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各类象征符号建构自己的政治象征体系以此来传播其政治理念。“列宁符号”是一个典型的象征概念。“列宁符号”是指中国共产党运用列宁的名字、肖像、忌日等象征来对一些具有重要革命意义的时间、空间、生活物品等进行建构装点的政治符号产品。列宁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和领袖，其思想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统，运用“列宁符号”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社会化进程，则是一项明智之举。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通过对一些具有重要革命意义的时间、场所、组织、物品、建筑、道路、学校等进行列宁名字命名或形象符号装点，使之具有革命象征意义，成为推进中共革命社会化的重要媒介。例如列宁肖像的货币、列宁诞辰忌辰纪念日、列宁名字命名的学校、“列宁号”飞机、列宁公园、列宁室俱乐部、列宁报刊、列宁读书班、闽西列宁书局、列宁市、列宁主义街、列宁装、列宁歌曲、列宁青年场、列宁台、列宁路、列宁公园、列宁小少队、“列宁岩”以及各类含有“列宁符号”的著作、证书、年画、石刻等等。因此，这种运用革命领袖象征进行革命符号装点的做法，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成果马克思主义化，借助“列宁符号”时间化、空间化、生活化的物质载体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仪式与革命：“列宁符号”的时间建构与传播

“列宁符号”在时间上的建构与传播主要是指借助于列宁诞辰忌辰纪念日的纪念活动来进行的。民主革命时期主要集中于对列宁忌辰纪念的时间符号。每逢列宁逝世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国共产党都从不同范围内举行各种纪念仪式，发表纪念宣言、纪念通告、纪念办法，通过座谈会、报告会、讲演会、展览会、纪念社论、纪念文章、纪念专刊专号、出版列宁作品等形式举行纪念活动，广泛传播列宁的生平事迹、论著思想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指导。1925年1月10日，中央通告第二十四号《对北洋军阀召开善后会议的对策》中提出：“列宁周年纪念日(本月二十一日)各地应在可能范围以内号召地方各团体开一纪念会。”①仪式是为维护这些信仰的生命力服务的，而且它仅仅为此服务，仪式必须保证信仰不能从记忆中抹去，必须使集体意识最本质的要素得到复苏。②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列宁诞辰忌辰纪念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和象征。借助这样的政治仪式，传播革命象征，以此来建构传播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仪式作为象征性的行为与活动，不仅是表达性的，而且是建构性的；它不仅可以展示观念的、心智的内在逻辑，也可以是展现和建构权威的权力技术。而政治权力亦不仅仅表现为简单的强制，而是力图呈现为一种合法合理的运用。”③

借助“列宁符号”的时间建构，树立中国革命形象。列宁逝世不久，中国共产党就组织了一系列的悼念活动，此时恰逢国共合作时期，因而，对于列宁的纪念更多的是树立列宁的革命形象。1924年3月9日，《民国日报》刊出《追悼列宁大会特刊》，其中发表了瞿秋白的《历史的工具——列宁》一文，文中指出：“我们平民曾经用列宁，当他是革命斗争的好工具。我们平民永久崇拜列宁，因为他是革命的象征。”④1925年1月20日，李大钊在北京纪念列宁大会上指出：“今日为列宁周年忌日。我们今天开会纪念他的意义，因为他是世界革命指导者，同时又为东方被压迫者的良友。”⑤1926年1月21日，李大钊在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列宁先生已去世二年了！他的死是世界的大损失，而且他给了我们很重的责任。”⑥土地革命时期则突出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形象。如1931年1月16日，中共闽粤赣苏区特委西南分委为李卢列纪念周告群众书指出：“列宁著作了十月革命辉煌的篇章，创造了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把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与人口脱离了帝国的统治，开辟了无产阶级的花园”⑦。抗日战争时期对于列宁逝世纪念强调其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940年1月24日，《新中华报》发表了《纪念世界革命导师——列宁》的社论称：“列宁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也是弱小民族解放运动的导师，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朋友”，“列宁的学说是人类解放的灯塔，照耀着人类解放斗争的道路。”⑧

