的俄罗斯破题并由此逐次展开讨论。

俄罗斯

俄罗斯是一个因没有得到蓝水却在陆地上受到上帝特别恩惠的国家。亚洲北方地区的主要国家关系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的关系，它是中国与夹在中俄两国之间的所有其他国家关系的晴雨表。在这对关系中，俄罗斯最需要的不是一般的土地而是通向出海口的土地，它在西面的波罗的海、黑海和印度洋方向扩张受挫后，便径直向东扩张。在这个东扩进程中，它考虑最多的是远东最接近太平洋出海口的地区。俄罗斯曾一度扩张到阿拉斯加地区。但由此带来的悖论是这么远的出海口——如果再考虑叶尼塞河以东地区高原山地特征 ——已超出了俄罗斯防御能力的极限。正因此，在美国通过南北战争实现国家统一后不久的1867年，为了缩短防线以便专门经营远东地区，俄罗斯便将阿拉斯加出售给了美国 。在这一地区，俄国占据日本海西北角的海参崴，但这一港口是半冻港，况且还受日本在东面遏制，其战略作用受到限制；位于日本海之外、鄂霍次克海东面的堪察加半岛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首府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是可以直接进入太平洋且受日本海暖流的影响可全年通航的天然良港，但由于它离俄罗斯经济中心太远，其战略装备运输不仅要北绕舍列霍夫湾，而且还要克服十分复杂的地形结构和气候条件 ，这使得堪察加半岛的战略地位在俄罗斯手中很难被充分利用。苏联解体后，情形更是如此。

对俄国出海最有利因而也最令俄国人向往的港口是中国旅顺港。它位于中国东北辽东半岛的最南端，西北濒临渤海，东南面向黄海；与海参崴、堪察加半岛等比较，它是俄罗斯最稀缺的全年不冻的暖港，更是俄罗斯畅通无阻地进入太平洋战略性区域的最便捷的港口。俄罗斯曾诱使中国清政府同意修筑从俄国赤塔直抵旅顺港的中东铁路 。在太平洋战争接近结束的1945年，美国为了拉上苏联加入远东对日作战，便与苏联签订《雅尔塔协定》，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求外蒙古“现状必须维持”，第二条是要求“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以恢复”。 美国南北战争中国家统一后，沙俄出于无力控制不如做顺水人情的动机，主动将阿拉斯加让与美国，出于同样的道理，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苏联将中东铁路和旅顺港分别于1952年和1955年归还中国。此后俄罗斯在远东极不情愿地放弃对中国东北的控制并再次陷入“望洋兴叹”的窘境。

蒙古

在大国之间剥离出碎片小国是缓冲大国冲突的常用策略，蒙古便是俄国在中国地缘政治的关键区以牺牲中国为前提被苏联硬剥离出来的这样的国家。蒙古国所处的地缘政治位势是一把双刃剑，它北上可截断俄罗斯的东西联系——正因此，日本于1939年在蒙古诺门坎向苏联发起挑衅性冲突并遭到苏联红军的迎头痛击；也正是这个理由，斯大林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前提下坚持蒙古独立。1945年夏，蒋经国曾以特殊的私人身份就外蒙古独立问题与斯大林交换看法，斯大林告诉他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俄罗斯东西相距太远，这使得它的中间部分显得特别脆弱。在这个脆弱地带分离出一个小国，犹如在俄罗斯的软腹下加了一层护垫。

蒙古独立对新中国的北部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它在苏联将其安全边界大大向中国方向南推的同时，也压近了中国北方边界与中国首都北京的距离：由蒙古南下可迅速抵进中国的京畿重地，威胁中国政治心脏的安全，并由此切断中国东北与新疆地区的联系，强化那里的分离倾向。因此，建国之初毛泽东将“兰新线”铁路建设放在优先地位，而不是将斯大林提出的“从中国北部开始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铁路修建”的建议 放在优先地位。

但是，近代以来，外蒙古地区地缘政治的上述作用在北边俄国的压力下只能是被动的即在被大国利用的条件下才能存在。与东南亚临海小国不同，蒙古国与大海隔绝，是一个在内陆且在中俄两大国“合掌”中存在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如没有世界资源的自由输入，在海权时代，如果再不倚仗大国扶助，是不能持续发展遑论崛起的。由于蒙古境内没有出海通道，其所能倚仗的大国就不能是远在天边的西方国家，而只能是近在眼前的中国或俄国，其外交倾向只能遵循中俄关系及其力量对比的变化。比如在前清时期，由于中国东南沿海尚未出现大规模的危机，那时中国清政府尚可控制外兴安岭至库页岛一线，并于1689年迫使沙俄与中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外蒙古独立就是不可思议的事。可到鸦片战争后，中国北线的防御能力就不得不大幅后退，并在《瑷珲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中被迫让出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以及中国西陲共约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在中国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外蒙古在俄国人的操纵下逐渐脱离中国并转向独立。

蒙古国的老政治家明白其国家所处的这样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苏联解体后，他们便坚持符合蒙古国地缘政治特点的不结盟、等距离、全方位和多支点的外交战略。进入21世纪后，蒙古国年轻的政治家们开始脱离中立外交路线，向西方靠拢。2004年，蒙古国加入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亚洲伙伴国；2012年3月，蒙古国成为北约合作伙伴国；2012年10月31日，正式申请加入欧安组织，很快便得到批准 。如果我们了解了上述蒙古国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地缘政治特点，便知蒙古国的这些外交举动无助于改善它的安全环境。

承诺，尤其是安全承诺，如果它过于遥远的话，是无法得到兑现的。前事不忘，后世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法不也给予波兰安全承诺吗？其结果是在德苏大兵压境的时候，英法却爱莫能助，波兰也只有呼天不应。1939年的波兰况且如此，那又怎能设想西方为深入内陆且比波兰更远的蒙古国提供安全保障呢？目前各国战略研究因缺乏沙场历练经验而日显书生论兵特点，蒙古国加入欧安会的外交举动便是其中的经典案例。

蒙古国是夹在中国和俄国家门口的国家，而且蒙古国目前90%的出口商品流向中国，中国商品已占蒙古国进口总量的1/3，不断上升的对华贸易额目前已占到蒙古国经济的3/4。 在这样特殊的地缘政治位势和这样高的对华经济依存度中，蒙古国选择加入远在天边的欧安会的结果可想而知。如果用越南原国防部长范文茶的“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 这一比喻来概括蒙古国加入欧安会后的难堪境遇，是比较贴切的。

对蒙古国目前所表现出的外交幼稚病及其可能后果而言，这里需要提前预警的是，当历史进入21世纪，新的地缘政治变量正在北亚出现。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因气候变暖造成的北极解冻速度加快 、北极航道 通航时间日益延长等因素的出现，俄罗斯将破天荒地面临来自北方的安全压力并因此改变其原有的无“后顾之忧”的国防结构——这与曾为中国安全提供绝对保障的东南海在被拥有蒸汽动力和远航技术的西方人征服后所引起的中国安全“后院起火”的情形非常相似。鉴于俄罗斯人口增长速度过于缓慢以及北方边境过于漫长，这种新产生安全的压力对未来俄罗斯来说将是难以承受的，但这同时又对中俄战略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若这样的历史条件出现，在国境内没有独立出海口的蒙古国的经济重心及其他相关要素将不能不对中国做出更多的倾斜。在经济日益向中国倾斜的条件下，其外交却不做相当调整，其自相矛盾的外交后果必然是陷在鼠首两端困局中不能自拔。

东北亚

如果说蒙古国在中俄之间有着缓冲矛盾的作用的话，那么中俄则在东北亚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尽管东北亚远离俄罗斯的经济中心，但它却关乎俄罗斯进入太平洋的战略通道的安全，对俄罗斯具有巨大的地缘政治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俄国不仅收复了1905年日本攫取的南千岛群岛等领土，还占领日本声称的“北方四岛”，由此便保障了从海参崴海军基地经过俄国人可控制的宗谷海峡进入太平洋线路的安全。在俄国人将旅顺港归还新中国后，如果考虑到1905年被俄国海军在对马海峡和黄海遭到日海军重创的教训，这条从海参崴经宗谷海峡的海上通道就成了俄罗斯远东海军进入太平洋的生命线。而正是这条生命线及俄国远东国防力量的薄弱使得俄罗斯对远东的政治形势的任何变动都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19世纪末，中国国势衰落，甲午战争后日本崛起，沙俄意识到东北亚的战略平衡将被打破，迅速与中国联手，将日本逼出辽东半岛。此后沙俄认为干涉还辽“有功”，反手伤害中国：迫使清政府与之于1898年3月27日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规定沙俄租借军港旅顺口、商港大连湾25年。稍后又于当年5月7日，再次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旅大租地续约》。1900年，义和团事变中，俄国借机占领了东北全境。这些行为破坏了俄国在中国的信誉并为5年后对日作战的失败埋下种子。

