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成功连任，展望其第二任期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可以做出如下判断：奥巴马总统的对外政策将有连续性，这由他的价值理念以及实用风格所决定。一方面，奥巴马将继续寻求与外部世界的合作，以维护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无论是因应美国和欧元区的金融危机，还是推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的地区稳定，或是促进伊朗、朝鲜核问题的合作解决，美国都无力以一国之力实现包办。因此，寻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协作，仍将是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主流。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政治格局在本次大选后依然保持国会两院分治以及府院牵制之局面，奥巴马总统必从第一任期施政中汲取教训以应对“财政悬崖”，维护其医保法案不受挑战，并防范在第二任期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扩大在国会中的势力。如果在这些方面奥巴马能取得成效，他的第二任期执政将少受国内政治制约，对外政策中将获更多施展空间。

美国仍是当今世界的核心力量，但它正经历快速的相对衰落过程。在新世纪中，美国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反恐”战争后，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正处相对低潮，而新兴国家的集体崛起正对美国全球主导有所牵制，无论它们是否真正有意与美国角逐权力。可以预见，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美国的世界权势将继续相对下滑，美国政府势必在内外政策中积极采取止落求升之措施。

因此，在美国防务外交的全球布局中，其重心向亚太继续倾斜势在必然。当然，这种调整未必是在亚太大幅扩大能力部署，而更可能是在其整体能力收缩的同时，削减其在亚太区以外的力量存在，而基本保持或有限增加它在亚太地区的资源投放。美国军力的相对调整虽有出于战略防范的主观需要，但其客观表现具有强制性，因此有可能引起东亚地区更多的战略互疑和消极竞争。

奥巴马总统在其首个任期中提出了“支轴政策”、“重返亚洲”或“再平衡”，这些才仅仅是开始。在华盛顿看来，既然这一政策已获成效，对限制中国的亚太空间产生了若干遂美国所愿的后果，白宫势必还将延续这一进程。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的首次出访将前往东南亚，将更多彰显其重视东亚并平衡中国对本地区的影响。鉴于针对美国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已陷低谷，而传统的国家间竞争重返美国国安战略的核心，人们不难理解奥巴马政府将沿用其第一任期后期的做法。

在美国感知的“安全压力”中，首要的并非新兴国家向美国本土权益提出索求，而是其在国际海空电磁空间中的传统优势面临竞争。在这些所谓全球“公地”领域，美国长期以来具有压倒优势：它在太空发展了最多最精良的遥感探测能力，对整个地球实施全时段全空域的信息侦察与扫描；它在广阔的海域中部署了海底信息侦测系统，对其他大国的近海活动予以严密监视；它在电磁空间对整个世界予以密切监控，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的攻防竞争中长期领先。

但随着新兴大国的兴起，美国感到它在上述领域的优势在缩小，因此正采取措施，竭力维护其传统势力范围。同中国直接相关的，是美国利用现有国际法来制约中国的海上权益，并推动制定新的国际法规来限制中国的相关权益。由于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海床的规章不满，美国在加入了该公约后对公约长期不予批准，但在感到具有更多紧迫性以该公约来限制中国的南海权益后，奥巴马政府加快了推动美国国会批准该公约的步伐。美国还大力推动一些东盟国家拟订“南海行为准则”，试图将中国纳入这一体系，限制中国在维护南海权益时的政策选择。在奥巴马总统的下个任期中，美国很有可能继续对此予以推动因而中美相关矛盾还将加深。

在中国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之时，美国在中国周围海域牵制中国的步伐也在加快。在东海方向，中日之间长期存在着关于钓鱼岛的争议，美国是这一问题的始作俑者。美国在1972年将钓鱼岛的“施政权”非法给予日本，但曾表示这并不表示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主权，这一政策至少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从2001年起，美国在口头上开始改变，直至公开宣称美日安保条约对钓鱼岛适用。到了奥巴马总统任期，美国的这一调整达到颠峰，美国国务卿以及国防部长近年来分别公开申明了干预政策。美国政府的力挺，不啻助推了日本政府近期关于钓鱼岛问题的强硬立场。这一态势，恐怕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内难以逆转。

奥巴马总统对朝鲜弃核已不抱希望，有可能在其第二任期对朝做出妥协，以在朝鲜至少接受“冻核”的前提下稳定朝美关系，这对中国同时提供了机遇与挑战。在伊朗核问题上，奥巴马政府还将首选合作削减核威胁，但在美伊核博奕彻底失败后更有可能敢于铤而走险，至少他已无再次连任之压力，而且美国已暂无对其能源安全的过度忧虑。这些因素，都同时给中美关系提出同以往不同的新机缘和新风险。

显然，促使美国继续予和平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以优先考虑的动力仍然存在。美国经济不振以及美国与世界的高度依赖，仍然是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国际合作性的现实来源。美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将增进未来的国际稳定。中美扩大双方关系中的共利因素，也必然有助于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双方关系的稳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