借助“列宁符号”的时间建构，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列宁的纪念主要集中对其1月21日的逝世纪念，每逢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主办或主管的主要刊物会以发表纪念社论、出特刊专号、纪念文章等方式传播列宁的革命思想，通过苏联革命与中国革命的比较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如1924年3月15日出版的上海大学学生办的《孤星》旬报第4期刊发了《追悼列宁专号》，探索中国革命道路。1924年2月2日《中国青年》第16期发表了陈独秀纪念文章《列宁之死》，指出：“列宁生前在革命中的成绩，是我们所知道的；他死后，在新俄建设及世界革命中的损失，也是我们所应该承认的。”⑨列宁逝世之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每年1月21日都发表列宁逝世纪念的特刊、纪念文章，研究列宁革命背景下的中国革命。1925年1月21日，《向导》出《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刊特》，分别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陈独秀的《列宁与中国——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民众》以及《殖民地被压迫人民所应纪念的列宁》、《一九○五年的列宁》、《列宁不死》等纪念文章。系统介绍了列宁的革命思想及其在中国的现实意义。1926年1月21日，《向导》周刊第143期刊发了瞿秋白的纪念文章《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文中指出：“如今列宁逝世的二周年已经到了，中国民众应当纪念他，应当考察中国现时的革命运动之发展和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列宁主义的关系。”⑩1927年1月21日，《向导》周刊第184期的《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分别发表了陈独秀的文章《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以及《列宁论东方民族的解放运动》、《列宁主义是否不适合于中国的所谓“国情”？》、《“列宁死了，但列宁主义活着！”》、《列宁与妇女解放》等纪念文章，借助列宁逝世纪念，指导中国革命运动。1930年1月18日，《红旗》杂志发表了承泽的纪念文章《纪念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文章指出：“一月二十一日，是世界革命领袖列宁逝世六周年纪念日”，“我们现在纪念他，是因为他有领导革命的伟大功劳，尤其是因为他告诉了我们革命的必由之路。我们不仅对于他表示景仰，而且，特别要了解他的主义，实行他的主义”(11)。同样，1931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发表了《纪念列李卢》的社论，指出：“一月二十一日是列宁同志逝世七周年纪念”，“发动并领导广大群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以反抗敌人的进攻”(12)，是纪念活动的主要任务。

借助“列宁符号”的时间建构，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中国共产党借助列宁的纪念，根据革命实践发展的需要，不断总结和提升纪念内容的政治内涵，发挥纪念活动的历史功能，拓展其理论深度，赋予其现实指导意义，从而借助纪念内容建构和发挥出列宁时间符号的时代价值。1924年2月7日，李大钊出席在广州举行的追悼列宁暨纪念“二七”大会并发表演讲，指出：“列宁同志是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他的死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民族，尤其是东方被压迫民族若中国，一件莫大的损失”，列宁同志的精神“尚引导吾人向前革命，以打倒军阀并国际帝国主义”(13)。1925年1月21日，是列宁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指出：“列宁主义就是资本帝国主义专权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消灭帝国主义的唯一武器。”“我们只有站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实行列宁主义，与全世界的工农阶级联合起来去消灭世界帝国主义。”“中国的工人们，农人们和一切被压迫民众！你们要想脱离你们的重重压迫与奴隶地位，只有起来努力了解列宁主义，实行列宁主义，因为只有列宁主义才是我们自己解放自己的唯一武器。”(14)1931年1月22日，《红旗日报》发表社论《纪念我们伟大底领导——列宁》，社论强调坚持列宁主义旗帜，进行革命斗争，反对反列宁主义的错误，如1927年陈独秀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1930年立三路线的错误等。(15)借此列宁纪念之际，总结革命经验。“人们举行仪式，是为了将过去的信念保存下来，将群体的正常面貌保持下来，而不是因为仪式可能会产生物质效果。于是，信仰者自己对仪式的解释，就表明了仪式得以产生的深刻原因。”(16)借助列宁逝世纪念日表达出中国共产党坚持列宁主义指导的决心，发挥出列宁纪念的应有价值。

借助“列宁符号”的时间建构，进行中国革命动员。列宁曾经说过，“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上”(17)。民主革命时期列宁逝世纪念日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符号，1月21日也因此成了动员民众完成列宁未竟革命事业的日子。1927年1月20日，方志敏为纪念列宁逝世三周年，以江西农民协会筹备处名义起草印发了一份宣传材料《为纪念列宁敬告民众》，指出：“列宁逝世已三周年了，但他不朽的精神和伟大的主义，永远活在每个被压迫的人民心中！我们只有接受他的主义在列宁主义指导之下奋斗，才能得到胜利”，“我们今日纪念列宁，不但因丧失了我们的指导者怀着无限的悲哀，并且为继续他未竟的工作更有无穷的兴奋，时时刻刻记住这重大的革命责任，用全力联合一切革命的力量，结成坚固的反帝国主义的联盟！”(18)1931年4月21日，《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规定：“一切纪念节在苏区都应该是广大的宣传鼓动的日子”，“一月二十一日应该是列宁纪念周，大规模征收党员的日子”(19)。1938年1月2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纪念革命中之圣人——列宁》一文指出：“在抗战的今日，来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应该加紧研究，加深了解列宁的民族主义，学习列宁的精神，更紧切的和民众团结，更坚决的肃清汉奸托匪，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紧密的民族团结，贯澈到底。”(20)纪念仪式是一种动员，动员就是号召加强团结，对付共同的敌人，表达同一观点，完成共同的任务。因而，借助列宁纪念符号，不仅达到了革命动员之目的，而且还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显示出了中共思想理论的团结号召能力。