1903年，从哈尔滨到旅顺、纵贯整个满洲的中东铁路南满支线全部完工。俄国租借旅顺的7年期间，试图独占满洲并进而威胁朝鲜，这引发日本的强烈不满并促使日本于1902年1月30日与英国缔结同盟条约。经一年准备，1904年2月8日，日军便向旅顺口发起偷袭，日俄战争（1904年～1905年）爆发，沙俄战败。随后辽东半岛为日本占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面占领中国东北，苏联与中国再次联手并于1945年将日本再次逐出中国东北。此后苏联又老病重犯，利用其强国地位再次反手伤害中国并为日后的衰落埋下伏笔。斯大林与美国、英国背着中国秘密达成了《雅尔塔协定》，并据此占用中国旅顺港。中国在抗美援朝中展现出“独有英雄驱虎豹”的力量，也让俄国人意识到中国“更无豪杰怕熊罴” 的底气，1952年底苏联将中东铁路归还中国，3年后又将旅顺归还中国。

中俄在东北亚近半个世纪磨合的结果说明，俄罗斯在远东的有效攻势不出其版图，它在东北亚若有较大动作，其效果取决于中国是否配合。俄国只有在与中国的合作的条件下才能在东北亚实现它的战略目的，这正如中国在西陲若有任何较大的外交举动，也只有在与俄罗斯的合作下才能完成的道理一样。与以往不同的是，20世纪末出现的苏联解体、北极解冻和中国崛起的现实变化使俄国在远东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的需求持续加大，中国在东北亚从以往的从属地位开始向对等地位转变，中俄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有了更好的基础。

朝鲜半岛

目前东北亚的格局更多的是20世纪50年代美苏冷战的产物。朝鲜半岛的“三八线” 本是战胜国美国与苏联接受日本投降地区的临界线，美国介入朝鲜内战并挑起朝鲜战争 后，“三八线”就成了维系朝鲜半岛冷战均势的标志线。曾是挑起太平洋战场罪魁的日本则浑水摸鱼，在冷战体系中摇身一变，成为美国的盟国，而牵动远东“两大阵营”最敏感神经的就是“三八线”：朝鲜半岛若由北方统一，那就意味着中国和俄罗斯的力量逼到美国的盟国日本的家门口并为美国和日本不容；反之，则不能为中国和俄国所接受；在冷战没有完全消除的条件下，即使朝鲜半岛统一，它在东北亚东西两大张力的拉锯中也很难保持绝对中立的外交立场。这样，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刻度的力量对比及其政治格局的任何变动就成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变化的重要风标。也就是说，只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不放弃对中国和俄罗斯实施的带有遏制性质的“冷战”政策，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刻度的南北分裂态势必会继续保持下去。

朝鲜是中国和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对俄国而言，朝鲜则是它保障东西伯利亚安全和进入太平洋海上安全的桥头堡。朝鲜更是中国东北安全的门户，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上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也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将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多出自从新疆至东北三省乃至朝鲜半岛的“广大条形地区” ；这一地区两端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定鼎于此线的长安、洛阳、北京等国家京畿中枢，如果中枢对发生于这一地区的事变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退向中国长江一线。而中原政权退至江南引发的必然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对打过“三八线”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美军采取坚决反击的深层原因。

有鉴于上，东北亚地区若出现任何影响中国和俄国安全的因素——不管它是英国、日本还是美国——的介入，其必然的结果就是中国和俄国或结盟或强化合作关系，而中俄在东北亚的合作往往是它们战略结盟从而引发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先声。

日本

进入21世纪后，日本这块美国战略的“基石”有了一种逐渐“沉没” 的感觉。

对东亚和平威胁最大也是能让日本右翼有些“胆气”的是日本的核潜力。2005年7月，英国《独立报》称，日本目前至少已经储存45公斤钚。同年9月14日的《亚洲时报》预计到2020年，日本的钚储量将高达145吨，成为世界最大的武器级钚持有者，远远超过美国核武库中100吨的数量。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担任议员时曾表示：“日本可以在一周之内制造出核武器。” 随着日本军事力量的加强，日本政界滋生出强烈的发展核武器的愿望。2002年5月，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公然宣称：“只要坚持专守防卫，日本也可以拥有核武器。没有不准拥有核武器的理由。”2003年年底，83名新当选的日本国会议员更是公开认为，如果国际形势需要，日本应当发展核武器，实施核武装。这其中就有曾是小泉内阁中的农林水产大臣中川昭一、外务大臣麻生太郎、环境大臣小池百合子以及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等政坛重量级人物。 2009年澳大利亚《国际事务杂志》7月号刊载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詹姆斯？麦尼考姆和安德鲁？奥尼尔题为《中日战略关系：竞争会导致对抗吗？》的文章对日本的核能力做出评价，认为“日本毫无疑问是一个新兴的核武器国家，它拥有能在极短时间内生产核武器的技术能力、知识和材料，只要决策者做出决定即可付诸实施”；“虽然日本奉行无核三原则，但是如果一旦决定将其能源从民用转为军用，日本确实拥有获得核武器的手段” 。

但是，一方面，朝鲜核力量的崛起从西北面使本已深受“北方四岛”问题和南面钓鱼岛问题牵制的日本安全形势雪上加霜；它使已经拥有核威慑力的日本军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朝鲜核力量的崛起使朝鲜成为日本防务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方面，这对日本实施南下战略在俄罗斯因素之外又增加了朝鲜这个更为不确定但更具威慑力的因素。确切地说，具有不确定性的朝鲜核力量对日本南下战略形成了比俄罗斯因素更为有力的牵制。

对美国人而言，美国并不需要一个再次强大的日本，而是需要一个“体质”不是很健康并因此更听话的日本。日本毕竟是遭受过美国原子弹打击的国家。在东北亚核查问题上，美国人最不便直说的就是日本核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已拥有核武器的日本是美国在亚太的绝对敌人，而无核的日本则是可以让美国放手纳入“后院”且死心塌地为美国效命的“盟友”。 2011年日本东部地区发生的“311”九级大地震在瞬间几乎毁灭了日本几十年来埋头发展的核能力。同时也为美国放手接纳日本除去了心病。

从中国方面看，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19世纪末的中国。目前中国拥有的地缘政治环境已使日本的军事技术优势大打折扣，而日本的军事技术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发挥其优势。今天的黄海和东海——与19世纪90年代的甲午海战时相比——对拥有中远程导弹精确打击技术的中国来说，已属伸手可触的近海海域。相对于中国大陆这个永不沉没的超级大“航母”而言，任何进入它东面近海的他国航母都无异于儿童戏水轻舟，在对中国具有威慑力的日本潜在核能力因朝鲜的核崛起和“311”大地震的破坏大幅缩水后，日本相对优越的军事技术对中国根本构不成威慑力。

今天的东亚也不是20世纪初日本尚可在此呼风唤雨的东亚。现在的日本——与德国不同——因其对二战侵略罪行的无悔态度，迄今仍未获亚洲人尤其是东亚人感情上的接纳，这使得日本战后投降迄今与东亚国家不能建立信任遑论盟友的关系。2010年4月和7月，中国海军在东海至宫古岛东南公海海域组织正常训练 ，此举令日本感到震惊并表示抗议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过度反应并没有得到亚洲其他国家的任何呼应。这只能说明日本在亚洲没有盟友遑论盟国。日本人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2010年8月10日，时任日本首相的菅直人为了拉住韩国人，在东京“对殖民时期给韩国人造成的伤害表示深深的歉意” 。不料此举却遭到韩国民众更为强烈的不满，2010年10月5日，韩国政府发布《马绍尔群岛朝鲜人抵抗事件和日军镇压真相调查报告》，披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日本军队强征至南太平洋的朝鲜劳工因日军欺骗他们吃人肉而反抗，惨遭集体屠杀。 同年11月3日，韩国《朝鲜日报》称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视察南千岛群岛，是“日本帝国主义遭到的报应” 。这说明日本与韩国的“盟友”关系只是美国强力撮合的关系，如果考虑到日本与持不妥协立场的韩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岛屿（比如独岛）之争，不难断定，日韩结盟根本不具有共同的政治和民意基础。

韩国尚且如此，东亚其他国家与日本的真实关系更是可想而知。2010年11月，第十八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在日本横滨举行。按照十多年来的惯例，与会的领导人要身着会议东道主国家的民族服装并集体合影。本次APEC峰会让东道主日本感到尴尬的是，在拍摄大会合影时，会议不选择日本民族服装和服，认为只要“普通的正装就可以了”。服装的选择其实也是语言的选择。在APEC峰会上用服装表达东亚团结“语言”的惯例始于1994年的印度尼西亚茂物峰会。时任印尼总统苏哈托为每位与会领导人送了一件蜡染印尼衬衣。此后，APEC会议主办国都会依照这个惯例，为领导人准备独具本国特色的民族服饰。这十多年间只有日本主办的会议“没有统一服饰” 。服装的不统一意味着东亚国家与日本没有基本的认知统一，这暗示着日本在东亚仍面临着失道寡助的外交环境。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红军学院讲演中分析国家战前需要具备的政治条件时说：

