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中国海洋局的飞机出现在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上空，中国首次对钓鱼岛进行海空立体“维权”，这也为持续近8个月的钓鱼岛危机画上了重要一笔。
2012年中国外交的重点集中于东部沿海一线，从南海到东海，“麻烦不断”，中国也在危机管理中积累外交经验。21世纪前十年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而权力结构的调整必然反映在外交层面，2012年中国外交正是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烦恼”的应对，也许这样的局面随着“中国崛起”这一议题的展开还会继续，中国需要从麻烦中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中国崛起”时代的大外交，唯有如此，才可能避免疲于奔命的“救火式”外交。
周边是首要
在中国“全方位外交理念”的表述中，“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然而，“关键”与“首要”的重要性很难厘清。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大国外交的关键性得以凸显，大国外交、首脑外交是中国外交的主要路径。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以及中日关系等大国的双边关系占据了主要的外交资源。
中国迈步于“大国崛起”的道路上，以大国为外交的关键也在情理之中。然而翻检国际关系史，尤其是大国兴衰史，很多时候大国崛起的关键在于周边，没有稳定的周边外交环境，崛起的跳板就变成了藩篱。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言，周边的含义远远超出了其字面意义，它不仅指代一个国家周围的邻国，更是一种权力分布的态势。当代世界，各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是平等一员，但是真正决定世界发展进程的是大国，于大国而言，周边意味着边缘地带，也是大国博弈的舞台或者缓冲区。一个大国走向崛起，稳定的周边环境是其崛起的基石，而如果周边是破碎的，则可能让崛起昙花一现，如二战后的苏联。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大国之一，周边外交不仅是首要，也是关键，更具有基础性。2012年周边外交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在昔日比较平静的西太平洋，军演、对峙不断上演，一个直观的原因是美国的战略再平衡，战略力量向亚太一线集中，从而使中国周边成为中美博弈的“边缘地带”。2010年，美国希拉里在东盟宣布美国回来了，中国外交界、国际关系学界一直在研究“狼来了”的问题，两年过去了，中国逐渐习惯“狼来了”，因为“狼”并没有那么可怕。
中菲黄岩岛的对峙折射出美国在中国周边“搞小动作”的限度，菲律宾上至总统下至外长都需要拿美菲同盟来对抗中国。中国国防部长时隔9年访问五角大楼，美国并没有做出给予菲律宾军事支持的表态，而是采取了“不选边”的做法。此后，中国实际强化了对南海的控制权，包括设立三沙市等。南海问题也成为菲律宾、越南等国在东亚峰会这个地区性论坛上对抗中国的“筹码”，然而，东盟十国在南海问题上并非铁板一块，泰国、柬埔寨等国不愿意因南海问题损害与中国的关系，7月份的东盟会议，由于各方分歧较大而没有发表会后宣言。
东南亚地区是中国的周边。2010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双边经贸往来不断增强，但是，地缘经济上的合作并不能代替地缘安全框架的建立。在安全方面，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与美国保持了更为紧密的关系。东南亚地区在地缘安全与地缘经济上呈现二元分离的态势，在经济上，搭乘“中国龙”崛起的快车以获得经济利益；在安全上，依靠“美国鹰”的羽翼以获得安全保障。当然安全与经济的分离并不是东南亚所独有的。冷战期间，随着西欧诸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大西洋共同体也呈现出安全与经济分离的态势，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外交界讨论最多的是如何维系大西洋共同体。
安全与经济的二元分离，中美两国各具优劣。对于中国而言，经济贸易并不能真正稳定周边态势，花钱无法购买和平，需要真正构建地区性的安全机制；对于美国而言，军事同盟不能给盟友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同时军事同盟的可信性也在受到质疑。对于这样的局势，中国可以安抚周边国家，继续绥靖，以实惠弱化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或选择强硬姿态应对，让周边国家明白，与美国的亲密关系是麻烦的来源。很多政策选择是在两可之间，2012年的中国周边外交更偏于后者。无论强硬还是绥靖都是一种政策选择，而政策效果则需要评估，在此基础上选择更优化的外交政策。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分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将成为中国周边的特征，能够弥合二者的分离则是对中国崛起的莫大考验。中国周边在地缘上是中国邻国，在战略上是美国的“邻国”，因此，周边外交的首要性也包含了大国外交的关键性。