纪念列宁成为“列宁符号”建构与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列宁纪念符号”也因此成为人类在社会发展逐步形成的一种对事件或人物进行记忆的时间符号，它凝聚着特定的文化或政治内涵，成为中共的一个重要标识。“列宁纪念符号”在社会文化建构中具有重要功能，甚至成为中共传输意识形态的重要媒介，使得中共的政治力量渗透到广大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仪式不仅从认知上影响人们对政治现实的定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情感影响力。人们从他们所参与的仪式中可以获得很大的满足。统治者努力设计和利用仪式动员民众的情感以支持其合法性，并激发起群众对其政策的热情。”(21)

由于列宁纪念活动传播了有关列宁的革命象征符号，使广大人民群众在这样的活动中确认了意识形态认同，确认了与其他人共享的观念和信仰，各种思想观念得以整合，意识形态得以重塑，文化得以传承，革命发展有了方向。通过仪式，生存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借助于一组象征形式而融合起来，变为同一个世界，而它们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22)列宁时间符号的文化功能最集中表现就在于保存社会记忆、寻求思想文化的认同、整合意识形态、进行社会教育活动。“列宁符号”在时间的建构与传播中通过心理暗示与精神导引，增强了民众对中共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实现了“列宁符号”所特有的精神统摄力量和文化渗透力，从而实现中共在文化领域中的权力运作。

二、教育与渗透：“列宁符号”的空间建构与传播

“列宁符号”的空间建构与传播是指通过“列宁”名字、话语等符号来对一些活动空间进行革命装点，使之成为教育和引导民众的一个重要革命象征。如教育空间中列宁小学、列宁中学、列宁师范、马列学院、列宁图书馆等，娱乐空间中列宁室，公共空间中列宁路、列宁街、列宁市、列宁公园等。通过这种大众易于接触到直观形式的空间建构与传播很好地填补了宣传工作之不足。“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它是一种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表现。”(23)利用“列宁符号”的空间装点，教育与引导民众，将意识形态一点一滴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去，成为人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一部分。

借助“列宁符号”的教育空间建构，推进中共革命社会化。运用“列宁符号”对教育空间进行符号装点是建构与传播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宣传策略。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这种教育空间的装点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如苏区的小学大部分都改成列宁小学，中学叫列宁中学，师范一律改为列宁师范学校，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亦称列宁岩。就连苏区各个党组织都设立列宁读书班，便于平时党内学习。如1931年5月1日，中央通过的《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案》中提出：“各级党部的工作同志必须以自己的组织为单位组织列宁读书班，讨论党内主要问题，扩大个别的教育工作。”(24)

由于民主革命时期运用“列宁符号”来对各种教育空间进行装点的做法很普遍，因而，这里我们主要通过列宁小学来进行分析，而苏区最普遍的数量最多的就是列宁小学。《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教育工作决议》中提出：“各级政府努力恢复列宁小学，和创办列宁小学，凡满六岁的男女至十六岁儿童实行强迫教育。”(25)1934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根据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在二千九百三十二个乡中，有列宁小学三千○五十二所，学生八万九千七百一十人”，“苏区中许多地方，学龄儿童的多数是进入了列宁小学校，例如兴国学龄儿童总数二万○九百六十九人，进入列宁小学的一万二千八百○六人，失学的八千一百六十三人，入学与失学的比例为百分之六十与四十，而在国民党时代，入学儿童不到百分之十”，“儿童们同时又组织在红色儿童团之内，这种儿童团，同样是儿童们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26)。苏区的列宁小学也有分为列宁高级小学和列宁初级小学的。一般来说，各县成立列宁高级小学，各区各乡成立列宁初级小学。1932年8月1日，湘赣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之四《文化教育问题》中就提出“各县应开办列宁高级小学”，“各区应开办一个至几个列宁初级小学”(27)。“皖西苏区中心街金家寨、麻埠、南溪、叶集家，设有了列宁模范高级小学；各乡村普遍设立列宁小学或以原来农村小学更名为列宁小学。”“列宁小学的学生，多的有七、八十至一百二十人，一般的是三、四十人。边远山区小学只有一、二十人。学校学生几乎全是儿童团员，校名统称为‘×区×乡第×列宁小学’。列宁小学的校旗为红色，中间有镰刀斧头图案，旁边写学校的全称。有些乡村小学还附设夜校，组织成年男女来校识字、读书”(28)。可见，列宁小学在苏区的普及数量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了。