为了很好地为战争做好准备，这就不仅需要拥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而且必须在政治上为战争做好准备。政治上做好战争准备意味着什么呢？政治上做好战争准备，意味着要有足够的所需盟友和中立国。

显然，日本在政治方面的外交准备——至少与今天的德国相比——是极不充分的。因此，日本近年来尤其是朝鲜成功核试以来的外交战略已有些“病急乱投医”的莽撞，其内阁一年一换宛如走马灯，其对外政策更是东奔西向，自相矛盾。

目前，东亚地区力量均势的天平正在向有利于大陆国家而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倾斜。

黄海、东海和南海

中国海区按其地理位置和自然特征，大类分为黄海、东海、南海三个海区。黄海平均水深44米，最大深度在济州岛北侧，约140米。东海平均水深为370米，最深处是东海海槽，最大水深2 719米。南海平均水深1 212米，最深处大致位于中部，达5 559米。隔开台湾与大陆的台湾海峡，长约370公里，宽约130至409公里，平均宽度约200公里，北通东海，南接南海，东临太平洋，东北邻琉球群岛，相隔约600公里；南接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相隔约300公里；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相望，最窄处为130公里。位于台湾东北方向的钓鱼列岛距中国温州市约356公里、距福州市约385公里、距台湾167～277公里； 但台海两岸分离的现实使中国对相当部分的深海区域不具有完全和有效控制力。

黄海历来是中国国防的“命门”，当然也是中国近代海权的“软肋”。黄海关乎东海的稳定和台湾地区的安危。日本近代攫取中国台湾就是从控制黄海制海权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仍野心不泯，而切断日本南取台湾的关键，还是对黄海的控制。这是从制海权的角度考虑。如果从制陆权的角度考虑，黄海不仅毗邻中国经济发达的江苏和山东两省，同时也是京、津等重要城市的海上门户。在此区域发生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对中国政治安全有着全局性的严重威胁。历史经验表明，黄海动则台湾动，而台湾动则中国从而东亚动。因此，近代以来的远东均势格局决定性的转折——比如1895年的甲午海战、1950年的朝鲜战争——都是从黄海开始的。对此，日本军事历史学者司马辽太郎看得明白，他说：“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在东北亚大陆说话的话语权。”

控制黄海的目的在于从侧翼保护台湾。台湾是西太平洋海权的关键环节。中国实现台海统一后，制海范围就可直推至台湾以东的深海区，并对台湾以北的宫古海峡和南边的巴士海峡施加影响——这大概就是最近菲律宾外交向日本倾斜的主要原因 。如此，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海上国防力量就可以形成合力，并使中国海南岛、台湾岛和辽东半岛得以联动，形成汉代贾谊所说的“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 之势。唯有将黄海、东海和南海视为一体并使之相互呼应，长期拖延的南海主权问题才能顺利解决。

朝鲜半岛位于中国黄海的北翼，而黄海的安危事关东海的稳定以至中国台湾的安全，而台湾的安危更是事关中国在西北太平洋的海上安全。如果将中国大陆沿岸和西北太平洋衔接“三海”即黄海、东海、南海看做一个连续的整体，我们就会发现，辽东半岛犹如人的肩膀，黄海犹如连接肩膀的上臂，南海部分则相当于下臂，海南岛相当于手掌；而位于东海的台湾则是连接和联动上下臂的肘关节：黄海失，则台湾不保；台湾失控，中国在海南则不能持续发力。由此，台湾就成了中国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权有效发挥的关键环节。在台湾南北两段中，台湾以北是中国贯通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主要矛盾所在，而台湾尤其是台湾北侧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不管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而言，控制了钓鱼列岛就接近控制了台湾，而控制了台湾，也就控制了沿中国海岸的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权。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台湾，就是1872年吞并琉球后的逻辑结果。1895年日本攫取中国台湾就是当年甲午海战胜利的直接后果；1951年，美国介入朝鲜内战，也从封锁台湾海峡开始。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正是台海两岸分离才使中国在南海的攻势受到很大的限制。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对民主人士周世钊和王季范谈他对中国抗美援朝的原因及其可能的结果的考虑时说：

不错，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国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在南海方面，中国面临两个战略通道：一是进入太平洋的最近通道是巴士海峡，它在台湾和菲律宾之间，平均宽185公里，与中国大陆东部沿海相距大致为500～900公里。但与东海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相比，巴士海峡离中国大陆较远，而且与有岛屿争议的国家菲律宾较近。钓鱼列岛与日本相距近1 000公里，而巴士海峡如与中国台湾平均的话，与菲律宾则相距不到100公里，显然，如果不考虑台湾当局的态度，中国大陆通过巴士海峡的护航条件远不如钓鱼岛。另一就是进入印度洋的必经的马六甲海峡。但马六甲海峡离中国大陆过于遥远，其路途上的纠纷也比较复杂，其矛盾性质也不同于东海，中国当用团结南海国家的方法，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通道安全。

需要说明的是，在“三海”即黄海、东海和南海中，中国面临的国际矛盾是不同的。如果以台湾为中界，在台湾以北的黄海和东海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台海统一，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主要对手是日本。我们知道，台湾回归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系的重要成果，是目前世界各国反复声明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基础，也是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拒绝台湾当局进入联合国的法理基础。日本——与美国和东南亚诸国不同——从1972年至今仍坚持不承认而只是“理解和尊重”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这表面上看是挑战中国，但究其实质是在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国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系。事实上，自苏联解体及由此引起的雅尔塔体系在欧洲自行消失后，日本就开始着手为颠覆远东雅尔塔和平体系做前期准备。1999年日本提出的《周边事态法》和2003年国会通过的“有事三法案” 及其修改宪法第九条的举动表明，日本已开始为其军国主义立场翻案。对此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1982-1987）在《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中讲得直截了当：

还有关于宪法问题最大的争论点，也就是第九条的问题，第一项的规定保留着尚可，但对于第二项“不保持陆海空和其他战斗力、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等内容，就应该进行修改了。

对持续了近六十年的战后体制进行历史性转换的时机已经来临，而且也必须进行转变。不仅自民党，所有的政党都必须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自己的立足点。这样的时期已经到来。不能修正自己观点的政党，就是所谓旧时代的政党。这就是至今为止的进展情况。还固守以前被麦克阿瑟占领后二三十年间的观念的政党，在国民中明显落伍。国民正在不断进步，所以遗留在旧体制中的东西就会被抛弃，而且我认为这种趋势会越来越强。

日本是二战中亚洲唯一与德意法西斯签订同盟条约的国家，因此，日本颠覆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的举动，引起的不仅是中日之间而且是日本与整个亚太国家和地区的矛盾。比如，日本与韩国是冷战中以美国为盟主的盟国关系，但近年韩日在岛屿主权争端中所表现出的却是日本挑战雅尔塔和平体系的矛盾。和平体系一定是法权体系，远东的雅尔塔法权体系是以镇压和剥夺日本法西斯及其权利为前提的，而现在日本要利用“冷战”与美国绑在一起来颠覆这个前提，在俄罗斯南千岛群岛、韩国独岛、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等提出所谓“主权”的要求，其结果是日本更加孤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问题上，中国索要的只是50年前雅尔塔和平体系赋予中国而中国却没有事实享用的利益，这样的要求有理、有利、有节，因而是得道多助和有胜算的。在台湾问题上，亚洲国家宁可接受一个资源供给丰富且有巨大回旋余地的中国，也不愿接受资源奇缺和生存空间狭小的日本。

