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法国最近的选举结果表明：节俭不再是解决欧债危机的主流政策。那么，从欧洲到北美、日本，多印钞票是各国难以避免的政策路径，尽管这样做必然意味着更高的通货膨胀压力，并会造成社会不满，但在节俭、加税和印钞票三者之间，印钞票、通胀是政治阻力最小的政策选择。当然，由于社会对通货膨胀的承受度有限，各国不能在短期内靠印钞票解决问题，财政赤字会继续高企，国债余额短期内难以大幅下降。大多数经济预测认为，发达经济体未来几年的增长前景不容乐观。

对中国而言，这再次表明经济增长在未来几年不可能靠外需拉动。政府原来认为，可靠国内“铁公基”投资让中国经济度过金融危机带来的短期冲击，等危机过后重新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现在看来，经济增长转向国内不再是短期的需要，而是长期的必然。

问题是，国内需求靠什么增长？过去这些年，特别是2008年秋季以后，“铁公基”投资是国内需求增长的主力，工业投资也导致了更多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如果不靠投资，政府开支是否仍然有大的增长空间呢？遗憾的是，除了正在进行的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建设外，政府能做的、能扩大投资需求的其他行业寥寥无几，如果为了扩大需求而硬要政府做更多投资，只会带来更多的长期隐患，给未来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埋下伏笔。

所以，在这个转折点上，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增长只能靠民间消费带动。民间消费如何增长？从哪里增长？经济增长更多依赖民间消费讲了十几年，对民间消费的依赖却不仅没升反而下降，而对出口、投资的依赖，不仅没减少，反而还增加了，为什么？

为了更好地应对欧债危机带来的冲击，中国经济必须尽快对中小企业和家庭减税、免税，并从基础制度上进行改革，以抑制财政税收的失控增长，包括改革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特别是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的经济定位，也包括减少对各行各业的行政管制。换而言之，政府在经济决策和市场中的主导角色必须转变。如果政府在经济中继续唱主角，中国经济就难以利用欧债危机的机会脱胎换骨，改变增长模式。

出口增长已经碰到了天花板

中国过去30余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很大，原因也很多。其中，国有制体系让政府很容易调动资源，做大项目，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工业基地方面，政府投资的能力很高，能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如果把中国跟印度比较，这一点就更为明显。印度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国家，在私有制下，如果要调动资源，就得像美国一样由发达资本市场来完成，否则就难以兴建大型工程。印度既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没办法像美国那样调动资源，又无法像中国这样通过政府调动资源，所以，印度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跟中国比差距很大。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政府对资产的控制带来了好处，但其负作用也很明显。目前中国整个经济过于偏好大型基础设施、工业建设等，让经济过于依赖投资。这种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说到底，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建设，更重要的是为了人的终极幸福。年纪越大的中国人越会把发展跟建设划上等号，把经济建设跟投资、生产能力的扩张划上等号。这有片面性。当生产能力上升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发展至少不完全等于产能的扩张，其最终目标还是围绕着个人幸福的最大化。

过去之所以能通过不断投资、不断扩张产能实现增长，关键原因是全球化带来的市场范围的扩大，让中国可以将产品卖到世界各地去。如今，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的冲击下，出口增长已经碰到了天花板，此路已不通。

1952年之前，中国的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69%，跟美国今天民间消费相当于GDP的71%相差不多。到1978年，民间消费占GDP

的比重下降到45%左右，到1993年继续下降到42%，最近，民间消费下降到GDP的35%。换句话说，过去60年，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在下降。

与民间消费比重下降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的上升，1952年时，政府开支相当于GDP的16%，到今天则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倍。

总体上，我们看到两个趋势，过去60年，民间消费占GDP比重在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在上升。而同一时期，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美国，其民间消费占GDP之比则一直在上升。为什么？

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其他国家的情况。

先说美国。从1952年到2004年，美国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从当初的65%上升到最近的71%。美国联邦政府开支在1952年与中国的相对水平差不多，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美国政府开支占GDP比重下降到10%-11%之间。美国的趋势是，民间消费相对于GDP的水平越来越高，而政府开支慢慢在下降。

再来看看巴西。其人均GDP大约是中国的两倍，比美国的情况更接近中国。巴西在1950年时，民间消费相当于GDP的51%，到2003年民间消费上升到GDP的60%，在2001年和2002年是64%-65%左右。所以，巴西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总的趋势是在过去50余年中逐渐上升。而在1950年，巴西政府开支相当于GDP的22%，到2003年还是保持在22%的水平，因此，巴西的民间消费比重越来越高，政府开支总体上没发生什么变化。

俄罗斯在1991-1992年改革之后的情况大致跟巴西类似。1991年，俄罗斯民间消费占GDP的35%，也就是说俄罗斯进行休克疗法之前，其民间消费跟今天的中国差不多。但是现在，这个比例上升到55%。而政府开支当初占25%，现在占GDP的22%。俄罗斯与巴西、美国的总趋势一样，其民间消费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但政府开支要么持平，要么呈下降趋势。

