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下午，我们开车从花都回来。暮色降临，空气中烟尘弥漫，天空阴云低低地压下来，远近的城市和村庄蒙在一层灰暗之中，破败而肮脏。稀稀拉拉下起了雨。车上有人感叹——看这样子，世界末日真的要来了呀！沿路上，远处散落在各处的是大大小小的布料、皮革以及服装厂，公路两旁是密密麻麻的物流公司。路上堵得要死，30公里路程，开了两个小时。7点多钟，我焦急地赶回了家。
一进门，黄学旻在哭（朋友的小孩，暂住我家上学。8岁）。刚才我打电话，家里电话一直占线，估计他在给他爸爸打电话。今晚家里没有大人，爱人让邻居做好饭送给过来给儿子和黄学旻吃。儿子在做作业，黄学旻说：饿——饭还没有送过来。我也饿了，打电话，邻居说：马上就来。我问黄学旻为什么哭。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说：我要玩电脑！
我说：不行。黄学旻又哭起来了。说：世界末日到了，就让我玩一下吧！我苦笑了一下。说：不行。我问谁告诉你世界末日到了。他说：放学的时候，找梁尚元（我儿子）拿钥匙，他们几个同学正在谈论玛雅人的预言。这时，儿子从房间出来，说：他们说着玩的，又没有故意吓唬他。黄学旻恳求我：明天我们都要死的，你就让我玩一下电脑吧！我说：如果明天不死呢？
我知道，黄学旻是真的相信世界末日的。黄学旻相信世界末日，主要来自他的个人经历。他年轻的妈妈去年10月3号在他的眼前死去，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他，死亡是眼前的真实事件。他从此担心怕黑。他相信世界末日，就是相信死亡是真实的。我随便安慰了几句，这时邻居的饭送过来了。我们都饿了。一桌子饭，风卷残云，吃两个精光——管他什么世界末日！
饭后，我给黄学旻的爸爸打了个电话，我知道，黄学旻打电话给他爸爸，主要是家里没有大人，他怕。但他电话里没有给他爸爸说世界末日这件事。吃完饭，黄学旻还嘟嘟囔囔要玩电脑。我敷衍一两句，也不太理他。他一个劲问：曾阿姨怎么还不回来！他要我电话，但电话没人应答——爱人正在为世界末日做头发，顾不上接电话。我笑着说儿子：你看，黄学旻一个劲地找曾阿姨，可是你也不关心一下妈妈。儿子打了一个电话，没人接。他耸耸肩膀，一笑。
9点钟，我催促两个人洗澡，让他们先睡了。爱人回来的时候，黄学旻已经睡着了，儿子爬起来，迎接妈妈。说：你怎么弄成个老太婆了，给我弄回去！爱人说：我花了7个小时600块。你真扫兴！儿子说说就去睡了。晚上12点多，我听到黄学旻在喊——他说要喝水。我知道，他真实的目的，是让你看他一下。他真的怕。我故意说，我睡了。他又叫了几声。我起来，给拿水喝。但是，睡下没有多久，他又在叫。他在问——几点了。他是想知道21号到了没有。我手边没有表，就随便说1点半了。他不信，要我看看表。我说，我从电脑上看过了，没错。那边传来他的一声笑：世界末日过了？
他睡着了，这次估计是踏踏实实地睡了。但是，过了又一会，我正在朦胧中，黄学旻站在了我的床边，他要我陪他上厕所。我心里气气的，这家伙，就这样折腾你。我爬起来，陪他上了厕所。他从厕所出来，到客厅看了一下表。1点40时。“耶！世界末日过了！”——他一个晚上都在操心这件事！上厕所是假，看时间是真吧。我没好气的说：赶紧去睡！你再折腾，真是末日要到了呢。早餐，我隐隐约约听到黄学旻在床上，一边穿衣服，一边高叫：真爽耶！
预期中的世界末日没有到，但2013年的新年不期而至。这几天我想：怎么总结2012年呢？我对2012的总印象，很像20号晚上阴霾的天气和一路上拥堵的世相，是一个末日之年。但一想，这也许是我的个人错觉吧！很多人未必认同我的愚见。假如一个北欧挪威森林里的女孩，耐不住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寂寞，恰好在2012年的中国经历了一场闹剧。假如是一个非洲肯尼亚的倒爷，也是恰好在2012年的中国经营了几单买卖。再比如，加藤嘉一，2012年他在中国成就了名声，也中国式地暂时倒掉。他们的看法一定和我不一样，他们一定会觉得：2012年在中国的经历让他们不曾虚度！
比如，重庆事件，那位挪威姑娘觉得是最戏剧化的一幕。这样的事情，挪威再过一万年也不会发生，真是可惜。唱红歌有那么大的魔力，能把一个人唱成神？这种事只有上帝，或者巫术能办得到。怪不得有的人死了老娘也不吊丧，却跑去唱歌，大概真的能够催眠。打黑更够刺激，活生生就把别人的财富给端掉了，而且让你死，就得死。最让挪威姑娘惊叹的是王立军夜入使领馆一节，再加上薄督的一击耳光，这简直是只有上天才能安排的情节，靠凡人的脑袋是构想不出来的。另外，看着两个男主角，都够帅气的，也有一种生理上的满足感。但这么好的演员，可惜再也不能演了！这一点中国不如好莱坞。