在台湾以南的南海地区的矛盾相对比较单一，这里并不存在与雅尔塔和平体系相矛盾的国家。南海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多地表现为雅尔塔和平体系框架之中的包括“冷战”关系在内的矛盾。冷战是产生于雅尔塔体系中盟国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比如中苏之间存废《雅尔塔协定》的斗争、苏美之间在朝鲜半岛势力范围的争夺等，以及由这些矛盾产生的“两个阵营”——不管表现得如何激烈，它们都不出雅尔塔法权体系。比如，美国从不对苏联或俄罗斯在日本所说的“北方四岛”的占领权提出异议，苏联或俄罗斯也从不对美国在冲绳的占领权提出异议。在南海地区，在雅尔塔和平体系中存在着两种矛盾：一种是“冷战”矛盾，另一种是历史领土纠纷。两种矛盾时而泾渭分明，比如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针对中国和苏联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时而混淆不清，比如，最近菲律宾参与美国针对中国的“冷战”的同时又在黄岩岛主权问题上向中国叫板。前者是“冷战”矛盾，后者则是历史矛盾。但不管什么矛盾，它们本质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中诞生的国家之间因而不是绝对对立并且是可调整的同一法权体系内部矛盾。正因此，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得到东南亚国家的响应。更由于这些国家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关系和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有着相互依存的需求，它们——与日本不同——中的大多数国家始终与美国遏制中国的“冷战”政策保持相当的距离，其原因，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 。有鉴于此，目前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东亚国家的积极响应，也正因此，美国更希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生冲突，让中国在这冲突中为美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 ，将本不愿紧跟美国的大多数南海国家推向美国，并使其与日本形成南北战略互动 ，使我们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形势更为困难。对此，中国应予以高度警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第一，黄海、东海和南海对中国海权建设而言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相互分立的三个海域，台海两岸的分治是中国三海不能形成一体联动的关键环节，因而台海统一是南海和东海所有问题解决的主要矛盾，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回归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二，南海和东海问题属不同性质的矛盾，前者是可调和的雅尔塔体系内部的矛盾，后者属具有根本性且不可调和的雅尔塔和平体系以外的矛盾，其（日本）力量呈现也比较孤立。第三，东海问题的解决应优先于南海。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从东海进入太平洋深海海域最近也最便于护航因而必须全力维护的关键地带。通过它，中国海上力量东进深入太平洋深海海域，南折进入巴士海峡的东北口，由此既可对台湾东海岸实行有力保护，也可从外围与中国在南海的战略力量相呼应。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与日本相距近千公里，而距中国大陆（温州市）仅有356公里，属中国须倾其全力保卫的核心利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离日本的盟国美国的本土更远，不属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不会——除非出现象希特勒那样对斯大林苏联失去了起码的判断力的领导人——也不值得在此与中国发生全面冲突。太平洋战争后，冲绳为美国所占领并成为美国军事基地至今。这名义上为遏制中国，其实连日本也明白，它还有监控日本的作用：美国要防止日本咸鱼翻身，尤其要防止日本核报复美国。驻扎在冲绳的力量不足以阻止中国近岸乃至近海的海上力量发挥，却足以遏制日本南下。因此，在美国没有撤离冲绳前，日本海军南下的调门可能很高，因顾忌美国在南方的存在和俄罗斯在“北方四岛”上施加的压力，其步伐可能不会太快。

对中国而言，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日本与台湾的“接榫”地带，日本对钓鱼岛的企图本质上是对台湾的企图，因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归属决定台海统一大业的成败，也决定中国在西北太平洋海权建设的成败。由此可说，中国推进“三海一体”建设的关键在台海统一，而实现台海统一的关键在于实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回归。

台湾

在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考中，台湾问题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中的瓶颈因素，是中国打开北太平洋海权困局的破局地带。他告诫在台海统一问题上“对美国一定要有最坏情况的打算。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对在停滞、倒退的情况下如何同美国交往，要认真准备。中美关系中突出的问题是台湾问题” ；台海统一“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

“战略考虑”就是对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的考虑。邓小平同志的考虑是清醒的。东海和南海出了那么多问题难以解决，究其原因是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台湾这个“肘关节”得以“痊愈”，那么从辽东半岛经台湾岛至海南岛 之间就会连为一体，其间的海上力量就会形成巨大的合力并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构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在此基础上，东海和南海的其他问题的解决也就相对容易得多。

邓小平同志是从“三海一体”的大格局中把握中国面临的海洋岛屿争议问题而且还将解决台湾问题看做是破解这错综交织矛盾的关键环节，是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早在1978年年底，邓小平就考虑利用中美关系改善的时机，将“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 。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提出“80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就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在台湾问题上，邓小平特别强调说：“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可以说是小平同志上述设想的政策体现，其间语气真诚而迫切，希望“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时至今日，种种条件都对统一有利，可谓万事俱备，任何人都不应当拂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我们如果尽快结束目前的分裂局面，把力量合到一起，则所能贡献于人类前途者，自更不可限量。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共同希望”。

与此相对应，邓小平在东海、南海岛屿问题上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暂时忍让政策。其目的是力争在十年内实现台海统一这个战略目标。当时邓小平同志考虑的是从台海统一打开“三海一体”的困局，今天可以设想，如果这个目标即台海统一如期实现，为此而搁置“争议”问题的解决，也就迎刃而解。

这是从中国方面讲。如果从长期遏制中国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战略对手的角度看，台湾是亚太大国博弈的中枢，它在近现代史中既是西方列强比如荷兰、西班牙从南海北进黄海、日本南下南海的必经之地，又是美国遏制新中国东进太平洋的桥头堡。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了一份《征伐清国策》，其中目标就是“吞并盖平（今辽宁盖县）以南的辽东，以及山东的登州、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和长江两岸十里以南的地区” 。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战中打败中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据《马关条约》占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占领这些岛屿，日本就控制西太平洋制海权的“命门”，就有了依次滚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政治的稳固轴心。台湾之于日本的意义，时任战后驻日盟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将军（Dauglas MacArthur,1880～1964）有比较到位的分析：

福摩萨 在历史上就被（日本——笔者）当作向南部地区进行军事侵略的跳板。最著名也是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日本在“二战”期间对福摩萨的利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福摩萨作为日本各种护航船队的中途集结地和补给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驻扎在吕宋林加延湾的军队主要力量是从基隆、高雄和澎湖列岛运来的。支援日本的陆军、海军的空军部队也是以位于福摩萨南部和台中的飞机场为基地的。高雄是1942年2月日本人入侵爪哇的中途集结点。1942～1944年，福摩萨是从日本、经过冲绳和菲律宾、到达东南亚的交通运输的重要连接点。1944～1945年期间，福摩萨是日本为准备守住菲律宾地区的重要战役向菲律宾部署增援部队和飞机的关键中途集结点。随美国航母舰队开进西太平洋，福摩萨作为空军基地在日本的防御计划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1945年1月美国占领吕宋后，日本空军撤退了福摩萨机场，占据了主动发动攻击的有利位置，用来阻止我们前进的部队。1941年日本控制琉球群岛和中国东部的周边后，福摩萨的军事作用便充分表现了出来。

台湾在美国的远东战略中具有“一石三鸟”即遏制俄国、中国和日本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了NSC48/1和48/2号文件。在NSC48/1号文件中提出：

从军事的角度看，如果要成功地防御苏联将来的入侵，美国必须在亚洲保持一种最低限度的地位。我们认为，这种最低限度的地位至少应包括在亚洲沿海岛屿连线上维持我们目前的军事地位，以及在战时阻止共产党占领这条线。这条线是我们第一道防御线，另外，也是我们的第一道进攻线，从这里可以使用任何可以使用的方式，寻求减少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但不使用大规模的武装力量。这条防御线应包括日本、琉球群岛和菲律宾。这种最低限度的地位可能控制主要的交通线，它们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地区战略发展所必需的。

1949年12月29日，为了“确切地弄清福摩萨的战略意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召开会议，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在会上“强调保住台湾的重要性，因为它具有牵制作用，并相信，只要中国共产党想争夺或征服福摩萨，他们就不会向南扩张” 。1953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声明》的附件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对美国有关台湾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准则的研究》对台湾之于美国的影响作出如下判断：

在地理位置上，福摩萨和澎湖列岛是我们沿海防御阵地 的一部分。它们掌握在友好的政权手中，对于我们在防御这些阵地时进行的空中和海上作战，十分重要。单纯将它们中立化不能满足美国的战略需要，因为这样会（1）大大改善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地位，使他们的防御部队得以缓解，能够同时在其他地方集结；（2）大大削弱我们自己在该地区的战略地位，一旦军事局势需要对大陆上的中国共产党发动攻击，行动自由会受到限制。军事局势的发展可能需要以后使用这些岛屿，作为对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性作战行动的基地。基于这些原因，把福摩萨和澎湖列岛纳入美国远东防御体系会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阻止敌对力量控制它们，即使是冒着爆发全面战争的严重危险。

通过控制台湾牵制中国南下南海和遏制中国东进太平洋至今还是美国没有放弃的战略。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也有其不便说明的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在冷战期间防止苏联或日本再次南下南海的战略目标。1972年尼克松在与毛泽东会谈时说：“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决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是有人会来填补的。”尼克松在与周恩来会谈时告诉周恩来：“如果我们缺乏同日本的防御安排，我们在与它有关的问题上就发挥不出影响了。”“如果我们从我提到的世界上那些地方撤退，那就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危险——中国所遭受的危险甚至会更大。”

但是，与日本的地缘政治需求不同，台湾并不处在美国核心利益的线路上，它只是美国核心利益线上的“编外人员”。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核心利益就是要确保从夏威夷经关岛、菲律宾，最终至马六甲海峡这条通往波斯湾的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台湾不在这条线上，只要不影响美国核心利益，美国就不会为台湾动用全部力量。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反攻日本的时候，就没有选择离日本更近的阿拉斯加而是从中太平洋发起攻击，因为在这一带有美国必须死保的海上运输线。