关于列宁小学的类型、教学，以闽浙赣省属模范区葛源的列宁小学为例，“当时的列宁小学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省直属列宁小学，一类是各乡的列宁完备小学，一类是各村的列宁劳动小学”。省直属列宁小学条件较好些，“体育课及课外活动时间，还经常开展主题游戏活动，如‘工农翻身’、‘搭五角星’、‘叠高楼’、‘苏维埃的道路’”等等。教材主要是围绕《共产儿童读本》为主要内容而展开。如《共产儿童读本》第二册中第一课有这样的内容：“呵！好看的红旗！中间有镰刀有锤子还有五角的星。儿童团里有这样的旗子，学校里有这样的旗子，苏维埃也有这样的旗子。红旗呀！红旗呀！你到处都飘扬起来呀！”课文中还配有一面五角星加镰刀锤子红旗的插图。列宁小学的学生除了上课外，还参加一系列社会活动，如站岗放哨。“有时还要到街头去演讲、演唱，宣传党的中心任务”，“许多学生还自制了木头手枪带到学校里玩，他们举着枪唱着：‘噼里啪，噼里啪，我们枪向前杀！要杀尽反动派，建立苏维埃，我们的红旗插遍天下’。”(29)对此，一位十九路军的士兵这样回忆他们占领兴国后的情景：“红军非常会做宣传，他们到处办学校。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村子里他们也办起了小学。到兴国的一路上我们看到许多小茅屋里的学校。尽管他们很穷，却有许多书和标语。他们的目标是把每个孩子教育成一个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他们出版他们自己编写的教科书，在每一页上都有关于共产主义的内容。我们部队里有些认识字的有时会念给我们听，但我们的军官下令要把这些书烧掉。我们总是捣坏并烧掉他们的学校，因为我们的军官说它们是红军的中心。”(30)

在政治社会化中，学校系统显然是最系统化的强有力的影响因素之一(31)。因此，列宁小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所政治学校，是为培养未来革命接班人而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把各类教育空间变成自己的一个个革命空间，在这个政治的场域里，通过各种革命课程的设置和各种校园革命活动的演练，来进行政治教育。同样，“学校也能在形成政治文化图式的其他部分中起重要的作用。学校可以加强或增添人们对政治体系的好感，它们也能提供共同的信条，用以使人们对共同体和政权作出富有感情的响应”，如列宁小学、列宁中学、列宁师范等学校，向人们传达中共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传递马克思主义信仰，这些意识形态、价值观和信仰“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对合法性的看法”。当然，“学校常常被统治集团用来向学生灌输他们所要的政治态度。但是这些努力是否成功，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至少也得在很大程度上依环境而定”(32)。因而，中共通过“列宁符号”建构具有革命意识形态象征的学校对公民进行革命熏陶和教育，推进广大民众的政治社会化进程。

借助“列宁符号”的娱乐空间建构，进行中共革命教育。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各种娱乐空间主要就是在各个单位里设立的列宁俱乐部。苏区的俱乐部场所一般都以列宁名字进行命名的，大部分叫列宁室，也有部分叫列宁堂。苏区俱乐部一般领导一个或多个列宁室，列宁室是一个集政治教育、文化教育、文体娱乐活动为一体的具体基层单位。苏区的各个机关、军队、学校、村镇、团体、企业等都有自己的列宁室。

以军队列宁室为例，“红军中以师为单位设俱乐部，以连为单位设列宁室。俱乐部是各小单位的文化娱乐教育领导机构。它经常的计划进行娱乐工作和指导推动各列宁室的工作”，“为着发展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加强红军中对于列宁主义的学习与实行列宁主义，来克服一切政治上生活上不正确的倾向，养成和巩固红军坚决的革命的精神，使每个红军战士不仅成为中国革命的坚决战士，而且要养成每个红军战士成为世界列宁主义者，这都需要文化教育工作来补助政治教育去完成”，“用娱乐的方式深入政治教育”(33)。列宁室是红军各连队进行政治教育、文化教育、体育、娱乐的基层组织。它在连党代表和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组织全连学习政治、军事、文化，也担负着宣传群众的工作。一般每个列宁室都张贴马克思、列宁的图像。“每一个连和每一个团都有列宁室，这里是一切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它们全都悬挂了马克思和列宁像，那是由连团中有才能的人画的。象中国的一些基督像一样，这些马克思和列宁像一般都带有鲜明的东方人的外貌，眼睛细得像条线，前额高大，象孔子的形象，或者全然没有前额。”(34)据廖汉生回忆，抗战前期，“我们在全师每一个连队都建立了‘列宁室’(现在叫‘军人俱乐部’)。‘列宁室’是连队学习和娱乐的场所，里面张贴着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肖像画。开始大家不认识那上面画的是谁，我也是头一回见到，后来经别人介绍才知道，‘大胡子叫马克思，光头叫列宁’。这样好认好记，战士们人人都能认得了。各连队在‘列宁室’里出墙报，画漫画，教唱‘誓死不当亡国奴’、‘武装上前线’等抗日歌曲。抗日气氛十分浓厚。”(35)此外，“列宁室历史阁属于革命烈士纪念馆的雏形”，“在历史阁陈列革命烈士遗物及其光荣的事迹，宣传革命烈士的高风亮节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36)。

