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让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在极短的时间内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弘、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1月18日，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的著作《邓小平时代》由三联书店引进，在国内正式发行。这本书是对邓小平一生的完整回顾，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全景式描述。自2011年发行英文版后，它便获奖不断，好评颇多。现在它终于回到了故事的发生地，与"邓小平时代"的亿万亲历者会面。
尽管邓小平去世已近16年，但他的影响力始终没有消退。中国新一代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上任后，随即考察了广东，重走了邓小平的南巡之路，表明了继续深入改革开放的决心。20年前邓小平南巡并发表"南方谈话"，这是他最后的政治谢幕，也是个人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最后推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仍走在邓小平所开辟的道路上。就像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所说："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邓小平时代。所以，这部以邓小平时代为主题的书能够告诉读者中国的发展道路从哪里来、向何处去，可以帮助读者理解我们所亲历的中国改革时代的昨天和今天。"
傅高义先生2000年退休后，开始准备本书的写作，历经10年才告完成。研究与写作的初衷，如他在前言中所说："站在21世纪的起点上，做点儿什么最有益于帮助美国人理解亚洲的发展呢？……亚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而对中国的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人是邓小平。此外，深入分析邓小平的人生和事业，可以揭示近年来塑造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
他在书中记述了那些"对理解今天的中国最为关键的问题"，包括1978年后中国转型的性质；究竟是哪些力量在推动这场变革，又是哪些力量在抵制这场变革。"上千万的中国人在这场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扮演了角色，但处在所有变化中心的人物是邓小平。"傅高义运用大量档案资料，采访了众多历史当事人，用鲜活的笔法描绘了30多年前中国的那场历史巨变：如何发生？由谁主导？结果如何？
事实上，邓小平所拉开的这幕历史活剧今天还在上演。他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所以对邓小平的追问，已经超越了傅高义所说的"理解亚洲的发展"。尽管作者心目中的读者"首先是西方读者"，但它同样适合亿万中国读者。因为他们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也是"邓小平时代"的亲身经历者。尤其是对大部分中国年轻人来说，从出生起就处于"邓小平时代"中。阅读邓小平也是对当下中国的解读。
速度源于开放
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亨利·基辛格博士，在他的《论中国》中说："只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才能充分体会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变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经济长期高速增长。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时间里，中国GDP的增长率一直在10%左右。中国只用了32年时间就超越了日本、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邓小平时代首先是一个高速增长的时代。
世界上有13个国家在连续25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保持了7%以上的GDP增长率。这种高速增长是十分罕见的。如果以7%的速度增长，GDP每十年翻一番，以10%的速度增长，GDP每七年翻一番。中国的增长率意味着在20～30年的时间里，收入水平提高了8倍。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增长与发展独立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斯彭斯教授后来评论说："在所有实现快速增长的案例中，中国是增长幅度最大的、增长速度最快的。这种速度和规模的增长史无前例。"
发展速度，是邓小平最为关心的问题，是他衡量改革开放的主要指标。邓小平认识到，只有稳定快速的增长才能增强国力，大幅度削减贫困，增进社会的活力，并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曾对美国学者、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戴维·兰普顿说："20世纪70年代，我父亲环顾周边，看到'四小龙'（新加坡、韩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发展。它们每年增长百分之八到十，对中国保持着相当大的技术优势。如果我们想超过它们，恢复我们在本地区以至全世界的应有地位，中国必须比它们增长得还快。"
1984年，世界银行派遣以林重庚为团长，艾德里安·伍德为副团长的经济考察团，来中国进行考察。这是世界银行继1980年对中国进行第一次考察后的第二次考察。邓小平希望这个国际经济学家团队，能够对中国的发展速度进行一次客观的论证。
他对世界银行访华团表示，中国刚刚决定启动一个发展规划，要在1980～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后来这个目标又发展为，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不切实际，而邓小平最关心的问题是，要实现目标中国需要怎样的发展速度？是否可行？他既希望经济尽可能快速增长，又要避免"大跃进"的危险。所以他要听听外人的意见。
1985年题为《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选择》的报告提交给了政府，对翻两番的目标的可行性表示认可。
但世界银行的专家的态度既乐观又谨慎。他们计算发现，改革开放之初，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按实际购买力计算大概是中国的10倍，而且今后大概每年还将递增至少2%，也许3%，中国要在2050年赶上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必须每年递增至少5.5%，也许6.5%。"这种高速增长，在其他国家尚属罕见。1960～1982年，除了几个盛产石油的小国以外，只有两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人均收入每年递增率达5%，韩国每年递增6.6%，希腊每年递增5.2%。从全面来说，只有日本一个国家，毋庸置疑地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地位赶上了发达国家。"
那么，中国能够实现超常规发展的秘密在哪里？迈克尔·斯彭斯教授的答案是"开放"，尤其是对外的经济、贸易、技术的开放。这使中国从一个世界边缘的国家，逐渐成为主流和中心。
斯彭斯教授专门解释说："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全球经济的广泛合作。开放是必要的。开放能够带来两方面的益处，对于保持7%至10%的增长速度必不可少。"