可以断定，未来阻挠中国台海统一进程的主要力量来自美国。但与日本相比，由于台湾不在美国核心利益线上，非核心利益就不会动用无限手段，况且美国有那么多的全球问题要处理，因此美国未来用于支持台湾分离势力的资源绝不会大于朝鲜战争，更不会大过越南战争；这是由于美国的有效力量延伸不到台湾，这与美国的有效力量延伸不到朝鲜一样。美国只能将其有限力量用于保护从夏威夷经关岛、菲律宾至马六甲的海上生命线。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可以用无限手段——且不说台湾就近于中国大陆，中国有的是时间以逸待劳，而美国为台湾则要劳师征远。对美国而言，台湾只是用于北御日本和俄罗斯、西阻中国的“虚子”。既然是“虚子”，美国就不会全力以赴。

有人会说，美国是海权大国，这话没错。但矛盾是可以转化的。我们战略研究的中心任务不是制造矛盾，而是转化矛盾，将矛盾转化为有利于自己。我们知道，绝对的制海权是以绝对制陆权为依托的 。近代史上英国海权实践的成功经验表明，绝对制海权的实现永远需要绝对陆权的配合，正如19世纪的英国在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正是依托其在印度大陆的绝对制陆权而实现的道理一样，用于支持海上作战的岛屿资源的总量决定海上战斗力持续时间的长短。而中国大陆对其近海的作战力量的资源供给线最短，其资源供给量近乎无限。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其近海的制海权具有美国无法比拟的天然且不可抗的优势。美国无疑是世界海上强国，但具体到中国东部近海海域，美国的海上优势就会在此大打折扣。

美国历史上的两位总统即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年）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年）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前者反对他的继任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年）总统进军东北亚的“金元外交”。他写信并拜访塔夫脱，告诫他：应将美国的国力用于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认为，日本可能成为包括美国在太平洋领地在内的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亚洲大陆的利益对日本是生死攸关的，而美国在那里的利益，特别是在满洲的利益“实在不重要，而且美国人民也不会甘心为它冒导致冲突的最低限度的风险”。他警告塔夫脱：在满洲向日本挑战需要巨大的军事力量，相当于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结合在一起的实力。罗斯福对塔夫脱的理想主义“新计划”大泼冷水，认为当一个强大的国家有意不顾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宁愿使用武力时，“门户开放”政策就毫无用处。当前美国除辩论外，并不具备和日本在东北亚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罗斯福建议塔夫脱放弃带有攻势的东北亚政策。 后者则在二战后期将东北亚放与苏联并在向日本投放原子弹后放手让斯大林进军中国东北。可以肯定，如果富兰克林？罗斯福活到20世纪50年代，他一定会反对其继任者杜鲁门封锁台湾海峡并出兵朝鲜的政策。事后证明，美国50年代的“对台政策”使其背上至今不能卸下的沉重包袱，更令美国没有料到的是，美国在与苏联和中国对抗并消耗自身国力的同时，欧洲却携欧元快速走向统一。可以断定，随时间推移，美国在今后逐渐脱手台湾只是个迟早的问题。

如上所述，台湾虽不在美国核心利益线上，但却处于日本南下南海和中国东进太平洋的两条核心线路的交叉带上。除了主权因素外，台湾不仅是中国打开中国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关键环节，它更是中国进入太平洋深海海区最便捷的门户。目前，中国制海权最大的制约因素是缺乏对深海的制海能力。而没有深海，中国最具威慑力的海上战略力量就无法充分施展。

从近现代中国分裂的导火索多来自海上入侵以及2011年利比亚因失去地中海制海权而陷入内战的经验看，实现从辽东半岛经台湾岛至海南岛的无缝链接，是中国新世纪顺利成长为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必须完成的国防任务。

东南亚、西南亚

这里的国家分陆海两类，其经济形态各异，版图大小不同，但其经济对西方整体性的依附和版图呈现围绕中国的欧洲式的“对称性破碎”却是其共同特征。这两大特征是历史的产物，前者打断了这些国家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进程，后者则使之相互牵制。比如，在中南半岛有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的相互牵制；在印度半岛有印度和北面的巴基斯坦及南面的斯里兰卡的相互牵制；在中亚有中亚五国之间以及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之间的相互牵制等；在南海则有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之间的相互牵制等。这些牵制关系大大降低了这些地区整体合力。

亚洲地缘政治的对称性即中国主体板块与其破碎的周边不对称共存的特点，并不是欧洲列强最愿意看到的结果：它们希望的是亚洲出现欧洲那样从中心到外围的全面对称型破碎，而不是以中国为中心板块的不对称型破碎。这样的多国版图与中国不对称共存特征对亚洲的整体发展是有利的。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周边镶嵌的这些碎片小国，保护性地将当时还处于弱势的中国与西方列强屏隔开来，比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犹如避雷针将中国屏蔽于西方强犯之外，这有利于中国积蓄力量再次崛起。第二，中国周边存在碎片化国家，这既减少了西方殖民统治的成本，也减少了中国在这一地区发挥主导作用的成本。第三，它也因其难以整合的破碎性而更增加了西方遏制中国的成本，这种成本增加的幅度与参与遏制中国的地区对称型破碎化的程度成正比。20世纪50年代美国战略思想家李普曼认识到这一点，针对当时美国全面遏制苏联和中国的政策，他明确指出：

这种企图用边缘国家筑成“攻不破的藩篱”来“遏制”苏联的政策，还有更不利之处。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边缘国家都是弱国。而弱小的盟国并不是资本，它们是负担。为了支撑和维持它们，需要分散我们的力量，花费我们的金钱和信誉。这些弱国是容易受侵害的。而为保护它们所花的气力丝毫也无助于我们决定或者解决主要冲突。

我们可以明白看出，这个新的联合阵线其实是联合不起来的。这个边缘地带没有成为抵御苏联力量的攻不破的藩篱，而却是一锅沸腾内争的稀粥。

乔治？凯南是美国遏制战略最初的倡导者，可他在20世纪80年代也认识到美国并非无所不能，他在一次讲演中，“以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身份告诫年青的一代：

我们的国力还是有限的；为争取自由我们必须付出代价。我们要承认世界上有些问题我们是没有本领解决的，我们深深卷入其中既无益也于事无补；地球其他地区的难题只好在没有我们插手的情况下让人家自己去解决。

对称型破碎地区易于由大国牵头串联，但要想整合起来需要的几乎就是无限透支的资源。这似乎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即破碎地带——比如欧洲、中东、东南亚等——的国家整合需要更大的资源，这个规律性现象符合合力计算的一般原理：当两分力大小不变时，其矢量相交的夹角越大，合力就越小。

这样一个主要由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制造的地缘政治布局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这些破碎国家经济的依附性和政治的破碎性弱化了其抵抗西方霸权主义的力量，但也同比地增大了中国在近代反殖和当代反霸的政治风险；另一面，它也大大增加了西方列强为了孤立和封锁中国整合这一地区力量的难度。

这样的对称性破碎现象及其互动规律在东南亚和西南亚，尤其在这两大地区靠邻中国的地区表现得也较为充分。在这些地区的碎片国家根本无力形成与中国长期对抗的力量，因而它们迫切需要借助外来力量以提升自身的分量，从而也使西方比较容易将这些国家碎片串联起来形成什么“C型”或“O型”包围链条，同样也由于它的对称型破碎的特点使它们和西方国家两方谁也拿不出太多资源以回报对方，而那些有能力拉起包围链条的大国没有足够财力来长期“维修”这根链条。比如，巴基斯坦曾是美国拼凑起的《巴格达条约》中的国家，1971年年底第三次印巴冲突时，美国无力担当起保护巴基斯坦的责任，当时美国的表现反不如中国仗义 ，为此巴基斯坦退出《巴格达条约》反成了中国的“铁哥们”。与美国在亚洲的处境不同，中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与对称型破碎的欧洲版图相比——位势有更强的自主性。只要中国的主体板块地位不变，亚洲以中国为主动力的独立发展路线就不会为外来力量所破坏，而维护中国在亚洲的主体地位是保持亚洲在世界各大洲中竞争优势的关键。毛泽东曾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洲问题即中国问题，中国问题亦即亚洲问题。

当年欧洲列强为了达到长期殖民的目的，人为地打断了亚洲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独立性，并通过制造一些领土纠纷肢解了亚洲地区的整体性。但在它们被赶出亚洲后，又无奈地看到在这一地区出现了一个不利于西方却有利于亚洲稳定的以中国为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形势——这种形势使中国近邻地区避免了欧洲那种因多国对称性力量（矢量）长期对冲而消解其整体合力的历史悲剧，并使亚洲国家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获得亚洲主体国家即中国的有力支持。作为辩证的结果，这些对称型破碎的亚洲国家也为中国分解了来自西方的压力。正是由于这种双向互动，亚洲国家才得以将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驱逐出亚洲并使亚洲在世界各洲间获得相当的竞争优势。