苏区村镇的俱乐部，其具体活动都在列宁室举行。如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苏区设有一系列俱乐部，主要为了召开群众大会和开展群众文化娱乐的重要场所。“在苏区，几乎每个村镇都设有俱乐部。它备有报刊、图画和娱乐器材。俱乐部经常请人演讲，向群众介绍国内外形势，报告红军在前方胜利的消息，动员扩军和拥军，宣传反对封建、破除迷信等。每次召开群众大会，会后都要组织唱歌、跳舞、演文明戏。俱乐部还经常组织人教唱革命歌曲。在苏区流行的革命歌曲，如有《庆祝苏维埃歌》、《土地革命歌》、《消灭‘会剿’歌》、《欢迎红军歌》、《穷人歌》、《父母歌》、《劝夫参军歌》、《放足歌》、《妇女歌》等等。”“每首歌曲既有诗的语言，又富有革命内容。”(37)也有的村镇的俱乐部形式不叫列宁室，如福建上杭才溪乡的叫“列宁堂”。

学校、工厂、医院等社会单位的列宁室。1932年8月1日，湘赣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之四《文化教育问题》中就提到，在社会教育方面，还要求“各机关团体军队学校工厂合作社医院等都要组织列宁室”(38)。据何长工回忆，在红军大学，“学校各队都有列宁室”(39)。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同时，也便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列宁室都改回俱乐部或改为救亡室。1937年，《中央关于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的组织的决定》中就提出：“列宁室名目应改为连俱乐部，其性质不变。”(40)室内布置与活动内容大同小异。

由此可见，列宁室在土地革命时期是十分普及的人们娱乐活动的场所，中国共产党运用“列宁符号”建构和装点了这个娱乐空间，使之意识形态化，使得马列主义理论在这个政治的娱乐空间里得到有效传播。

借助“列宁符号”的公共空间建构，传播中共革命理念。“列宁符号”的公共空间建构主要指用列宁名字命名的市政空间及一些公共活动空间场所，主要表现有列宁市、列宁台、列宁公园、列宁主义街、列宁青年场、列宁路、列宁图书馆。中共通过对民众的公共活动空间加以列宁符号化，以此来传播中共革命理念。

市政空间传播主要通过行政区划、街道、公园、道路、公共设施等公共空间的符号建构，并以此来传播符号所指的政治意义。1927年2月17日，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七里坪召开，成立了七里区苏维埃政府，后经过中共鄂豫边特委和革命委员会讨论通过，决定将七里坪命名为“列宁市”。同时，将东、南、西、北四门分别命名带有革命色彩和纪念意义的“二七门”、“八一门”、“十月门”、“五一门”。将河街、中街、南街分别命名为“彭湃街”、“杨殷街”、“正红街”。整个列宁市充满了各种政治意义的革命符号，其意图无非借助这些革命符号传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念。七里坪成为中国首个以列宁名字命名的乡镇。“列宁市”是黄麻起义策源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诞生地，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除了列宁市这一行政区划空间符号外，还建立了“列宁主义街”，简称“列宁街”。1933年底，红三十军政治部进驻石桥镇，进行雕刻宣传标语、街头表演等政治符号的传播活动。四川达州石桥镇的“列宁街”，在一个牌坊横额上雕刻着“列宁主义街”。“列宁”字很大，“主义街”略小，竖写在“列宁”左边。在街道里到处都是“打倒帝国主义、武装拥护苏联”、“打倒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工农专政”、“拥护红军、扩大红军”、“活捉杨森、活捉刘湘”等宣传标语，使得革命符号在列宁街道空间上无处不在。

除此之外，一些老百姓最常去的地方的公共活动场所也成了建构和传播列宁符号的重要载体。如1932年8月1日，湘赣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之四《文化教育问题》中就提到：“省县均须开办列宁图书馆，收集与采买各种革命书籍及学校各种用具，以供群众阅览及购买”(41)。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葛源”还建立一所现代意义的公园——列宁公园。此后，各根据地根据实际情况也建立起了列宁公园。如1932年12月25日，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县城后，将诺江镇的“诺江公园”改为“列宁公园”。1932年8月，中共闽北分区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组织红军战士在崇安县城建立一座公园，即“列宁公园”，成为当时苏区当地老百姓和红军集会、军事训练及文化活动等的一个场所。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召开各种群众大会和集体学习等而在苏区建立了许多列宁台。1930年4月，福建才溪人民为纪念列宁诞辰60周年，建立了列宁台。列宁台是当地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各项活动的重要场所，才溪区、乡苏维埃政府经常在这里召集群众大会欢送广大工农子弟兵上前线。此外，1930年《中共赣西南特委宣传工作报告》中还提出“建设列宁青年场”(42)，来对青年进行社会教育。中国共产党通过公共活动场所的列宁符号建构与传播，将特定的意识形态不自觉地输入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并将其自然化。人们通过日常随意的阅读，就会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意识形态内化成一种自然状态。因而，这种革命空间的符号装点，无形地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念。

