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应接受年齡的歧视。事實上，像蕉風作為一個刚取得中國文学和神学碩士学位的年轻学者，能够抱着理想而透过深刻而沉實的學術研究，嘗試为中西文明寻找一條新路。他的努力是難能可貴的。他的研究成果亦會貢献這個文明对話的新纪元。筆者希望借這個序言的园地，簡要地介绍文明对話的時代背景和意義，好讓讀者更能体會蕉風這本“耶墨对話” 著作的重要性。
以下筆者選輯2012年5月在山東尼山世界文明論壇發表的論文的部份内容，藉此反映出文明对話在中國以至當今世界的重耍性。
“多元化是人类文明的本质。只有多元，各种文明才能相互接触、欣赏，吸收自身发展的外动力，以适应、维护并促进不断演变前进的社会生活和世界形势……
因为文明有着拒绝异质者的本能，所以‘一元主义’为了实现自己想象的情景，就要诉诸刀枪，虽然平时主要是靠人人喜闻乐用的文化形式和物质产品。”（ 许嘉璐《为了天下太平》, 页197-198）
许嘉璐教授呼吁人类坦诚的、善意的而且有助相互了解、理解的交流，促进文明的对话。上文选自他过去几年致力推动中国与其它国家的文明对话及中华文化传统内部儒释道的文明对话。在《为了天下太平》起始章，即许教授在2010年5月17日联合国世界文明对话日高层座谈会的讲话中更清楚地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是人类和平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足条件”。而“中华文明在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中应该而且必然有所作为，有所贡献。”
早在笔者在柏克莱加州大学追随杜教授研习比较中西文化思想时期，杜教授已确定了中国文化必须面向世界，从比较文化中寻找中国文化在新时代所应有的地位。他不辞劳苦，奔波于世界各地，以比较哲学和宗教的角度，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哲学家和宗教领袖进行深入的讨论。他提倡的一些具开创性的概念包括“新轴心时代及其文明”、“第二序思考”的“反思的突破” (即“扎根轴心文明各大精神传统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困境进行深层的反思”)，为新轴心时代的文化带出拓展的理论和方向。
杜教授近年在北京大学成立高等人文研究院，下设启蒙反思、文化中国、普世价值、文明对话等研究中心，希望探讨中华文化内部的融会贯通及中外文明对话的深层意义。最近杜教授和德國著名神学家图賓根大学孔漢斯 (Hans Kung) 合作在北大成立世界倫理中心，全力推動世界倫理的研究。筆者則協助文明对话研究中心的工作。
经过多年的身体力行，杜教授已成功为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对话提供了理论的架构和分析，并且促进了近代中国知识份子中前无古人的世界性、全球化的文化对话的实践。他这方面的成就，影响必会与日俱增，广阔而深远。
不仅如此，杜教授进一步反思他这方面的工作。他近年倾向于修正这个观点，用“对话的文明”（Dialogical Civilization）替代“文化对话”。因为文明的对话发展到一个时期，会促成一种“对话的文明”出现。历史上的中国就曾经是一个对话的文明。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写了一本本关于印度的书，The Argumentative Indian（《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如果我们要写一本类似的书，那就是The Dialogical Chinese（《惯于对话的中国人》）。
在2010年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他提出“中西方文明交流和理解更需要‘利玛窦’。一方面文明对话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再不开展对话，各国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更会恶化，所以需要更多像利玛窦的文明交流使者。此外，交流的对象更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汉学家、外交家、企业家、媒体工作者和旅游者。
遗憾的是，文明对话的口号或呼吁断断续续已出现了一百多年, 实际上文明的隔膜仍然是个莫大的鸿沟。最明显的例子之一是基督教的本色化和中国其它文化传统的对话。尼山世界文明论坛首次和今次均以儒学与基督教的对话为主题，可见这课题的重要性。不说唐代大秦景教，基督教自利玛窦以来已流入中华大地，影响已深入民间，文化交流也相当广阔，实际已成为当前中华文化组成的新元素。但中国社会甚至文化教育界对它二千多年的宗教文化思想究竟有多少认识？如果中国不希望再看到某种新义和拳式原教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文明对话的深化和普及化工程变得尤为重要。以许教授为导师的尼山圣源书院和杜教授创办的高等人文研究院在这方面承担着重要的文化使命，可谓任重道远。
自马丁宗教改革以来, 天主教、东正教与新教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从未间断。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梵蒂冈做出重大的决定，以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形式，再次尝试促进广义基督教的内部派别以至和其它宗教之间的对话，形成近五十年天主教尝试的跨宗教对话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的各种努力。1962-1965年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有三份宣言，第三份是1965年 10 月 28 日教宗宣布的Nostra Actate (Declaration on the Church’s Relation with Non-Christian Religions) ，确立了一个具革命性的原则：天主教教会不会拒绝其它宗教之内真实而神圣性的东西。她诚心尊重那些和她所支持和阐明在诸多方面不一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因为它们经常能反映一线真理的光辉，启迪世人……所以教会劝诫她的儿女透过与其它宗教信徒的对话和合作，展示诚恳、爱心和基督教的信仰和生活，承认、保存和推广这些人身上找到灵性的、道德的和社会文化的美好价值。(引自《宗教之间对话的实践》，页101) 对话并非要放弃基本信仰原则，而是希望促进宗教在寻找和体验的道路上相互发展，同时排除偏见。