勿庸讳言，亚洲地缘政治的“不对称”特性有利于西方诸大国的操纵，但由于地理空间距离遥远和中国主体板块的就近存在，西方操纵这些国家的深度是非常有限的。只要中国周边国家的和平格局不出现大变，亚洲国家对中国的需求及由此产生的外交倾斜，不管从空间还是时间来看，都要大于远在天边的西方诸国。

需要指出的是，在东南亚国家中，印度尼西亚自身版图的破碎性对其国防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它处四战之地且在东亚强国的包围之中，其松散岛屿构成的地缘政治形势以及它所持有的马六甲海三个共管国之一的诱人身份使其国防极其脆弱并面临巨大的压力，它因此要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更需要远交大国以获得帮助，其外交政策亦不会轻易跟随东南亚其他国家。对此特点，中国应有予以充分的关注。

“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这是越南原国防部长范文茶对这种关系所做的比较形象又比较到位的概括 。只要中国外交政策不要出现那种“围渊驱鱼、围丛驱雀”式的失误，西方国家利用亚洲国家尤其是亚洲与中国邻近的国家以围堵中国的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

印度和伊朗

如果说东南亚国家是一种对称型碎片化且无重心的存在，那么南亚的印度和西亚的伊朗具有地区重心的特点。

与中国类似，印度——尽管在较低即地区级别上————也是被破碎的南亚国家群落所包嵌的国家，这些国家与印度呈不对称性共存状态。但与中国根本不同的是，印度大版图下包裹的只是一个“个大肾虚”即内部社会结构已被完全碎化因此不能有效担当洲际大国责任的国家。

印度国家大版图是英国人根据其控制印度洋的战略需要有意识保留下来的。英国人在其制海权的实践中明白：绝对的制海权是以绝对制陆权为依托的。为了长期控制印度洋，英国人在占领印度后便尽可能地扩张印度的领土边界；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英国人又用一切手段将印度内部自生型的结构予以碎化，使之变为对称相互掣肘因而必须对外依附的结构。自1939年始，英国将其直接统治下的印度（称英属印度）分为13个省，其中包括缅甸。而印度王公统治的土邦却被分为约600多个——这几乎是法国黎塞留 肢解德国以保障法国在欧洲大陆主导地位的手法的再版。据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提供的材料：“其中有15个可以认为是主要的土邦。最大的是海得拉巴、克什米尔、迈索尔、特拉凡哥尔、巴罗达、瓜略尔、印多尔、柯钦、斋浦尔、佐德浦尔、比加尼尔、波保尔与巴的亚拉。跟着就是许多中等土邦，最后是几百个很小的地区，有些在地图上并不比针尖大。这些小土邦大多数是在加提雅瓦尔、西部印度与旁遮普” 。这种土邦在英国的严密监督下存在着，占整个印度面积的2/5。英王统治下的印度虽然是一个由英国统治的庞大殖民地帝国，可是，印度其实是分为英属印度和土邦印度两部分，造成了奇特的国中之国的现象。印度版图外观完整而内部破碎的地缘政治结构保证了英国统治地位的稳固。而这种内部破碎又是英国人统治印度的前提，正如英国人统治印度是控制印度洋的前提一样。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英国人对印度的碎化不仅是物理上更是心理上的。它最终表现在对印度人的自觉精神和自主意识的摧毁。英国在印度在无情镇压印度民族反抗的同时却刻意扶持甘地思想中的“非暴力不合作”意识。英国人将甘地塑造为印度精神的“圣雄”。甘地不主张——与中国的清末武训 的主张相似——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进行暴力抵抗，这样就彻底抹杀了印度人民的革命意识，使印度文化染上了“告别革命”的色彩。而没有“革命”，印度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的改造和管理。关于此，1943年11月8日，就在德黑兰第一次会议“前一个小时”，罗斯福与斯大林的一段对话说得很明白：

罗斯福表示，最好不和丘吉尔谈印度问题，因为他罗斯福知道，丘吉尔对印度问题任何主意。丘吉尔认为，这个问题可留到战争结束以后解决。

斯大林说，印度是丘吉尔的一个病灶。

罗斯福同意这一点，但他认为，英国必须在印度采取某种行动。

罗斯福说，他希望同斯大林随便谈谈印度问题。随后他对斯大林提出一个让今天美国“民主制度”的粉丝们想不到的建议。

他认为，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

斯大林答，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

罗斯福说，关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斯大林说，当然，局外人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事物。

斯大林抓住了印度历史中“告别革命”的软肋！

英国人在印度推广的甘地学说中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使印度人失去了革命和反抗意识，对入侵者失去了民族自卫的意识，使印度人最终失掉了民族独立的灵魂，而失去了独立的灵魂，印度也就失去了一切。马克思说：“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 ；马克思还说“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 。

英国人不仅摧毁了印度人的反抗精神，更为重要的，他们还摧毁了能让印度人重新整合为统一民族的工业基础。我们知道，英国是以纺织工业起家的国家，初期更是以非常残酷的手段确保工业技术立国 。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当印度纺织品质量高于英国同种产品时，政府明令禁止人民使用印度的丝织品和印花布，出卖或贮藏这些印度商品者要被处以罚金。英国工业革命成功后，凭借近代大机器工业和产品的低廉价格，整个地将原本高于英国的印度纺织技术以及建立其上的印度纺织业摧毁。马克思不无感慨地说：

曾经产生了无数纺工和织工的手纺车和手织机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欧洲从很古的时候起就得到印度制作的绝妙的纺织品，同时运贵金属去交换，这样就给当地的金匠提供了原料，而金匠是印度社会里的必要成员，因为印度人极其爱好装饰品，甚至最低阶级中的那些几乎是裸体的人们通常都戴着一副金耳坠，脖子上套着某种金饰品。手指和脚趾上戴环戒也很普遍。妇女和孩子常常戴着沉甸甸的金银臂镯和脚镯，而金银的神像在普通的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列颠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这个棉织品的祖国充满了英国的棉织品。从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颠向印度输出的棉纱增长的比例是1:5200。在 1824年，输入印度的不列颠细棉布不过100万码，而到1837年就超过了6400万码。但是在同一时期，达卡的人口却从15万人减少到2万人。然而，曾以制造业闻名于世的印度城市遭到这样的衰落决不是英国统治的最坏的结果。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摧毁了。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中以印度为例，对英国的自由贸易学说的虚伪性做了深刻揭露，他写道：

1814年，印度对从英国进口的毛织品仅征2%的关税，棉织品、丝织品仅征3.5%的关税。相反，英国对从印度进口的原棉征的税很轻微，但对印度的棉织品征的税则高达70%～80%。结果，在1814年至1844年的30年里，印度棉织品输入英国的数量从125万匹跌到6.3万匹，而英国棉织品输入印度的数量从不到100万码增加到超过5 300万码。”1840年，研究近代英国殖民地历史的历史学家M.马丁在上院特别委员会作证时也说：“印度纺织工业的被摧毁是由于英国在大声疾呼实行自由贸易，却不许印度本国自由贸易。”

最后，斯塔夫里亚诺斯对英国在印度的政策一言中的，他说：“总而言之，英国人创立的整个基础结构，旨在一个依附于自己的殖民地经济，而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经济。

由此，我们在印度看到了外表庞大而内部完全碎化了社会结构 。印度独立是在完整保存英国在印度的殖民产权关系和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版图基础上出现的，巨大的版图上承载的是从封建主义到殖民主义和独立后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生产关系，低成本的革命带来的结果是高成本的和低效的发展。而这恰恰是印度与中国在同期独立后出现巨大差别的原因所在。

与印度的近代起点相似，中国在近代史中从一个自主的宗法封建国家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版图在20世纪上半叶被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反复瓜分，几经碎裂，但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走上了与印度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使中国再次获得基本统一；也就是说，中国今天的统一大版图及由此形成的在亚洲的主体板块地位是主要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象印度和埃及那样靠外力即英国的力量赢得的。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运动使中国革命自然而然地带上了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性质。革命成功又使中国经济彻底摆脱了原来依附于西方中心的性质，走上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此后中国经济与印度迅速拉开了距离。如下表所示：

1913～1995年印度与中国业绩增长比较（年均复合增长率 %）

国家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人口

1913～1952 1952～1978 1978～1995 1913～1952 1952～1978 1978～1995

印度 0.3 1.7 2.8 1.0 2.2 2.1

中国 0.1 2.3 6.0 0.7 2.0 1.4

不难看出，1952年是中国与印度经济差距全面拉开的第一个关节点，而恰恰在这一年，作为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成果即中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并开始向社会主义所有制过渡；而在印度，不触动产权关系因而是马拉松式且最终不了了之的印度土地改革才刚起步。彻底且成功的土地改革正是中国革命的直接结果，抓住这一点，也就抓住了中国与印度国家潜力及其比较的关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中认为，中国上述成就的根源应当从包括土改在内的毛泽东的成就去寻找，他写道：

