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龙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对于那些靠文字生活的人而言，语言也是一种江湖。海明威说，他的《战地春梦》第一章改了五十几次，他觉得第一次起草的文字必定是狗屎。王尔德说，他花了整个上午去校对他的一首诗，把一个逗号删掉了，到了下午，他又把逗号放回去了。众所周知的贾岛先生，更是凭借“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的故事，将这一招“推敲”的经典动作，永恒地定格在了大唐的文学时空里。可惜他们都已经死了很久很久！这些认真的作家倘看见今天的人们，心不在焉地听着、说着、读着、写着一些明显经不起推敲的文字，要不在地底下“咸鱼翻身”，也非气成《狂人日记》里的“某君昆仲”不可。
标语汉语
1998年9月24日，国家图书馆门前的马路两边竖起了高高的广告灯箱，上写：“做一个自立、坚强的下岗人！”呜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将这样一句话堂而皇之制作成广告灯箱且公之于众，显然有了广而告之、号召鼓励、宣传推动的意思，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六、七十年代流行上山下乡，八十年代时髦下海，九十年代则倡行下岗了？除此以外，还有矗立在经济开发区的“三年大变样，决战在今年”，横陈在建筑工地的“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抓安全、促生产”……
喊口号、写语录、刷标语，这一套做法到底有多少现实的力量，我至今心存犹疑。那笔制作广告灯箱的钱，如果直接用来帮助一些下岗的朋友，想必一定更受欢迎。
商业汉语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节目中这类暧昧的词语层出不穷，简直令人瞠目结舌。这些多在内衣与药品等广告中出现，鼓励人们该挺的地方一定要挺，该硬的地方也一定要硬，要“挺胸抬头”做人。
为了追求广告的轰动效应，一些企业、广告经营发布者，竞相采用篡改成语的方式，极大地妨碍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恰恰是正在学习成长的青少年一代。比如，一些感冒药的广告词就惯于将“刻不容缓”改成“咳不容缓”，霸道得简直没有道理。
前些年，台湾歌星张惠妹小姐要来北京开演唱会，北京的娱记借势炒作，在报纸上大肆鼓吹“妹力四射”。哪个没出息的家伙自作聪明，将“魅力”演绎成“妹力”，以为跟张小姐的名字沾点边，可以大作吹捧文章了。
可是，《现代汉语词典》解释“魅力”为：“很能吸引人的力量。”那么，“妹力”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这个妹妹有力量？可张小姐并非女子举重运动员呀。“妹力”究竟是什么东西，还能“四射”呢？
歌词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写“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流行歌手可以挤眉弄眼腻腻歪歪唱“很受伤，很受伤”，但是大众传媒不能很糊涂很没谱，装腔作势瞎起哄穷“煽乎”。
通稿汉语
有些记者混成了老油子，习惯了“跑会”，一天赶好几个场子，拿到新闻通稿，不闻不问，稍加涂改便发表出来了，连“的”、“地”、“得”都分不清楚。或者限于时间、精力，对一些采访报道往往采取急就章的方式，连重读一次、修改一遍的工夫都没有。这样出来的文章自然难免漏洞百出、荒唐可笑了。大小会议及相关新闻报道中，凡是工作，无不“加大力度”，凡是活动，无不“掀起高潮”。而更要命的是，一些原本在会议上流行的用语，也因那些“要命的”记者的作为，变成了传媒“标准用语”：
基本——班子基本团结；干部基本称职；制度基本健全；意见基本统一；态度基本端正；工作基本扎实；检讨基本深刻；调查基本细致；认识基本到位；反映基本属实；错误基本改正；问题基本解决；目标基本实现；任务基本完成；上级基本认可；群众基本满意；等等。
原则上——这个问题，原则上是同意的；这个建议，原则上是可行的；这个做法，原则上是允许的；这个情况，原则上是支持的；这个要求，原则上是合理的；这个批评，原则上是接受的；等等。
主要的和次要的——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贡献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优点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赞成是主要的，反对是次要的；表扬是主要的，批评是次要的；经验是主要的，教训是次要的；等等。
