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个人来说，只有明智的公民才会有理性清明的梦想。如果大多数国民没有受到过相当程度的政治启蒙，不能成为明智的公民，他们的梦想很可能是被误导、蒙骗或愚弄的幻想。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需要探究的不是哪一种梦更能激发人们的热情和冲动，而是哪一种梦更适合人民的现实需要，更能使社会生活优秀和高尚起来。美好和美妙的好梦并不难做，难的是实现梦想，而不是用梦想来逃避和美饰现实。

一个国家的梦想是它具有前瞻性的自我期待，这是一种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好生活”和“好社会”想象。梦想所期待实现的不仅是未来，而且是好的未来。在一个国家里，具有这种想象的意愿、能力和行动的人，自然而然成为其他人的教育者和领导者。然而，问题是，谁是这种政治想象的主体呢?由谁来担任想象者呢?想象的目标是否具有实现的条件呢?怎么才能确保想象者不是在自欺欺人或者存心让别人上当受骗?

古典共和的理念是，应该由最有德性，最优秀的人来担任城邦的领导者，为人们想象和规范好的生活。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精英”领导。精英是由精英认可和挑选出来的，因此，古典共和只能是贵族寡头的政体。古典共和并不需要为少数人的寡头统治而感到忧虑，因为领导者都是以共同体利益为首要考量的优秀人士，至少按照当时的理念应该如此。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描绘的，他们只拥有很少私人财产，他们在选拔下属或后继者时，也是平等地对具有相似才能者一视同仁，毫无私心地在公正的考试和竞争中选出最佳人选，一步一步地将他们培养成政治栋梁。但是，这样的政治理想从来没有真的能实现。因此，现代民主共和摒弃了这种理念，而是认为，如果真想要实现不坏的未来，那就不能撞大运似的盼望侥幸降临什么圣贤，而是必须依靠切实可行的政治制度。

国家面临重大转折或危机之时，往往是梦想特别活跃之日。然而，社会的不同部分或不同利益集团总是会有不同的梦想。梦想不仅仅涉及理念，而且关乎实际利益，而理念与利益的内来关联则往往被现有的制度假象所掩盖。因此，如果大多数国民没有受到过相当程度的政治启蒙，不能成为“明智的公民”，他们的梦想很可能是被误导、蒙骗或愚弄的幻想。大跃进时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文革”时的“全国山河一片红”，不久前的“五个重庆”“新目标”都是现实的例子。

实现国家梦想要依靠人民的启蒙还是制度建设，这一直就是多有争议的问题。辛亥革命前中国社会酝酿着变革的风潮，各种梦想应运而生，梦想之间的争论也就成为政治分歧的焦点。改良派认为中国国民有严重的奴隶性，不能实行共和，只能走立宪的道路，甚至连立宪的资格都没有，只能行开明专制。他们认为教育是改变国人奴隶性的根本途径，只有经过较长的启蒙教育，国人才懂得怎样当国家的主人。

革命派不否定教育和启蒙对改造国民性的作用，但认为通过革命则可以对国人奴隶性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陈天华在《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中写道：“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国人觉悟程度的低下完全是独夫民贼长期压迫和愚弄的结果，不去其蔽就不能复其明，不拔其塞就不能还其聪。革命派为了论证革命的合理性和共和的可行性，在论战中也变换其态度，认为国民性并不那么低劣。陈天华说：“吾民之聪与明，天所赋与也，于各民族中不见其多逊;且当鸿昧初起，文明未开之际，吾民族已能崭露头角，能之伟大，不亦可想?”

虽然革命派主张“吾民天生聪明”，但还是把改造政体当作实现他们政治梦想的基本目标，因为好的政体才是“吾民聪明”真正可靠的保障。是政体造就国民，还是国民造就政体，看似鸡生蛋，蛋生鸡，其实不然，政体主导论认为，不能等有了共和国民才进行政改，这就像一个课堂，不能等全体学生安静下来才上课。上课打铃就起着“静下来”的作用，政体的国民教育作用一定发生在政体建立了之后。然而，国民素质越接近一个政体的要求，争取它的实现，也就相对越容易。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赞扬的就是他在美国看到的这种国民素质与民主共和政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关系。相反，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特别强调的则是大革命没能改变法国人依赖中央集权的臣民心态和缺乏人的自由意识。托克维尔着眼的是一种更为广义的制度：不只是政府的权力分配和官僚体制，而且是让公民能在社会中起作用的“中间团体”(intermediary bodies)。他敏锐地指出，造就暴政(tyranny)的不仅是专制独裁的统治者，而且是丢弃了自由、不能摆脱奴性的国民。他们自顾自地委曲求全、迁就现实，既无意愿也无能力相互合作形成能与国家权力抗衡的“中间团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能形成有效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对国民的民主教育和启蒙是国家政府体制所无法替代的，中国的未来需要这样的公民社会。营造能对广大民众进行民主教育和启蒙的公民社会，这本身就应该成为我们对未来的一个梦想和期待。

在托克维尔写下《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的时候，大革命已经发生了六七十年，但他所看到的法国人与旧制度下的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在旧制度下，像今天一样，法国没有一个城市、乡镇、村庄、小村、济贫院、工场、修道院、学院能在各自的事务中拥有独立意志，能够照自己意愿处置自己的财产。当时，就像今天一样，政府把全体法国人置于管理监督之下;如果说‘蛮横‘这个字眼当时尚未造出，至少它在事实上已经存在了”。搬开大革命留下的残渣碎片，就依然会发现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它将从前分散在职业群体、家庭、个人、教会等等中的一切零散权力和影响，“全部吸引过来，吞没在它的统一体中”，它的专制甚至比旧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实现18世纪启蒙主义的民主共和梦想而言，法国落在了美国的后头，这似乎是一个历史的差错，因为美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受到了法国启蒙主义者的思想影响。托克维尔对此写道，“人们常将我们的革命归因于美国革命：的确，美国革命对法国革命有很多影响，但是，美国对法国革命的影响，其实并不及当时法国思想对法国革命的影响。当美国革命在欧洲其他国家还只是一个新鲜奇特的事件时，对法国人来说它并不陌生，只不过更有血有肉，更震撼人心罢了。在欧洲，美国革命令人震惊;在法国，它使人信服。”仅仅只有作为愿望和期待的民主梦想是不够的，重要的还是民主政治的实践，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民主的想象“赋予我们头脑中的梦想以现实的内容”，但实现这一梦想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梦想之外的现实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