随着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高速经济进步得到更充分的分析，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并非仅仅是经济开放——以及更大程度地依赖国内和国际贸易——导致了这些经济经历如此快速的经济转变。积极的社会变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识字的普及、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也为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在这里观察的，不是经济改革的社会后果，而是社会改革的经济后果。市场经济在这样的社会发展基础上繁荣起来，就像印度最近认识到的那样，缺乏社会发展会阻碍经济发展。

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毛泽东是有意识地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扩展建立基础的吗（他事实上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假设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受益于改革前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

那么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退出印度洋时为什么没有对印度——当然也包括埃及——进行全面而只是有限的肢解呢？

这首先是因为英国当时不具备全面肢解印度的力量，其次是英国觉得也没有这样做的必要。英国在被迫退出印度时对印度洋周边国家的均势重新做了完全不同于19世纪的安排。英国人根据自己控制印度洋的成功经验，知道绝对的制海权来自绝对的制陆权。美国未来如果不能在印度拥有绝对制陆权，就不能拥有对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为此，英国在离开南亚时给印度留下一个庞大版图以此使印度有足够的国力抵御其他海上强国——比如美国——直接占领，同时又留给印度一个破碎的社会结构以使印度的国力增长极限不足以形成对印度洋的绝对控制。同时，英国又在印度分裂出一个巴基斯坦从北方对印度实行牵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国之间制造摩擦，以此牵制印度乃至中国未来进入印度洋的能力。这是英国为自己将来重返印度洋——2011年已重返利比亚了——埋下的伏笔。

伊朗位于亚洲西南部，中北部紧靠里海、南靠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伊朗东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东北部与土库曼斯坦接壤，西北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为邻，西界土耳其和伊拉克。伊朗国土绝大部分在伊朗高原上，属高原国家，海拔一般在900～1 500米之间。西部和西南部是宽阔的扎格罗斯山山系，约占国土面积一半。中部为干燥的盆地，形成许多沙漠，有卡维尔荒漠与卢特荒漠，仅西南部波斯湾沿岸与北部里海沿岸有小面积的冲积平原。

在西南亚地缘政治中最具历史意义现象的是扎格罗斯山脉驰东与兴都库什山、继而与印度北面的喜马拉雅山连为一体，与伊朗高原、青藏高原一道形成世界最壮伟的由西而东保障亚洲大陆“枢纽地带”的“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天然战略屏障。正是有了这道战略屏障，除中世纪阿拉伯人统治时期外，伊朗在古代（如安息王朝，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 、萨珊王朝，公元224～651年 ）和近代已被肢解为多个伊朗高原国家（包括伊朗全部及阿富汗、巴基斯坦部分地区等），但这些国家最终还是成功地抵抗了西方列强的侵犯并使其避免了印度那样完全殖民地的厄运。印度由于被屏蔽在这道战略屏障之外并在近代被英国长期殖民，最终沦落为宗主国英国抛在南亚的“雾都孤儿” 。

伊朗所处的地缘政治位势对中国西陲安全具有极大的“桥头堡”的意义。历史上中国西陲安全长期面临欧洲强势东扩的压力，如古希腊时代的亚历山大东征、罗马帝国的东扩、欧洲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以及近现代欧洲、沙俄、苏联乃至进入21世纪的美国等都对伊朗高原国家进行过强势入侵，这些外来列强的入侵无一例外地被拒阻于伊朗高原之外或被大量消耗在伊朗高原之中。不仅如此，伊朗高原国家与中国西陲被“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战略屏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位于屏障最西端的国家伊朗实际上成为中国西陲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它们抵抗西方列强的斗争的命运与中国西陲安全唇齿相依：如果伊朗被压垮，那么或海或陆由此东进的西方强势力量就会沿着途经伊朗高原的古丝绸之路（在此地理基础上形成今天的“欧亚大陆桥”）倒逼中国并对中国西陲造成重大危险。比如中国汉时期，罗马帝国东扩——这是另种“北约东扩”——的力量被拒止于安息西部边陲，这大大缓解了中国西部边陲的战略压力；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战略需求，汉武帝派出的西域特使张骞还于公元前119年特意派其副手访问安息（帕提亚，即今天伊朗地区）帝国，安息王竟激动地派出两万骑远迎中国使者。这说明当时安息国与中国已有互为依存的战略需求。同样也由于近代阿富汗人民借助兴都库什山的险峻地形对英国殖民者实行的极顽强的抵抗 ，英国无法北上接近遑论深入中国西陲的薄弱地带即新疆西境勾结阿古柏伪政权 祸乱中国；而世界最高峰喜马拉雅山的阻隔更使英国在占领印度的一百多年中竟无力从印度北境有效介入中国西藏政治：1904年8月3日，英国曾攻陷拉萨，但到了冬天，英国人因熬不过高寒天气被迫撤回印度。英国人由此得到了“西藏不容易进入的特点使得任何加强对中国进行军事抵抗的行动都不现实” 的经验。这种经验对英国世界霸权的后继者美国来说也不是一点没有：1950年，美国人曾想为西藏叛乱分子提供为时半年的作战装备，由于“牲畜驮运是惟一实用的运送手段，上述弹药数量约需7 000头骡子的运送。由于没有那么多的骡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径迫击炮和弹药可能无法运离印度” ，以至美国后来也意识到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在很长的时期内需要相当巨大的经费” 。

“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系形成的对中国西陲的大纵深的防护使得近代西方即使占领印度后仍不能有效地从西南陆上牵制中国，而不得不沿海路绕道进入东海推行其强力控制中国的目的。换言之，这条防护屏障不仅大大推迟了西方自罗马帝国以来对中国全面入侵的时间而且减弱了——与印度相比——其影响中国的力度。同样的道理，正是当年从中国新疆居高临下西进的匈奴人，由于一路上没有这样的高原屏障，才有可能率先——与罗马东进速度相比——西进欧洲并迫使可能东进的日耳曼人南下并最终压垮了罗马帝国。

比较而言，处于上述“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屏护之外且地势低缓的印度则较容易受到外来侵犯。印度平原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5强，山地只占1/4，高原占1/3，但这些山地、高原大部分海拔不超过1 000 米。低矮平缓的地形在全国占有绝对优势，不仅交通方便而且富饶。低海拔的平缓地形大大弱化了印度人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并因此受到外族的长期占领。值得中国边疆史研究者注意的是，不管是曾打入印度的亚历山大大帝，还是在中世纪继而近代占领印度的蒙古人和英国人，乃至1962年早已获国家独立印度人，在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脚下都不能也不曾撼动中国的西南部边陲。这样的历史经验支持我们得出结论，对中国西陲安全有重大关联度的是以伊朗为前沿的高原国家而非印度：昨天伊朗高原国家而非印度成功地抵御了罗马帝国的东扩，今天它们而非印度正在抵抗和消耗着“北约东扩”。由此，伊朗高原国家而非印度的反霸斗争对中国国家安全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对伊朗高原国家原油进口有着巨大依赖性需求，伊朗高原国家的安全——当然，这一判断成立的前提是中亚没有出现中世纪阿拉伯帝国 那样的历史条件——较之印度对中国更具唇亡齿寒的战略价值。

三、人民：地缘政治中最能动的因素

也许有人会问，在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地理环境的差异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在高技术军事面前还有意义吗？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们看，拥有21世纪高科技的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不还是失败了吗？历史的辩证法是：美国通过现代技术赢得了战役，但阿富汗、伊拉克人民却使美军输掉了战争。技术只有在特定技术组合关系中才有意义，这是微观层面，但若将此结论放到更大的时空范围就会进一步发现，技术只有在特定的人地关系中才有意义。21世纪头10年的伊拉克战争以及再往前追溯的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等，都是拥有先进军事技术的侵略者在反侵略国家的人民抵抗中的失败的经典案例。对此认识最深刻也最有权威的是美国遏制理论的创始人凯南，他晚年告诫美国后生们：

我们在战后犯的第二个错误跟我们接受并信赖核武器有关。我们把这种武器当作我国军事事态的主要支柱，想念它能保证我国战后时期的军事政治优势。我们的根本错误就是认为一种武器的效力和它的破坏力直接成正比，而这种武器的破坏力并不是仅仅针对敌方的武装力量，还针对他们的平民和民用经济。我们忘记了战争的目的是、或应当是以最小的而不是最大的一般性破坏得分；我们还忘记了：一种好武器不只是要有破坏力，还要能够辨别目标。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考虑到，已有强有力的证据说明，从长远看核武器只能是自杀性的武器，不可能是别的。