美国时代杂志集团总编辑、已故的赫利·多诺万（HedleyDonovan）曾经谈到传媒的操守与责任，要求“warmth without sloppiness;sharpness and snap without cruelty;worldliness without vulgarity”，香港作家董桥译为“温馨而不伤感；尖锐而不凉薄；入世而不低俗”，以为这是优质媒体的晨钟暮鼓。
突变汉语
在当下这个情欲发达的时代，“二奶”、“二公”蔚然成风，甚嚣尘上，犹如成人用品商店、公共厕所一般散布在城市的角角落落，散发着妖艳妩媚的光芒。
这两个新生的词语的社会学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较之于“古已有之”的诸如面首、断袖、分桃、龙阳这些身份暧昧而且意思含蓄的词语，“二奶”、“二公”不但意思明白而且态度宽容，以江湖帮会排座次的方式公开承认了夫妻关系之外的其他两性关系，这是对现行中国婚姻制度的一次公然挑衅与封建复辟。
与此同时，另外两个语义朴素、生动饱满而且十分体面的词语，在当下也忽然变得阴柔诡谲、不伦不类、不那么体面了：同志——这个过去社会性极强、用于对他人的亲切称呼的词语，如今异化为对同性恋者的隐喻；小姐——这个原先用于对有地位的未婚女性的尊称的词语，如今明确指代妓女这类性工作者！
还有，农民——这个《现代汉语词典》定义为“长时期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的光荣的词语，长时期被一些自以为是、自我优越感极度膨胀的家伙恶意挪用，形容受教育有限、地位地下的人。而小资——这个新生的、一度被那些追求时尚、思想前卫的年轻人引以为荣的词语，后来却莫名其妙变了味，变成了见面时彼此之间的一种调侃：“你小资！”“你丫才小资！”“你全家都小资！”
一个人对待语言的态度，取决于他的生活品质与审美情趣；一个社会对待语言的态度，则彰显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品质与审美情趣。
网络鸟语
时尚与词典是一对矛盾的组合：时尚是流动变化的，时髦的词汇不断地产生，不断地发生转义和衍义；而词典是稳定的，其收入词条的标准之一就是稳定。所以，在时尚与辞典之间，注定了将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对抗性”游戏，注定了将出现人们抱着严肃的《辞典》大呼“哇塞！酷毙了！帅呆了！”的“双面”场景。
这种“双面性”属于E时代典型意义上的“鸟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心安理得地扮演着卑微麻木的角色，忠诚信奉于三缄其口沉默是金，而内心深处却时刻洋溢着对话语表达的急切渴望。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网络化、数字化时代，闪烁发光的电脑屏幕与神通广大的网络搜索重新敞开了一个无限虚幻的美丽新世界，并且只有身在“此”处，他们才重新找回了自由和欲望，蓄谋已久的犬儒主义哲学才会像烟花一般热烈绽放出来。
于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网络暗语、网络写作出现了！正如公共厕所里的涂鸦一样，“鸟人”们差不多都以匿名和假面存在，网上几乎都是陌生人。作为一种借助技术存在的后现代多元文化的景观，很难不说这是一种无实体的杂说与交流：没有地域、等级，没有种族、性别，没有口音、笔迹，言说者就仿佛一群水母在神秘之海自由飘荡聚散。
一本《网络时尚词典》记录了这样一些网络暗语、游戏符号和脸谱语言：斑竹（版主）、GG/MM（哥哥/妹妹）、大虾（大侠）、东东（东西）、伊妹儿（E-mail）、黑客（Hacker），等等，它们一部分来自于网络空间里被篡改、被简化
的中国传统词语，一部分则属于舶来品；又如带宽、ISP这些非常古怪的科技术语，一旦被人天天挂在嘴边，叫得多了，最后竟成了俗语。又比如，20160（爱你一万年）、515206（我已不爱你了）、865（别惹我）、:-T(一张诚实的脸)、:-]（下巴都被吓掉了）、:-};-}（暗送秋波）、(:[(一条菜青虫)……这些数字和符号的奇怪组合，已经成为网络时代表达感情的有力方式，并且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网络时代、数字时代的时尚特征。
洋文谜语
WTO、APEC、OPEC、GDP、CBD、DND、PPA、GSM、CDMA、MCSE、ACCD、UFO、CCTV、CT、IP、IC、CI……这一连串的英文简称在我们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中随处可见，可是一般人除了认识“世贸组织”、“中央电视台”等有限的几个简称外，其他估计就得猜谜语了。传媒中大量出现从IT到XP，从B2C到B2B，从CEO到CIO到CFO到C什么O，等等，都是记者们在自以为是地嚷嚷，可是，当你问他们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时，恐怕许多人要用英语来蒙你了——“You ask me，me ask who？”