“错误知觉”与中日僵局
没有人会料想到2012年的中日关系会急转而下，而起因在于日本地方政府官员石原慎太郎在美国的“大放厥词”，即日本东京都政府将“购买”钓鱼岛，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让中日关系降至近年来新低，而且日本政坛也因此而风云变幻，民主党不得不提前大选为自民党让路，第三党势力的影响在扩大。
无论钓鱼岛还是教科书都是中日关系中的结构性难题，在短时间内都难以解决，而这些问题之所以能够时时发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错误知觉”。所谓的“错误知觉”并非是误会，而是一种认知思维的惯性，这种思维的惯性包括先入为主、惯性思维以及历史认识。决策者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以自己的知觉来分析“信息”，对时局进行判断，最终做出决策。在此过程中，人们往往容易愿意将对方视为团结一致的整体，同时高估或者低估危险性，这种错误的知觉会使对峙加强。
石原慎太郎在美国发表“购岛”言论之后，在中日政坛引起波澜。石原乃日本地方政府的长官，发表关涉外交事宜的言论已经越权。石原的“购岛论”也揭示了钓鱼岛为日本实际控制的事实，这与中国人传统的“钓鱼岛为我国固有领土”的认知有了巨大的反差。石原的言论被迅速炒热，在为个人赢得政治资本的同时，开启了中日“错误知觉”的大幕。
7月7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宣布钓鱼岛“国有化”，抢在石原慎太郎的东京都之前将钓鱼岛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对于日本政府而言，“国有化”更多是土地产权的交易，从私人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以此来防止地方政府挑起外交争端。对于中国而言，无论东京都政府“购岛”还是东京政府购买都是让中国直面丧失领土的事实，这是关系到主权领土的核心利益，因此，无法做出妥协。在东京政府宣布“国有化”之后，中国国内很多人并不相信这将变成事实，而直到日本政府通过了国有化的法案之后，中国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中日从“政冷经热”陷入了“政寒经冷”之中，中日经济战不仅被热炒，也变成了事实。
中日两国是东亚两强，未来东亚地区的合作取决于两国关系的发展态势。自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之后，两国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滋生，国家兴衰之间，民族情绪处于震荡之中。中国“未富先傲”，而日本“未衰则躁”。
中日关系是大国关系的关键一环，于中国崛起而言，日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笔者曾主张中日两国都需要向德国学习，日本需要对于历史问题做出深彻的反省，而中国则需要从德国在二战后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努力中汲取智慧与营养。
钓鱼岛引发的危机尚未平息，中国维权的舰船与飞机在挑战日本“实际控制”的状态，可以预见，2013年钓鱼岛依然是中日关系的焦点，而且会撬动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发展。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奥巴马政府虽然采取了“不选边”的姿态，但是国会却将协防钓鱼岛纳入到预算之中，这意味着，钓鱼岛成为美国“调度”中日关系的砝码。
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渗透着“大国兴衰”的逻辑，相比之下，中国是个崛起国，而日本依然处于“失去”的轨道上，美国则处于“守成”之中。三个国家虽处于同一个时空之中，但是历史发展进程却迥然有别，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唯有将自身置于大国成长历史进程之中，才可能在汲取大国崛起的经验，同时处理与不同历史进程中的大国关系。
中日之间的僵局为东亚局势带来了很多变数，但是中日之间的底线是不战，至少在这一点上各方之间是具有共识的。而朝鲜半岛的“导弹与核”在2012年里也牵涉了中国不少的精力。
半岛无核化：现实与理想
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是坚持半岛无核化，但是这一立场却屡屡经受朝鲜核试验或者火箭发射的挑战。与中国的立场和愿望相悖的是，朝鲜实际具有了远程核打击能力，这是中国外交潜在的麻烦。中国周边成为世界上核武器最为集中的地带，从而对中国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构成了挑战。