按这种打法干起来，合乎逻辑的结局就是毁灭我们自己，而且很可能是毁灭世界文明本身。也就是说，我们使自己钻进了一个死胡同。今天，在我们设法从这个陷阱里退出时，事情越来越明显，我们在运用武装力量方面并没有另一种可行的原则可以依靠。

凯南因其“遏制战略之父”的特殊身份使他的上述认识更有“过来人”的教益。

当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但不能消除地理差异及其对军事行动的不利作用。比如，火车、舰船、电讯、光电信息等技术并没有在阿富汗给19世纪以蒸汽航海动力技术装备的英国军队、20世纪末以导弹技术装备的苏联军队、21世纪以信息技术装备的美国军队带来荣光。当这些拥有时代最先进的军事装备的入侵者进入具有典型高原地貌特征的阿富汗后，均被穿梭在崇山峻岭、手持原始武器的阿富汗人民拖得疲于奔命并最终无功而返。两千多年前的孟夫子道出其原因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这些都说明，技术对地缘政治的基础作用及其规律的影响是有限的，地缘政治中最能动的因素不是物而是人，不是技术而是人运用地缘政治基本规律把握人地关系的智慧。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世界最终还是由人民创造的，地缘政治讲的是人地关系，而在人地之间，“人缘”即人的关系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有人缘的地方才有政治。地缘政治的前提是资源，没有人对资源的争夺，也就没有了政治。地理环境可谓是“硬实力”，而人利用地理环境的能力可谓“软实力”。人当然是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人，因此，特定的社会结构是影响地缘政治表现水平的深层次的内容，而地理环境只不过是不同社会结构的物质载体。同一地理环境，配之以不同的社会人群，其表现出的人地关系及由此产生的攻防能量是完全不同的。故而，地理位势乃至技术优劣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由当地人民及其政治家的智慧转换的。不然，历史就不会出现在同一地域中不同的政治家导演的起伏跌宕的悲喜大剧。

地缘政治所反映的本质上还是人地关系。对此黑格尔有过经典的论述。他说

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

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做是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的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并没有继续产生其他的荷马。在土耳其统治下，就没有出过诗人。

黑格尔的话应合了中国“一方土地养一方人”的俗语。同一地理条件可以出现不同的政治结果，不同的政治结果也可产生于同一地理条件。此间的莫测变化取决于人的因素。正如毛泽东所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

总而言之，地缘政治的真正力量来自人民。霸权的真正阻力来自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人民是一个特定区域中居民主体或多数的概念。而技术尤其是高技术可以解决一部分矛盾，但解决不了一切矛盾特别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当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激化为敌对关系时，这个矛盾基本无解，而胜利的一方面总是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一方。目前深陷技术拜物教中的西方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技术万能，每当军事技术有了什么新突破，他们就容易想入非非，其战略制定也就容易脱离实际，其战略目标居然会大到如不与一切人为敌则不能罢休的地步。这样的战略，即使坐拥天下形胜，也没有不失败的。

四、中国与周边地缘政治互动棋谱中的“支轴国家”

在此，我们的地缘政治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对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做学究式的陈述，而在于能为中国找出有利于推行本国战略的“支轴国家”。关于什么是“支轴国家”，布热津斯基有过精彩的解释，他说：

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和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最常用来界定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是它们的地理位置。由于这种位置，它们有时在决定某个重要棋手是否能进入重要地区，或在阻止它得到某种资源方面能起特殊的作用。一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有时能成为一个重要国家甚至一个地区的防卫屏障。有时其存在本身就可能对一个更活跃和相邻的地缘战略棋手产生十分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因此，认明冷战后欧亚大陆关键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并为它们提供保护，也是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布氏的看法是对的。支轴国家不一定是重要的国家，而是国家战略必须倚重的国家。从美国的需要看，亚洲的哪些国家可以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支轴国家”呢？布氏认为它们是日本、韩国、印度、乌克兰、阿塞拜疆、土耳其和伊朗 。

布氏说得也没有错。但如果对中亚伊朗高原国家的地缘政治特点有过深入研究的话，我们会发现，他将中亚的乌克兰和阿塞拜疆列入美国全球战略的支轴国家，无异于为美国在“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巨大屏障后面画了一个让美国可望而不可即的画饼。昨天麦金德曾用“地理中枢”理论在此忽悠倒了英国，今天布氏也用这个理论忽悠倒了美国。这是中国地缘研究者要十分注意的教训。

一般说来，从地理版图、综合国力和历史及现实的影响上讲，人们往往将印度、日本、俄罗斯视为亚洲区域的支轴国家。事实上，对中国而言，这些国家只是亚洲的重要国家，而重要国家并不一定是支轴国家，即使是其他大国如美国或俄罗斯的支轴国家，也并非一定是中国战略棋谱上的支轴国家。

那么在中国与周边互动的地缘政治棋谱中，有哪些是中国视角中可以倚重的支轴国家呢？如根据上述分析，能成为中国战略棋谱中支轴国家的，在东北亚有朝鲜，在东南亚有印度尼西亚，在西南亚有以伊朗为重心的伊朗高原国家，朝鲜关乎中国东大门的安全，伊朗关乎中国西部边陲的长期稳定，而印尼则使中国东南亚政策有“中心开花”之效。在此之下，中南半岛的柬埔寨、缅甸和中亚的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以及北方的俄罗斯对中国外交都有着重要意义。

至于印度，它与中国一样同属第三世界国家。但它与中国的国力比较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印度国家的大版图使其在亚洲尤其是在南亚获得较大的地缘政治优势，但因其国家内部和深层结构上不可克服的破碎性，又使印度在亚洲不能处于与上述中国支轴国家平行而只能处于次级的即区域级别的优势地位。印度是南亚区域的重要国家而非中国地缘战略中的支轴国家。1998年年底，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里马科夫在访问印度时提出俄、中、印三国应建立三角战略伙伴关系的构想，今天看来，若在其中加入伊朗这一砝码，对中国会有更大的收益。

日本是美国东北亚区域的支轴国家，鉴于二战后日本外交对美国的依附性质，日本的区域支柱性地位是在美国外交的冷战框架下强行介入且与亚洲整体有排异性质的。进入21世纪后，鉴于日本与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与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问题、与在韩国在“独岛”问题以及与东南亚在日本侵略罪行认定问题上的纠葛因日本的百般抵赖而日益升级，又鉴于朝鲜核国家地位的确立以及2011年发生的“三一一”大地震对日本东部沿岸核电工业的毁灭性打击，我们可以说，日本在美国亚洲地缘战略中的支轴国家的地位已受到重创并将持续衰落。

俄罗斯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国家，它不具有控制但具有较强的平衡亚洲政治的能力。如果再考虑到北约东扩、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对俄罗斯造成的安全压力以及北极快速解冻将对俄罗斯北线国防可能造成的巨大的冲击，中国在东北亚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合作空间将持续增大，中国在亚洲的主体地位将持续增强。

中国目前的地缘政治形势可用“东急西重”来概括。在东面需要尽早突破中国进入太平洋深海区的人为封锁，尽早解除实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政策的瓶颈因素。西面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并保障来自西亚并进入中国的能源管道的安全畅通。突破东面海上困局的主要矛盾在于台海统一，而突破日本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所设的障碍，则是实现中国台海统一的关键，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与此相应，作为对手，用“声西击东”的策略将中国诱离这一“主要矛盾”是其惯用的方法。1950年初，美国支持西藏上层发动叛乱，6月美国就出兵朝鲜半岛。1959年西藏出现为时将近1年才被平息的大规模暴乱，同年美国在老挝策动军事政变，开始大规模介入中南半岛事务，1961年美国在越南策动“特种战争”，卷入越南内战。1989年初，西藏出现骚乱，接着北京便于春夏之交出现大规模动乱。2008年西方少数国家试图借奥运会之际在中国北京“发难”，于是在此之前3～4月间西藏便发生了骚乱，接着又是在西方对中国奥运圣火的一路“围堵”，尽管他们的企图没有得逞，但其声西击东的招数仍蛛丝可寻。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美国又要“重返亚洲”，我们应当对其惯用的声西击东的策略保持足够的警觉。在目前中国海军建设加快，台海两岸交流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需紧紧盯住全局中的主要矛盾，牢牢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为实现中国近中期战略目标而持之以恒地努力。

五、简短的结语

必须说明的是，保证和有效发挥中国地缘政治的主体地位及其优势的上述结论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中国不能分裂。现在这样说似乎是天方夜谭，但看看苏联解体以及埃及、利比亚动乱后的政治形势，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样的可能性是一些国家乐观其成因而也是存在。中国杜绝这种可能性的绝对条件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政治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如果失去了这些大的政治前提，前述所有以中国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研究结论都不能成立。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