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我去了一座位于土耳其安塔基亚(Antakya)、距离叙利亚边境不远的犹太教堂。从那以后，这件事就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安塔基亚有一个小型的犹太人社区，直到如今，社区居民在节日的时候还会在这个不大的西班牙裔犹太教堂里聚会。安塔基亚还以其清真寺的马赛克图案，以及其东正教、天主教、亚美尼亚基督教和清教教堂而闻名。在叙利亚内战当中，叙利亚阿拉维派和逊尼派以身份为依据互相残杀，库尔德人正在建立自己的飞地，基督教徒四处躲藏，而犹太人早就不见了。我在周五刚刚跨过叙利亚的奥伦提斯河(Orontes River)，拜访了卷入内战的逊尼派叙利亚自由军(Sunni Free Syrian Army)，怎么还能在周六就前往土耳其的犹太教堂呢？

这告诉我们什么？在我看来，这件事提出的问题是，在今天的中东，是否只有三种统治选择：铁血帝国、铁拳，或是“铁穹”(Iron Domes)？

当阿拉伯世界被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时，多数派和少数派相对和谐地共存了大约400年，原因是逊尼派奥斯曼人通过他们建立的铁血帝国垄断了政治。虽然有例外，但大体上讲，奥斯曼人和他们的地方代表掌控了像大马士革(Damascus)、安塔基亚和巴格达(Baghdad)这样的城市。像阿拉维派、什叶派、基督教徒和犹太人这样的少数派虽然是二等公民，但也不必担心自己没有统治权而受到伤害。对于自己的臣民，奥斯曼人有一种“自己活也让人活”的心理。

当英国和法国在阿拉伯东部地区拆分奥斯曼帝国时，他们把各个奥斯曼省份打造成国家——还起了像伊拉克(Iraq)、约旦(Jordan)和叙利亚(Syria)这样的名字——这和民族学地图是不相符的。所以，逊尼派、什叶派、阿拉维派、基督徒、德鲁兹派、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犹太人发现他们被一起圈在了为了满足英法利益而绘制的国境线以内。那些殖民势力控制住了所有的人。但是，一旦他们撤退之后，这些国家就宣布独立，权力斗争由此开始，少数派也失去了保护。最后，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我们见证了一帮阿拉伯独裁者和君主的崛起，他们让“铁拳”（以及多个情报组织）臻于完美，以便坚定不移地为他们的宗派和部族攫取权力——而且，他们还通过武力来统治其他的团体。

在阿萨德(Assad)家族的铁拳统治下，叙利亚的少数派阿拉维派实现了对多数派逊尼派的统治；在萨达姆(Saddam)的铁拳统治下，伊拉克的逊尼派少数派统治了占多数的什叶派。但是，这些国家从来没有尝试培养真正的“公民”，让他们能够分享权力，和平地进行权力的轮转。所以，你今天在阿拉伯世界觉醒国家——叙利亚、伊拉克、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和也门——看到的一切是产生于一个没有铁血帝国、人们奋起反抗铁拳独裁者的背景。你看到的是正在进行的权力争夺——必须等到某个人制定出一份关于各团体如何分享权力的社会契约才会停止。

以色列人用第三种模式来应对阿拉伯铁拳统治在他们周围瓦解的现实——包括黎巴嫩和加沙地区拥有导弹的武装分子的出现。以色列在自己四周筑起一堵高墙，配合其“铁穹”反导弹系统，把约旦河西岸封锁起来。这两项工作都非常成功——但是也有代价。高墙和“铁穹”使以色列的领导人能够推脱责任，不需要想出创造性的办法来解决其内部的多数派/少数派问题，问题的来由则是存在于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地区的巴勒斯坦人。

政治上讲，我对眼前的一切感到震惊。就右派而言，在利库德集团(Likud Party)内部， 至少和世界还有联系、说英语并且尊重以色列最高法院的老一代领导层正在最近的预选中饱受排挤，对手则是一个崛起的极右定居者激进分子团体，后者深信巴勒斯坦人不再是威胁，没人能击退35万定居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他们的想法部分归功于那堵高墙和“铁穹”。这个如今执掌以色列的极右团体十分傲慢，对美国的担忧显得十分冷漠， 以至于宣布要在约旦河西岸的中心地带修建一个巨大的定居区，以此报复联合国给予巴勒斯坦观察员资格的投票决定——尽管美国已经尽力阻止这次投票，而计划中的定居区又会使巴勒斯坦国不可能拥有完整连续的版图。

虽然有例外，“铁穹”和这堵墙还使以色列的左派和中间派完全看不到以色列占领的后果，以至于他们参加1月22日选举中的主要候选人——包括那些来自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的老劳动党(Labor Party)的成员——对和平理念提都不提，只知道对右派在这个问题上的优势地位做出让步，并把注意力集中于降低房价和缩小学校班级的规模。一个定居者领袖告诉我，约旦河西岸如今最大的问题是“交通拥堵”。

我很高兴，这堵墙和“铁穹”正在保护以色列人不受那些心存歹意的敌人的伤害，但我也害怕，这堵墙和“铁穹”还会使他们忽视那些他们依然急需面对的真相。

翻译：叶凡非（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