这两方面的益处，就是中国充分利用了全球经济提供的"知识"和"需求"。在中国逐渐形成的开放的经济模式中，知识、技术、专业技能、管理经验被引入，"这种从外部引入的知识会导致一个经济体的生产潜力的快速提升"。此外，中国从"全球性的需求"中率先获得了增长的机会，重新参与国际分工，并维持了制造业的优势。"这种需求相对于早期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显得巨大而富有弹性。"
斯彭斯认为，纵观所有高速发展的案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的，它们得益于全球经济的不断开放。而开放策略，才是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基石。
开放策略，使中国沉睡中的各种优势被陆续唤醒。尽管廉价的劳动力被认为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因素，但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由开放带来的知识扩展才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基础。开放带来了各种经验、技术与知识，同时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显著降低的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就像斯彭斯所说的："中国经济改革最让人印象深刻且重要的一点就是承认学习的重要性，而且学习和开放要结合起来……迄今为止，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经济和社会的开放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最与众不同的特色之一，这种开放不是表现为技术经济意义上的贸易流和资金流，而是表现在对获取新知识的渴望和与之相伴的学习速度上。"
邓小平的反思
在中国领导人中，邓小平的最大特点就是"眼睛向外"，思想开放，有着强烈的国家竞争意识，强烈的发展差距感。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重大问题：中国为什么会落后？如何认识落后的原因？如何改变这一落后就要被动挨打的局面？
这些思考伴随了他晚期的政治生涯，当他在1977年复出后，便开始按照自己的方法不断尝试，寻找破解难题的方法。
当时的邓小平不仅面对着一个极其贫困落后的中国，同时处于一个竞争激烈变化快速的世界中。在中国陷入混乱、停滞的十余年中，世界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黄金发展周期，人均GDP增长2.9%，中国虽然保持了平均水平，但是周边的日本、"亚洲四小龙"都大大高于平均增长率。
1870年，中国出口额占世界的2.5%，1950年下降到1.8%，1973年下降到0.6%，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低点。这是闭关自守的最直接代价。195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为4.5%，1957年上升到了5.5%，而后就出现了下降。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仍为4.5%，又回到了1950年的比重。
翻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所记录的1966至1976年间毛泽东批阅的文稿，可以发现，毛泽东对这种形式变化几乎"一无所知"，更"一无所言"。他的精力还在阶级斗争上。
邓小平与毛泽东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西方生活和学习过。他更了解西方。这使他比毛泽东更清楚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发展差距。年轻时他曾在法国学习工作5年，"文革"期间他是唯一出访过美国和西欧的中国领导人。1974年，邓小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回国时经过法国，再次体验了西方国家的发展。他比任何同时代的中国领导人都更了解西方世界。在当时的中国高层中，邓小平是最为敏锐、清醒，也最为强烈、务实的，因而他也是最为开放的领导人。
毛泽东晚年，中国对外交往的战略窗口逐渐打开。中美、中日关系相继正常化，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中美两国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国际有利条件逐渐增多。
邓小平主管外交事务后，重新认识了国际形势的特点和趋势。他改变了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天下大乱"的基本看法，敏锐地感觉到世界已经进入了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时代。邓小平提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长期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的战略构想。他提出，希望至少20年不打仗，也就是到20世纪末，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国内建设。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邓小平开始了一系列的出国访问。他开始恢复自己的历史记忆，亲自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认真反思反省。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仅在1978年，前后共12位副总理及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多个国家。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到过8个国家。
促进中国领导人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放弃了传统的单一的认识来源和封闭式的学习模式。他们开始转向多元认识和开放式的学习，重新认识迅速变化了的外部世界和周边国家。
周边经济体的发展经验中，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成功，引起了邓小平的强烈关注。他已经看到了中国大陆和亚洲"四小龙"的差距，强烈希望更多了解、学习和借鉴东亚模式。
在日本，邓小平乘坐东京-京都新干线列车时感慨地说，只有老老实实承认落后。他受到了很大震动，此前他没有想到中国同日本的差距那么大。在新加坡，他参观了新兴工业中心裕廊镇，了解新加坡公共住房计划。这成为中国后来开办经济特区的重要知识来源。
邓小平认识到，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和全球化已成为世界性的历史潮流。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只要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盲目排外，就会停滞不前，落后于其他民族和国家。向世界开放的时间愈晚，落后状态就愈发明显，丧失的发展机会就愈多。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失败的例子。
邓小平说，关起门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这是中国长期落后的根本内因。但邓小平的开放并不是照搬西方或东亚模式。他提出了既不同于苏联现代化模式，又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目标。
邓小平的开放政策终结了中国的封闭时代，将几百年来闭关锁国的发展趋势倒转了过来。中国跟上了全球化的步伐，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时代。