从70个国家的数据分析中，我们得到下面两个结论：

财产性收入带来消费繁荣

熟悉现代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个人、家庭在做消费、储蓄决定时，会有两方面的收入让你选择安排：一是劳动收入，二是财产性收入，即资产升值。也就是说，如果整个社会主要资产的财富和产权私有，那么，所有私有的土地、资源、房屋、股票等，投资和非投资品种的增值都可以反映到每个个人、家庭的消费与投资预算约束中，可以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日常开支计算之中。

在公有制国家，情况却完全不同。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国有股权的升值，很难给普通人带来更多可供消费或再投资的收入。所以，人们在做花多少钱、存多少钱的决定时，不会把国有资产的升值算进去。

在1998-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期间，GDP增长速度最高也只有4%，但4%的GDP增速就能给社会带来积极消费、欣欣向荣的景象。为什么会这样？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私有制下，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外，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按照粗略的计算，美国股市每年上涨的幅度差不多是GDP增速的3倍左右。也就是说，当GDP按3%、4%的速度增长时，人们的劳动收入差不多也按3%、4%速度增长。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资产可能按照9%—12%的速度升值，有许多资产分红收入。有了劳动收入和资产财富这两条分享增长的收入渠道，能把GDP增长3到4倍的放大，给老百姓家庭的消费带来很大的推动力。

中国土地这些年增值很多，土地增值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成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收入。相应地，土地收入也转换成政府的开支和“铁公基”投资，以及扩张性的产能，但普通民众很难分享到这笔财富。

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也有影响。前苏联、前东欧的计划经济国家，当时基本没有服务业即第三产业，连面包、日用品都严重短缺，消费品和服务品始终供不应求。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也是如此。在这种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整个经济发展重点、投资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工业，特别是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重化工工业上。

为什么国有经济、政府主导型经济都偏爱重化工工业，忽视民生类行业？这不是因为政府官员不负责任，不关心民生，但制度安排会逼着他们按照某种方式做决策，他们会把资源和钱都花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大楼与高速公路上，花在大工业项目上。因为从业绩评估的角度讲，他们要对上级领导负责，他们的工作好坏由上级领导评定。

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这两种不同的安排，带来的对经济产品的总体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会很不一样。政府主导的经济倾向于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对资源、工业品的需求很高，同时对环境污染的可能性也增加了。这是一种偏向资源、能源的需求结构。

反之，如果社会的主要资源和国民收入由人民掌握，由他们决定怎么使用，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会更侧重消费品和民生服务领域。道理很简单，如果是我们自己去花钱，特别是由女士花钱时，首先想到的是家里要买多少家具、多少衣服、多少日用品、多少养老产品、多少医疗品，到哪里去旅游、到哪里吃饭等等。家庭主导的需求结构首选肯定是民生领域，而不会是公共领域的形象工程。跟民生有关的行业大致有两大类，一种是消费品，就是轻工业；另一种是服务品，就是第三产业。

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两种不同的产品需求结构，由此引申出来的发展机会和产业结构当然会不同。这就是为什么私有制经济往往带来第三产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而国有制经济都有轻工业、第三产业严重落后的经历。

减税免税、改变经济结构是应对欧债危机的关键

中国财政税收的过度增长，也阻碍民间收入、民间消费的增长。

中国国民收入如果按照三个群体来分，亦即政府、城镇居民、农民三个群体，那么，过去这些年，哪个群体得到的最多、增长最快？中国目前的征税权、政府收费权基本是由行政部门掌握，许多部门有权推出新税种或新费种，也可对现有税种、费种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调高征收比率。

从1995年到2010年，去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预算内的国家财政税收翻了9.2倍，这不包括土地销售收入、地方和中央预算外的收入。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期增长了2.2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6倍。

政府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过去16年里不断膨胀。这必然意味着老百姓分到的这一块越来越小。经济增长的成果由政府拿走最多，其次是城镇居民，所得最少的是农民。民间可支配的收入占GDP比重越来越低，其结果是民间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于本应该有的增速，迫使经济更多依赖投资和出口。

欧债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挑战，也带来改变经济结构、经济运行重回可持续发展轨道的新机会。为了抓住机会强化长久持续增长的能力，改革势在必行。

其一，应成立国民权益基金，将央企放到全国国民权益基金，地方国企放到各省的国民权益基金，然后将这些基金股份均分到老百姓手里，让中国公民分享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

其二，约束征税权、约束政府管制权的扩张，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的监督，抑制加税冲动。税负失控的结果是民间可支配收入、民间可支配财富下降，使国富民穷局面恶化，导致民间消费不振。各级人大和政协都缺乏对征税权的制约，缺乏对政府财政预算的制约。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发挥人大系统的独立监督作用，经常性举行各种听证会。

其三，将农村土地私有化，并取消户籍制度。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城市公民，让他们享受和城镇居民同样的权利和收入、福利待遇。这不仅能让农民工得到本来就该有的尊严，也必然使几亿农民工的收入增加，带来巨大的消费动能。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体系，完善各类金融市场，由此解决好老百姓的未来生活安全问题，使他们今天能更大胆地消费，加速整个经济的发展。（《博鳌观察》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