12月12日，朝鲜突然发射了“光明星3号”火箭，并且将“银河3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美、韩、日等国基本判定朝鲜初步掌握了洲际弹道导弹技术，换言之，朝鲜在理论上可以对美国构成核威慑。所谓的威慑包括能力、意志以及可信性，在三个要素中，朝鲜只缺少能力，在频繁的核试验与火箭反射过程中，虽然受到安理会代表的国际社会的反对与制裁，但是朝鲜依然我行我素。
在朝鲜锻造本国核威慑力的同时将中国置于两难之中：朝鲜是中国的盟友，也被视为中国的战略屏障，但是这个盟友却频频做出让中国意外的事情。自去年末金正日去世之后，朝鲜经历了权力的第二次交接，不到一年的时间，朝鲜进行了两次火箭发射行动，其中4月份的发射以失败而告终，朝鲜与美国关系逆转恶化，而此番火箭发射更是出乎各国意料之外，在发射前一天还传出由于技术问题发射需要延迟至29日的说法，但是第二天火箭便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
拥有核威慑力的朝鲜具有更多的选择权：或者继续以往的道路，以“核”来引起周边大国的关注，以此作为谈判的资本；或者改弦易辙加入核俱乐部，开启改革的征程，融入东亚的合作网络之中。朝鲜之所以可以“特立独行”，根源在于它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封闭国家之一，所谓的制裁与封锁的效果并不明显，但是“特立独行”的也是有限度的，那就是维持本国人民的基本生存保障。在市场经济时代，自我封闭意味着资源无法自由流通，经济增长便无从谈起。
朝鲜的杀手锏也是其软肋，核武器不能替代大米，经济与安全同样重要。朝鲜以地缘政治的优势来制衡东北亚的地缘经济网络，这种权力的裂变使朝鲜成为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网络的空白点或者黑洞。随着朝鲜具有远程核打击能力，这种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裂变将会带来更加严重的挑战，对于中国而言，弥合二者之间的裂痕关乎东北亚安全，也关乎崛起大计。
中美关系“纵深”发展
大国是关键，而中美关系则是关键中的关键，胡锦涛在2011年初访美，2012年习近平访美，保持了中美关系的连贯性。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的利益纽带不断夯实，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两国的沟通提供了渠道。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让中美关系很难重走美苏冷战的老路，即便在美国“战略再平衡”的背景之下，“遏制”中国都是非常不现实的事情。
与传统大国关系不同的是，中美关系的焦点在经济层面，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美经济关系向纵深发展。2012年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不再是焦点，美国更关注中国国有企业的商业性，以及中国市场的准入问题。汇率问题的重要性下降，一方面在于人民币汇率水平趋近均衡；另一方面，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中国产业升级正在进行中，中美的贸易竞争向产业竞争转移。美国需要在核心产业方面占据先导，因此，产业的竞争使美国更关注中国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问题。三一重工、中兴、华为等中国企业在美国受阻，三一集团甚至将奥巴马政府告上了法庭，这意味着中美外交关系的主体真正多元化，除了政府间关系之外，企业也成为重要的主体，所谓的公共外交已然兴起。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硬权力”的范畴，更多的是国家能力、社会活力、文化自信的角逐。
在区域经济整合、国际货币等领域，中美之间的竞争更见真章。中国在推动东亚地区的FTA建设的同时，美国以TPP渗透其中，日本在参与中日韩三边自由贸易区的同时，也徘徊于TPP的门槛之外。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推进，东亚国家货币与人民币的关联度超过了美国，中日韩三国的金融合作受阻与美韩、美日军事同盟的强化同时发生。
凡此种种，中美关系不仅广度上在拓宽，而且深度上在发展，深度的相互依赖与竞争使中美关系成为不同以往的新兴大国关系。中美关系可以走一条不同的大国兴衰之路。
2012年是世界“换届之年”，权力的交接对每个国家的影响不尽相同，一个成熟稳定的宪政国家可以在权位易人之后保持政策的连贯性；而一个经过动荡与革命而进行权力交接的国家则需要专注于国家内部事务。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也是内政的组成部分，中国外交的目标或者使命是维护本国利益，其中包括主权领土完整、国内安宁、国际安全、人民福利等，人类发展与世界和平是一种理念，而非外交的切实目标。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也期待中国外交有理念、有目标、有路线、有图景，换言之，中国需要向世界说明自己，实现自己，除了利己的外交之外，也需要基于利己基础上的利他外交，因为这样的外交才让世界安心。（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