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的推荐，专家学者的介绍和评论，使得《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成为当下的时令读物。这本书中被人引用最多的一句话是：“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第215页）”。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朱学勤在讲解该书时，将其归纳为“托克维尔说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并举了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1989年六四事件，用以证明托克维尔的观点的正确。这些话有二重意义。第一，当下是一个危险的时刻。第二，如何消除这种危险。

对于第一重意义，朝野形成了共识。托克维尔说的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状况，与当前中国的状况十分相似。都是在经济繁荣的时期，也都是在改革和逐渐放松社会控制的时期，也都是在社会矛盾尖锐、不满情绪积蓄已久、压力越来越大的时期。正是这种相似性，领导人推荐了这本书，希望能引以为鉴。用朱学勤的话来说，就是“1789年到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怎么会引起万里之外中国两百年之后我们中国人的比较普遍的关注？那说明有一些东西与现实有隐秘的联系。我们不仅仅因为对知识的渴慕，更是因为共同的忧虑迫使我们打开这本书。”

对于第二重意义，如何防止发生大革命（大动乱），就出现了根本的分歧，尽管分歧的双方都不愿意大革命——经过文革后，略有良知的人都会反对那种摧毁“一切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而造成社会空前灾难的“大革命”。

一种认识是，改革是革除社会弊病，推动社会进步，创造更加美好未来的必须。但改革涉及社会不同人群的利益调整，社会相对地位的变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必然会有阻力，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路线图，要有步骤、要上下结合、有控制地进行。不可搞民粹主义，不可搞暴民政治。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另一种认识是，既然危险出在控制由紧放松时，那就不要放松，把社会控制的螺丝拧得紧些再紧些。这就是当下“稳定压倒一切”暴力维稳的思路。于是，严格新闻审查、收紧言论尺度，删贴，封号，截访，劳教，喝茶，等等。

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尽管可以奏效于一时，但难以奏效于长久。问题的根源不解决，产生矛盾和不满的原因没消除。暂时压下了，压力和不满在蓄积。压力锅内的压力不可能无限增加。一旦超过限度爆炸后，将造成巨大的社会的动荡和灾难。更要紧的是，把改革的机会、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平稳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历史机遇给丧失了。把改革的良机让给了革命。

对于朱学勤说的，“真压紧了，其实根本无从反抗。”“而中国什么时候发生动荡了呢？恰恰是最开明的时候，手松开的时候。”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这种说法仿佛是告诉执政者你对社会的控制只能紧上加紧，一旦松开，你就会失去江山。——我理解这不是朱此话的本意，但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误解。因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就拿文革来说。自1970年“一打三反”以后当权者对社会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被控制得极其严厉，人人自危，害怕说错一句话，做错一点事，迎来杀生之祸，社会压得已经紧无可紧了，都快成压缩饼干了。就是这样的高压下，仍然爆发了四五运动。毛逝世以后，若没有10月6日的宫廷政变，则早晚会爆发内战。矛盾在，压力在，工人不满，知识分子不满，老干部不满，军队不满。迟早会爆发，不在这个地点，不在这个时候爆发，就会在别的地点，别的时候爆发。四五运动已经将民心、民力告诉了政治家，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就会四海相应。否则，手握军权的陈锡联、掌控北京卫戍区的吴忠，怎会不犹豫地听命于当时只有影响力而不实际掌握兵权的叶剑英呢？华国锋和汪东兴为什么敢于发起这场“宫廷政变”呢？正是四五运动给了他们信心，告诉他们打倒四人帮一定会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的。而四五运动恰恰发生在社会控制前所未有的最紧最严厉的时候。

注：我对《共识网》上发表的《朱学勤教授谈“旧制度和大革命”》一文，非常钦佩，从中获益良多。但对其中的一个观点——也是托克维尔的观点，革命不是控制最紧的时候而是在开始放松的时候发生——我不认同。这是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思考的结论，但不是通例，不是普遍规律。特写此文，与朱教授等商榷。

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