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改革20人论坛——收入分配及相关领域的改革”座谈会于12月23日在北京金融街举办。会议由“中国改革20人论坛”组委会主办。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常修泽在座谈会上指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将会遇到一些障碍，其中，固化的利益格局的障碍可能是最大的障碍。改革能否突破的关键所在，是能否摆脱利益格局中某些‘障碍力量’的束缚。近年来产生了新的固化利益格局。其中的一小部分人，期望从这种“未完成的改革”状态中获得好处。这种情况对政策的制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要尽可能减少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破坏，必要时应采取“壮士断腕”的举措。以下为讲话全文。
常修泽：我提出五个问题与大家讨论。
第一个问题，怎样寻求改革的实质性？
现在应该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中共十八大之后四十多天，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到广东强调改革开放之后，改革舆论开始升温，受此激发，社会各界对改革的期待值明显提升。问题是如何因势利导，推动改革向实质方面突破，而不是仅仅停留于一种口号。现在决策层讲改革的三“性”，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宏观上说是很需要的，但依我之见，还可以补充一性：改革的“实质性”，这是我一开始就想强调的问题。
现在大家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改革，也要靠实干才能兴邦。鉴于前些年，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边际演进”的渐进式改革之路，到今天，容易改的差不多已经改完，余下的都是“硬骨头”。在改革的“战车”跨越边缘性障碍之后，现在需要推进到核心部位的“堡垒”面前。“攻坚克难”呐，这场攻坚战将会打得十分艰苦。改到深处，就需要“自己砍自己的手”，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建议务必要增强改革的实质性，寻求有实质性的突破，这是当前老百姓和我们这个时代最期待的东西。要选好突破口，一个一个地突破，而不停留在一般口号。这里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托克维尔不是有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吗？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和革命正在赛跑，要讲“实质性”，太“虚”了就会很麻烦。
第二个问题，如何防止和克服权贵主义和民粹主义两种倾向？
权贵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两种倾向在中国都有，有些领域可能表现得比较突出。问题是，我们主要提防什么，对此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
近年，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一些事件，包括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伦敦的骚乱”以及阿拉伯世界一系列变化。以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例，为什么会爆发？“占领运动”的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为什么喊出了“99%：1%”的口号？原因十分复杂，但剖开这一系列事件的表象，可以看到：尽管各地民众诉求的侧重点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民众呼唤“社会公平正义”诉求的本质是共同的。讲公平正义，对着谁？我看是权贵主义，包括资本权贵和政治权贵。这是当今世界潮流。
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觉得，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恐怕还是权贵主义。
当然，民粹主义也值得注意。应当承认，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中国改革的真正主体。尤其是新阶段的改革，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更是13亿人自己的事业。因此一定要尊重、发挥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和首创精神，并针对现在存在的问题，切实保障人民权益，包括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权利以及生态环境权利。但是，讲这些，与民粹主义是两码事。
前两年，我到南美去考察，发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规律性现象：上面是权贵，底下是民粹，上面越权贵，刺激底下越民粹；底下越民粹以后，上面的权贵也更厉害，甚至专权。这两个东西是恶性互动的。中国怎么样排除两种倾向的干扰？应该清醒认识，前者主要是反的问题，后者，也要防止一些国家出现的“民粹陷阱”问题。
第三个问题，怎么样按照“包容性”的思维推进改革？
今年，我在上海发表了《包容性体制创新论》，引起媒体关注，台湾报纸和香港有关通讯社作了报道。那篇文章讲了三个“大屋顶”。就改革而说，有个“海纳百川”的问题。现在，中国社会已经分化，虽然尚未完全定型，但三个阶层的雏形已经出现。这就是高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当然，对高收入需要调节，对低收入需要救助，对中产需要扩大。这都是需要做的。我不重复。
我这里提出来供大家思考的是，在目前的体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协调上述三个群体的利益？在我看来，三部分都是你的人，穷人是你的，中产阶层是你的，富人也不能说不是你执政党服务的公民吧？因此，怎么兼顾这三方面的群体利益？现在情况非常复杂，这三个方面都得罩住才行。
我曾提出一个“社会共生论”的观点。如何“共生”？我有三句话：第一，穷人不能再穷；第二，富人不能出走；第三，中产不能受挤压。要把这三个方面都能照应到，就需要有包容性。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收入分配不公的深层产权问题怎么解决？
从实践分析，中国收入分配的要害之一在于产权问题。有三个重点：
一是农村的土地产权。为什么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关键在于农民土地产权体系中某些权利的缺失。虽然法律规定农民有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权利，如支配权、处置权等是虚置的。从中国的土地征地就可以看出来，“征地”矛盾中表现出来的问题是产权未能到位。
二是资源产权严重的缺失。首先是探矿权和采矿权转让的价格较低；此外，采矿企业应当承担的成本，比如说人工的成本，矿山安全成本、挖矿的生态修复成本没有到位。这是中国的“煤老板”、“矿老板”暴富的原因。
三是垄断行业经营权制度问题。根据我对垄断性行业投资结构的分析，产权结构多元化和平等竞争问题并没有实现。
怎么办？首先要解决农民的土地产权问题，要确保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支配和收益的权利。二是要解决资源产权制度问题。有四个支柱，产权界定要清楚，产权配置要合理，产权交易价格要科学，产权保护要落到实处。三是垄断性行业改革问题。这是中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最“短板”的地方，虽然搞了多年，但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应该为民资提供进入垄断行业的机会，同时我们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也需要改革，这涉及到分红权和收益权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怎样突破固化的既得利益格局？
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将会遇到一些障碍，其中，固化的利益格局的障碍可能是最大的障碍。改革能否突破的关键所在，是能否摆脱利益格局中某些‘障碍力量’的束缚。近年来产生了新的固化利益格局。其中的一小部分人，期望从这种“未完成的改革”状态中获得好处。这种情况对政策的制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要尽可能减少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破坏，必要时应采取“壮士断腕”的举措。
现在，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某些政府部门实际上或多或少已经被利益集团所“绑架”，我认为这不是个别的现象，某些部门在相当大程度上代表了它这个部门所属的利益。更值得深思的是，部门利益为什么打不破？恐怕有更高层的问题。例如，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些部门不赞成就缩回来了。谁之过？应该有一种对付的机制，我们现在还缺乏，看不到一种强有力的机制来摆脱利益格局的掣肘，来打破利益格局的羁绊。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的话，改革还可能处于胶着状态。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八年难产，中国改革史将怎样写？写出来会不会有些尴尬？大家不妨想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