看看极夜的北欧，挪威的政治太乏味了，死气沉沉的——这也是她离开的原因。因为是习俗约束下的比赛，不会出现意外，也就不可能有创意。对了，中国的政治是艺术表现——这个发现让她得意。艺术，也只有艺术，才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神来一笔，让你惊叹不已。怪不得中国人把历史当小说来读，原来它本来就是艺术。挪威姑娘的下一个想法是：到北大去，找一个中文系学生继续学好中文。她设想——这个北大学生最好是长得帅的，他们可以一边谈风月，一边学中文。等中文学好了，就读中国历史——真实的艺术胜过艺术的真实一万倍。她要在中国住下去，享受中国历史和现实给她准备的娱乐大餐。
但非洲肯尼亚的倒爷有他自己的观感。他觉得在广州这个地方太好了，虽然有时有人来过查一下护照以及居留期等问题，但总的来说，自由而舒适。夏天，他把老婆和小姨子也带过来了，在小北一个巷子深处租了一套房。现在，一家人和周围的居民混得很熟了。小姨子都可以和巷子口几个小伙子打情骂俏了。老婆正学习和楼下几个妇女婆打麻将哩。倒爷整天穿梭在三元里窄小、肮脏的个体服装厂，看着北方的廉价劳动力为自己的订货忙碌，心里美滋滋的。倒爷平时和各种服装作坊里的小老板往来，但晚上常常在巷子口的一个小排档里和几个中国屁民喝酒谈天——他说的汉语是半吊子粤语。
有几次在酒桌上，他被问到肯尼亚是不是有皇帝。他被问蒙了。他认真的解释说，肯尼亚是一个民主国家。“很像法国的政治制度，内阁制，你们知道不知道法国呀？”于是，桌子上几个中国屁民笑起来了。“什么！法国，肯尼亚像法国，是民主制？”肯尼亚倒爷进一步解释：我们的政府是投票选出来的。他的中国酒友满脸通红，他们原来以为肯尼亚是一个蛮荒之地，居然是民主制之类的“邪道”，真是奇了怪了！桌子上的话题从国际问题，转移到了国内的问题，中国公民认真地讨论关于9个常委，还上7个常委，以及谁谁谁入局，谁谁谁出局的传言和信息。
对于中国政治肯尼亚倒爷不关心，常常是听听而已。前不久，他们又在一起喝酒。这顿酒是一个赌局的结果。什么十八大结束了，他的一个中国酒友兑现前面的赌局——他输了。他猜错了一个常委。酒桌上，大家举杯庆祝中国政治权力顺利交接。肯尼亚倒爷也附和着大口喝酒庆祝。后来大家喝多了，肯尼亚倒爷想恭维一下自己的酒友，他小心翼翼地说：中国的政治比肯尼亚好玩，也省事。不需要费事投票，只需要猜，而且人人都能猜对——这和人人投票一个理。他幽默地说：下一次，到那个“大”的时候，一定提醒我，我也赌一下，输了请你们喝酒。几个酒友异口同声，说：不行，这是干啥内政！那能行！
对于加藤嘉一的2012年，用人民日报的话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前一阵子岌岌可危，被揭露学位作假，要倒掉了。不过，他暗暗庆幸——幸亏在中国！于是，他学着唐骏之流，最近又一点一点地浮出来了。他看透了中国，这个地方，真的东西不一定长久，但假的东西绝不会倒掉。他研究了近些年中国的网络事件。他发现很多成功的商业操作都是从造假开始，接着都卖了个好价钱。而且一旦被揭穿，主流一定会力挺——因为，正是主流是作假的主体。因此，他也尝试了一下，成功了，被揭穿了，他下一步的实验是：把他的日本同胞气死，让他们看看中国逻辑怎么制造不倒的神话。
前一段时间，加藤很忙。他正在倾力关注中国2012年最后一年大事——莫言获奖。莫言获奖如果发生在日本，或者直接说，如果村上春树获奖，日本人一定自豪，村上一定体面。但是，这件事在中国好像“喜鹊窝里掉了一根驴毬”——不识为何物，吵翻了天。很多在哪里吵的人，多数连他的作品都没有认真读过。包括官方的褒奖者，和民间的质疑者。加藤看明白了，这是中国的现实——没有形成共识的基础了。不过，对于一个外来者，加藤对此只是感到好玩，而且窃喜。从引发争议，甚至冲突这个角度讲，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真是选对了人。他也要好好地利用一下这个机会，经营一下自己的买卖。
上面是我瞎猜生活在中国的局外人对中国2012年的看法。我蒙：在他们的眼里，身边的事情也许都是遥远的戏剧，只有娱乐的意义，或者商业的价值。但是，我，或者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人，终究不能自外于世道。我突然想：那些移民了的富豪和贪官家属是不是以局外人的眼光看待曾经的祖国发生的事情——很有异国情趣呢？去年，我宣称：2012年，我要“退步”，具体讲，就是像做生意一样地经营一点“学”术，为家人赚取一份生活的资本。但岁终年末，碌碌之中徒然感到前景的无聊，经眼的繁华在抑郁的心底变成一种尸腐味！
也许所谓末日，皆是为个人而设，就像12月21号之于我家的黄学旻一样，我的所谓“末日之年”，只是现实在我个人心镜上的反射，与盛世无关！与盛世无关！
2012-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