总之，公共空间经过“列宁符号”的装点，变成了一个革命空间，无形中传播了马列主义思想，使得中共意识形态空间化，通过公共空间的“列宁符号”建构与传播，一定意义上维护了中共革命理论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三、崇拜与信仰：“列宁符号”的生活建构与传播

生活符号主要是存在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普遍的东西，如服饰、货币、证章、歌曲、报刊、图像、年画等等。“列宁符号”的生活建构与传播是指用列宁的名字或肖像等来对人们生活用品进行命名和装点，运用“列宁符号”的象征意义，使之成为人们革命认同和信仰的重要标识。如列宁装、列宁肖像的货币、列宁肖像和语录的证书、列宁歌曲、《列宁报》、《列宁青年》、列宁像章等等。“广泛运用于红军印制的各类钱币、票证、报刊、证书、民间印染、刺绣等，如在钱币、布币、银币、铜币、税票、邮票、土地证、优待证、绣花枕被、鞋帽、手帕、围裙、腰带上面印有马列头像”(43)，“一面旗帜，一枚徽章，一套制服”，“都可以成为宣传手段”(44)。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列宁符号”象征来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进行装点，借助人们对列宁的崇拜和马列主义的信仰，使得“列宁符号”普遍存在于货币、服饰、像章、墙画、证书、图书、报刊、歌曲等生活符号之中。因而，这种通过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行“列宁符号”的日常化传播，在不知不觉中给人们施加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种十分独特且成功的传播方式。

借助“列宁符号”的货币装点，传播中共革命象征。货币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特殊商品”，由于其频繁传播使得货币也成为一个重要传播载体。因而，票面上的符号装点也成了一个重要的宣传阵地。苏维埃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边区和解放区都先后发行了许多自己的货币，有纸币、银币、铜币、布票、金圆券等形式。许多货币在名称、纪年、图案及文字上都印有许多十分明显的反映中共特征的政治符号，如党旗党徽、马克思、列宁图像，革命纲领、标语口号等。货币上的列宁肖像则成了那时苏区货币的重要标识。

革命根据地的货币的形制突出了强烈的革命色彩。“一些根据地不仅能仿制白区通行的银元，而且铸造出了带有镰刀、锤子、五角星以及革命伟人头像的银币。在纸(布)币方面，票面设计增加了反映工农生活的图景和革命漫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伟人头像更加逼真。”(45)“少数银币上有革命导师马克思或列宁的头像，如湘鄂西、闽浙赣根据地的银币，表明马列主义真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46)红军创建鄂西北革命根据地后，为了统一币制，加强苏区金融管理，在房县开办了鄂北农民银行，发行了银元和纸币。“银元共分两种：一种是马克思图像，一种是列宁图像，两种银元正面有镰刀、斧头、五星图案和壹元字样”(47)。

其实，在一开始设计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时，“曾想在钞票上设计毛泽东头像，但毛泽东没同意，后改用列宁头像”(48)。因而，国家银行在后来发行的许多纸币、银币、铜币以及布币上面都有列宁头像。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贰角纸币、一元纸币、一元布币、一元银币等上面都印有列宁的肖像。其他省级苏区银行也纷纷仿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印制发行的一串纸币、三串彩色纸币、一元纸币等上面都印有列宁头像。如川东北苏区经济建设方面的工农银行，其货币“不管银元、铜元(二百文)、纸币(一元、一串)、布币(三串、五串)上面都印有‘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十二个大字，背面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十一个字。正中画有马克思列宁的像，有斧头镰刀标志和象征着工农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生活形态”(49)。一位西方传教士回忆说：“我们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可以到外面走动买吃的东西。是的，我们用苏维埃钞票，——这儿一张纸票子就是江西农民银行发行的一元钞票。你瞧，一面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像。列宁的像活像一个中国人。”(50)

货币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每天都会进行传播，其上面的“列宁符号”也随之传播。因此，通过货币进行“列宁符号”象征的传播是一种十分有效的传播方式，使得中共理论符号在无形中进入大众生活之中。