我们的确“入世”了，的确“申奥”成功了，在经济、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也的确需要在很多场合遵循国际惯例使用国际通用语言文字，可是别忘了，我们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是办给谁看、谁听的？是办给中文读者、中文受众的！
中国台湾作家龙应台女士会多国语言，正经八百外语系科班出身，但无论在演讲还是闲聊中，从不夹洋文。她说，汉语极为丰富，完全可以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在这一点上，近现代中国出过国留过洋且又充当了白话文先锋干将的那批中国文人，似乎起了一些不好的作用。
“大话”汉语
有一阵子，教育工作者急了：怎么现在的中学生写作文都爱来一笔“曾经有一段……如果加一个期限，就是一万年”？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大化西游》中的经典对白，被成千上万想像力枯竭的青少年改编成了不同的版本津津乐道，这是事实。可是，教育工作者自身也应该反省，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接触新鲜事物的通道越来越多的“新新人类”，怎么能继续用“三段论”的老套方式去教育呢？难道还要让他们继续我们当年的作文风格，不厌其烦地“记一件小事”，“记一次劳动”，毫无生活体验、无病呻吟地去写什么“日月如梭，光阴似箭”？
方言汉语
诚如宋祖英女士歌唱的那样：“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56个民族73种语言，30个有文字的民族共有55种现行文字，其中正在使用的有26种。早在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就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定名为“普通话”，但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开始流行学广东话，九十年代改说上海话。前一阵子电视直播全国关注的重庆綦江彩虹桥倒塌案庭审时，我们竟然还看到当地的辩护律师自始至终大操方言侃侃而谈。
2002年1月4日《法制日报》的一则报道更是让人哭笑不得：“2001年8月，上海某文化传播公司和浙江一家企业的一场诉讼在浙江某法院开庭。在长达三小时的庭审中，法官和浙江那家企业的代理律师一直用方言询问、对话。来自上海的
一方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感觉到非常愤怒，认为法官恶意使用方言，有失公平，要求他们说普通话。但无论他们如何提醒，法官和对方代理律师都以自己不会说普通话为由，依然我行我素。”
其时，这场庭审距2001年1月1日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已逾半年。对于特殊行业从业人员的通用语言水平，语言文字法做出的规定是强制性的，法官判案时不说普通话，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模糊汉语
老百姓，这是一个语焉不详的词语。《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口）人民；居民（区别于军人和政府工作人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看见、听见有人自称“咱老百姓”，一脸豪迈，劲儿劲儿的，几乎忍不住要唱起来：“咱老百姓，今儿个真呀么真高兴！”高兴什么呢？是高兴自己属于人民呢，还是高兴自己属于居民？其实，说人民，概念太宽泛，谁代表谁呀，大家都是一伙儿的；说居民呢，也不合适，军人和政府工作人员难道就不属于人民了？如果某位军人或某位政府工作人员站在那里说“你们老百姓如何如何”，这话听着居高临下挺别扭；如果自己站在那里以“老百姓”自居，言必称“咱老百姓怎样怎样”，听起来也没意思；所以，不如从此取消“老百姓”这个词语，大家都改叫“市民”或“公民”。
而“有关部门”同样是个语焉不详、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词语。有关什么？跟谁有关？为什么不像鱼缸里的金鱼呢？如果有一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的新闻报道中不再出现“有关部门”，而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势必又前进了一大步，当浮一大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