和杜维明教授溝通多年的孔漢斯教授便是第二次大公会议的神学专家顾问，积极推动天主教的开明化。由于他对大公会议后教庭逐步受制于保守力量，所以强力批判教宗〝不可犯错〞的权威，终于被教庭褫夺神学教授的职位。但孔教授不遗余力在1990年代领导 “全球伦理〞 (global ethics) 运动。1993年，他以『世界宗教议会』 ( 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 )一百周年庆祝大会的平台通过《朝看一个全球伦理：一个初步宣言》 (Towards a Global Ethic: An Initial Declaration) 。该议会在1999 年、2004年、 2007年及2009年继续推广跨宗教与文化的相互尊重及交流， 同时直接影响联合国确定 2001年为文明对话年。在联合国的影响下，不同国家、民族和宗教都成立相门类似的学术及文化机构，进行文明对话的研究及普及化工作。
第二次大公会议提出不少改革开放的政策，实际上受到不少教会内保守力量的批评，传统宣道与宗教自由之间的角力此起彼伏。1986年，教宗保禄二世在意大利亚西西城召开一个世界和平祈祷会，多个国家的言教领袖共同参与，实际承认了其它宗教的祈祷是真实而有成效，同时肯定了它们的人神对话的成效。1990年，教宗保禄二世公布的《救赎者的使命》(The Mission of the Redeemer) 接受其它宗教之中亦有圣灵存在，意味着天主教亦可以和需要从其它宗教身上学习和聆听神的启示。整个天主教普世教会运动的精神面貌和运作在许多方面都已出现了根本的改变，权力下放、本土化和多元化的倾向愈来愈明显。
在跨宗教对话方面，亚洲国家推动最有参考意义的是印度和新加坡。印度的社会文化宗教非常复杂。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斗争的鲜血流遍印度大地。在27个州、7个区和10亿人口、15种官方语言、300种方言，宗教文化极度多元化，包括八个主要信仰、无数宗教崇拜形式和习惯。过去二千年印度曾享受相当大程度的多元宗教文化包容。身处强势的印度本土宗教的天主教会，面对当地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更需要借助第二次大公会议的革命性方向，争取拓展一种更适合当地需要的发展策略。承担着这方面工作的是耶稣会。该会在印度Chennai 的Loyola 大学和 Madras 大学合作成立了一个名为“文化及宗教对话研究”，全力推动印度和南亚地区的宗教对话的研究和人才培训。在该研究所指导下，Vincent Sekhar, SJ, 撰写了一本精简扼要的工具书，名为《跨宗教对话的实践：神职及宗教人士的教育及培训的基本手册》 (Practice of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A Formative Manual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Clergy and Religious) ，清楚地分析可对话的重要性和艺术，并附有重要历史文献和评论文章。该研究所主仼 Michael Amaladoss, SJ. 的文章指出，狭隘而片面的对话是以弘道说教为目的，开明的对话是以不同宗教的互相欣赏、互相激励，它的形式可包括四个层次：第一是〝生活的对话〞（dialogue of life); 第二是〝合作行动的对话〞（dialogue of collaborative action); 笫三是〝灵性经验的对话〞（dialogue of spiritual experience); 笫四是〝反思的对话〞（dialogue of reflection)。从日常生活的交流、共同合作、进而提升至灵性经验的分享，最高层次是自我反省历程的融会。
刚好与印度极其复杂的宗教文化处境相对应的个案是新加坡。在这个细小的城巿国家，多元种族、宗教和文化的格局已在得到基本的保障。体现这个多元文化相融共处的原则的其中一个机制是『跨宗教机构』(Inter-Religious Organization, IRO)。该组织成立于 1949年，以“团结于多元”(Unity in Diversity) 为核心理念，由十个宗教团体联合组成，包括印度教、犹太教、祆火教, 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锡克教、巴哈伊教及耆那教。
毫無疑问，筆者上述的簡介可以確切地證明文明对話的時代意義。放在當前中國的歷史時刻，中國文化在文明对話的工作上還未能作好充份的準備。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文化反省既未够深刻亦不够廣闊。就以蕉風這本著作的嘗試便可窺視中华文化豐富而多姿彩的内容尚有很多重要部分未被發掘。墨学久被忽略，正好反映中华民族發展的一些不容軽視的缺失。實際上，中华文化的两个特色是它的包容性和融合性。先秦諸子百家早在历史的洪流中默默地互動和交融。其後佛學思想更全面中國化，使儒、道、法、释、墨、陰陽五行及縱横等覌念不断以不同方式交义混雜地融入中国人的行为和思想。由于历史各种因素和條件影响下，墨家思一直未被政治吸纳成为主导文化。但經過近百多年的歷史冲击和洗礼，二十一世纪中毕民族已踏入一個全球化、數码化和后工業的新纪元，整个民族的文化都必須從根源徹底而全面反省，既进行内部的解構和重構，並且坦诚地與世界各文明对話。墨学的重新發現背負着的時代意義便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了。
郭少棠
2013年元旦日于香港
（郭少棠：著名學者、作家、教育家，前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UIC）駐校常務副校長，前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现为新亞文商書院校長，尼山圣源书院名誉院长，香港浸会大学社会科学院特别顾问兼访问教授。他是国际著名的历史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就读于新亚书院，师从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和唐君毅等著名学者，在取得香港中文大学学士学位後，获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奖学金，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读并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双重主修中国近代及欧洲文化史。致力於中西历史的比较、哲学、政治与国际关系、比较城市文化、城市规划、跨文化的社区历史、文化创意产业规划、企业文化等的研究和散文创作，涉及领域十分丰富，累计出版著作二十余本，有“南中俊彦，博学深思”的美誉。他的历史研究著作有《西方的巨变》、《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等；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著作包括《香港、深圳创业比较观察》及《文化资源的创新：香港与内地文化创意产业的互动与转化》、《设计展商机》和正在付印中的《文化与经济的融汇：香港与内地的文化创意产业的渊源与互动》；散文著作有《城市心灵》、《旅行：跨文化想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