借助“列宁符号”的报刊装点，促进中共革命认同。民主革命时期苏区许多共青团组织的机关报都直接以“列宁青年”来命名的，如1931年1月创刊的共青团赣东北特委、1931年3月1日创刊的共青团闽粤赣特委、1931年春创刊的共青团永定县委、1931年9月创刊的共青团福建省汀连县委和共青团闽粤赣团省委、1932年3月创刊的共青团湘赣省委、1932年4月创刊的共青团湘鄂赣省委、1932年创刊的共青团上饶县委以及1934年7月10日创刊的共青团中央等的机关报都直接命名为“列宁青年”。也有一些共青团组织的机关报虽不直接以“列宁青年”命名，但都带有“列宁青年”字样，如共青团赣东北省委和闽浙赣苏区闽北苏区共青团分区委的机关报《列宁青年报》；1931年3月创刊的共青团闽西特委机关报《闽西列宁青年》；1932年创刊的共青团湘鄂赣临时省委刊物《湘鄂赣列宁青年》；1934年1月创刊的共青团湘鄂赣省委刊物《列宁青年通讯》等。这似乎成为了共青团组织主办刊物的一个重要标识。

此外，苏区党组织也创办了以列宁名字命名的报刊。如1931年5月，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创办了《列宁报》，它是三日刊，为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机关报；1931年夏又创办了《列宁二日报》。同时，鄂豫边特委也出版了《列宁周报》，为其机关报。在鄂豫皖苏区读《列宁报》成为苏区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正如一首革命歌曲《人人都快乐》中所唱，“分田又分地，自种又自吃，读读文化课，看看列宁报，唱唱革命歌，人人真快乐”(51)。通过报刊的列宁符号装点和传播，让广大民众在阅读时无形接受了“列宁符号”的渗透和引导。

借助“列宁符号”的生活场景装点，传播中共革命信仰。列宁图像符号主要指反映列宁形象的列宁头像、漫画木刻、壁画、墙画、年画等。视觉图像有一种固有的表达力，这种表达力是透过人们的阅读而呈现出来的，透过它可以使意义符号化。(52)列宁图像符号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场景布置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装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各类重要会议、仪式一般都悬挂列宁头像，同样也是其执政区域民众生活场景的一个重要装点。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1944年访问延安时就目睹了当时延安的场景：“偶然，我看到马克思与列宁的肖像：但这些象一个革命的过去时期的古物一样。”(53)

列宁肖像符号是通过符号本身的特征来指示的，因而，它可以不管列宁本人在不在现场而起到象征的作用。对于肖像来说，无论它所代表的东西是否出现或存在，这都不影响它的意义。(54)革命领袖的图像在中央苏区传播十分普遍，特别是列宁图像，如苏区的一些政治仪式会场、红军营房、甚至普通老百姓家里等都有列宁图像的传播。海伦·福斯特是这样描述红军的营房的：“收拾得非常整洁，而且贴满了用汉语拼音写成的标语口号，还挂着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孙中山和毛泽东的照片。”(55)实际上，在红色区域的大大小小的公私场所，大都悬挂着或者说供奉着马克思和列宁的像，这些都是乡村画匠或者是会一点涂鸦的农民的手笔。(56)带有传统意识形态色彩的“天地君亲师”崇拜延续了几千年，现在被一些革命的符号所替代，这种替代虽然是农民自愿的，但也必须伴随着某种军事化的社会机构形成的压力才能够实现。(57)农民崇拜马克思和列宁，是因为他们好，因为信仰这两位大人物的共产党给他们带来了土地，所以，对于这些共产党人所鼓吹和宣传的一切，他们都乐意按自身经验的朴素理解去尽量解释，一切在农民的世界里都简单地化为贫富对立和阶级对抗的二元结构，革命在此则被化为对豪绅地主的仇视和对抗，共产党则被化为穷人的党。(58)可见，列宁图像不仅进行了革命合法性教育，而且还能得到人们的认同。“图像的视觉结构有一种特殊的效力，它们能够传播意义、陈述力量、规定位置”(59)。

列宁肖像不仅成为人们识别中共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成为中共传播其革命主张和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动员的一个载体。列宁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造的来源之一，列宁符号在中国的传播和认同就是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所以中国共产党千方百计地进行列宁肖像的传播，如苏区的各类学校发放的毕业证书、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封面、列宁肖像的木刻作品、普通民众家里的年画、流通的邮票、纪念章等都是列宁图像符号建构与传播的重要载体。在民众的生活场景中让人民大众去认识和感受革命领袖的风采以及对马列主义的信仰。

此外，列宁装因来自苏联而在苏区、边区十分流行，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何长工在回忆红军学校的军事体育运动会时：“学员们身着深灰色的列宁装，迈着威武整齐的步伐，气宇轩昂地参加运动会。”(60)川陕苏区工农剧团战士每次演出都是穿戴整齐，“女战士一律穿兰、黑两色的尖领子列宁服，腰系宽皮带，头戴八角帽，打绑腿，穿草鞋，行军时腰挂手榴弹，背着马刀和竹斗笠，神采奕奕，英姿飒爽”(61)。民主革命时期无论是苏区还是边区解放区，其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因而列宁装并没得到普及，然则正是因为少而流行，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和关注。同时，由于列宁装来自苏联，代表着对马列主义信仰的认同，是一种无声的宣言。