他的开放政策被迅速认可。1979年美国《时代》周刊第一期将邓小平列为封面人物，并评价道："中国历来故步自封。邓小平让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在极短的时间内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弘、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建设开放的社会
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项大的动作，就是迅速恢复高考。几百万被"文革"压制的年轻人由此打开了上升通道，通过个人的努力获取知识，进而改变命运。而在此前，只有出身好、成分好的青年才能上大学。读书求学的权利被垄断在干部手中。
1978年底，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与毛泽东对生活中几乎所有问题都提供答案不同，邓小平强调的则是需要放松意识形态禁锢，鼓励独立思考。
邓小平努力破除偶像崇拜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他打破了毛泽东的先例，没有自认是哪一方面的天才，反而谦称自己没有专长。他让下属去创新，只要行之有效就予以坚决支持。他曾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过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
邓小平的开放，从广义上说并不仅仅意味着对国外的开放，引进知识、经验、技术和资本，还意味着对内的开放，即打破原有的条条框框，把机构、组织、个人从僵化的环境、思想中解放出来，从而激活社会发展的自身动力。他大胆地鼓励创新和尝试，寻找一切可能的办法。把一个僵化、低效、死气沉沉的中国，变成一个勤劳、创新、活跃的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的改革构建了一个不断开放的社会：对外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对内则破除各种束缚性的限制，使社会多元化，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邓小平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民从僵化的生产队、工分体系中解放，让他们的劳动得到回报。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并不能决定包产到户能否得到合法的承认。在当时的中国，从"三条驴腿的合作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组成的超级人民公社，从要不要办集体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员私养集体的母猪，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夺。
邓小平的贡献，是把通过国家政策为这种自发合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合法承认与保护。在邓小平路线下，农民家庭承包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家庭承包制由落后边远地区扩展到发达地区农村，进而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农村生产队；土地承包的期限由1年、3年、15年、30年扩展为"长期不变"。最后，2002年，中国的"人大"通过了《农地承包法》，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在城市里，邓小平不允许把重新冒头的民营企业一棍子打下去。他坚持多试试、多看看，意在探索把复杂问题分开来处理的路径。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央后，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荣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他一次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的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按照列宁的经济模式，组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国家辛迪加"，所有的经济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这种制度条件下，有才能的人士发挥其才能以获取最大收益的唯一途径，是成为政府官僚体系的一员。受政治因素和户籍制度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量人才无法充分发挥其才能和获得最大收益。
邓小平利用变通的制度安排，为有创业力的人提供了新的机会和生存空间。创业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改革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了多部法律，并数度修订宪法，逐渐承认并保护了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
即使在艺术文化领域，邓小平也持较大的开放态度，尊重艺术家的创造力。1979年10月30日，他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讲话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他认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也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要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更好的创作条件，以便"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
邓小平的努力引发了更深层次的变革，封闭、僵化的中国社会开始呈现出开放而多元的面貌。农民有权利决定如何耕种自己的土地；人们有更多的选择权，而不是一辈子必须依赖于某个"单位"；公有制之外允许如杂草般生长的个体、私营企业；即使公务员也可以辞职后"下海"经商；经济特区可以拥有更多灵活的政策与自主权；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地方有了更迫切的发展积极性。
邓小平不为任何批评所动。他始终坚持，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现实约束条件下从事各种探索和尝试。任何创新，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他就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
这一切都源于他对世界的根本认识--"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涌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不行。"他的办法就是采取开放的态度，允许实践，从实践中找出最佳方案，通过立法和政策加以保护。
哈佛大学的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一书中论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意义。费正清指出，邓小平会让人联想到历朝奠基者的事业都在他们的后代第二号大人物手中得到巩固--例如唐太宗、宋太宗、明朝的永乐皇帝、清朝的康熙。每一个朝代，开国者不可缺少武功，而后面都接着一个伟大的建设时期。
邓小平时代，同样是中国一个伟大的建设时代。与历史不同的是，它还标志着中国的开放时代的到来，既包括国家的对外开放，也包括社会内部的开放。而这种不断开放的态度，和在开放中解决问题的观念，也同样适用于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