四、经验与启示：“列宁符号”建构与传播的思考

民主革命时期“列宁符号”通过时间建构、空间建构以及生活建构等方式得到了广泛传播。尽管当时的传播技术水平有限，但中共克服了没有先进传播工具的局限，充分运用墙报、壁画、传单、读报组、钻字队、贴发队、木工组、粉笔队、报刊、图书、建筑物、歌曲、戏剧、快板、游戏、纪念日、演讲、徽章、证书、服饰、货币、道路、街道、公园、广场、行政区划等传播工具和传播载体，使得“列宁符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取得了显著的传播效果。

当然，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建构与传播“列宁符号”的同时，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也出现了许多负面影响。符号的生产包含了如此巨大的利益以及深刻的政治意图，那么符号的控制与垄断就会成为不可遏止的冲动。(62)“列宁符号”有其使用的饱和点，过分使用反而限制了其能力，甚至导致了“列宁符号”的泛滥。因此，对“列宁符号”操纵和使用的不当，也带来了许多消极后果，最典型的就是往复不断的政治宣传导致“列宁符号”的简单模仿与泛滥造成了教条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因此，在符号操控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过分地夸大对政治符号的宣传，避免对这个符号的神化和模仿，从而保证健康有序地进行政治符号的传播和使用。

“符号为统治提供合法化游说，符号系统鼓励被统治者相信既定的社会体系。换句话说，为统治提供意识形态的水泥、黏合剂”(63)。作为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政治符号形式的“列宁符号”在民主革命时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今后中共政治符号建构与传播提供了诸多启迪。因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符号的建构与传播过程中必须把握其传播方式方法，既要正确使用，又要发挥作用；既要合理，又要符合社会道义；既要看到其传播的“魔力”，又要学会抵制其传播的消极一面，真正发挥出中共政治符号的引导力量。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16页。

②[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页。

③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④瞿秋白：《历史的工具——列宁》，《民国日报》(追悼列宁大会特刊)1924年3月9日。

⑤《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⑥《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93页。

⑦《闽粤赣边区革命历史档案汇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⑧《纪念世界革命导师——列宁》，《新中华报》1940年1月24日，第99号，第1版。

⑨独秀：《列宁之死》，《中国青年》1924年2月2日，第16期。

⑩秋白：《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向导》1926年1月21日，第184期。

(11)《纪念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红旗》1930年1月18日，第70期，第2版。

(12)《纪念列李卢》，《红旗日报》1931年1月15日，第132号，第1版。

(13)《纪念“二七”并追悼列宁号》，《新学生》1924年2月16日，第14期。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97页。

(15)《纪念我们伟大底领导——列宁》，《红旗日报》1931年1月22日，第139号，第1版。

(16)[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491页。

(17)《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页。

(18)《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218页。

(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页。

(20)《纪念革命中之圣人——列宁》，《新华日报》1938年1月21日，第2版。

(21)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第343页。

(22)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第2页。

(23)[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2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233页。

(25)《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5页。

(26)《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79年印行，第531～532页。

(27)《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2页。

(28)《皖西风云录：皖西苏区革命文化史料选编》，安徽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编室内部发行，1994年，第204页。

(29)方志敏、邵式平等：《回忆闽浙皖赣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9～400页。

(30)[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文集：中国人在反击，中国人的命运》第4卷，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528页。

(31)[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32)[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第108～109页。

(33)《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8页。

(34)[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55页。

(35)《廖汉生回忆录》，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36)《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4页。

(37)《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4页。

(38)《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545页。

(39)《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07页。

(4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0页。

(41)《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545页。

(42)《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127页。

(43)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长征中的文化工作》，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44)《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427页。

(45)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46)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第105页。

(47)《郧阳党史资料丛书》第1辑，中共郧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出版，1985年郧西县印刷厂印，第147页。

(48)魏协武：《黄亚光文稿和日记摘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5页。

(49)《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5页。

(50)[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文集：中国红军在前进，大地的女儿》第2卷，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

(51)《皖西风云录：皖西苏区革命文化史料选编》，第196页。

(52)韩丛耀：《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

(53)[美]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96～197页。

(54)[美]科尼利斯·瓦尔：《皮尔士》，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05页。

(55)[美]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华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61页。

(56)《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6页。

(57)李向平：《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02页。

(58)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59)韩丛耀：《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第29页。

(60)《何长工回忆录》，第298页。

(61)《川陕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选编》，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4页。

(62)南帆：《后革命的转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页。

(63)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