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要再写一本关于义和团战争的书呢?关于这个题目的流行著作自1900年以后已出了不少。同时,针对这个特殊的历史事件似已有大量的学术著作、回忆录和日记加以广泛的叙述。尽管如此,一个多世纪已逝去,关于义和团战争的来龙去脉仍未被说清楚。在20世纪的历史研究中,很少有像义和团事件那样受到了如此众多的神秘主义者和学术界专家们的青睐。保罗柯文几年前出版过一本很有趣的著作,“历史三谜：义和团作为一个事件,一种经历,以及一个神话”。柯文的讨论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但是,我与他争执后认为，他的第一调,即历史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尚处待定状态。在所谓“义和团研究”的学术领域内迄今存在最大的问题是过于强调所谓“义和团暴动”,而对“义和团战争”本身则多由流行作家,而不是真正的史学家来关注。
这个题目花了我近10年的功夫。在研究了9个国家,再加上中国的史料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要将传闻式的这段历史成为信史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文化上的理解与语言上的能力只不过是两个主要障碍。我本意是在2000年,即义和团事件百周年之际出版一本关于它的全史。但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意识到不可能。因为有如此众多的国家卷入这一事件,而大量的一手原始材料几乎未被学者动用过。在此书中,我只能将此事件叙述一半,而且未必很成功,也就是说我只讨论了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即到1900年6月20日为止,当时清庭已决定宣战,臭名昭著的围攻使馆事件亦已开始。当然，恰恰是这场战争的起源最扑溯迷离和令人费解。战事本身倒相对有迹可寻，不难理解。
我对“义和团研究”迄今为止的中外著作的最大不满是文化上的偏激观点充斥其中。英、美世界的著作往往倾向于贬低他国他民族在该事件中的表现。同样,他国的著作也对英国人和美国人多有诋毁和中伤。那些在围攻使馆事件中幸存的外国人则多在战后相互指责对方应为这一悲剧负责。传教士们抱怨外交官的傲慢，而外交官却反过来指责传教士是祸源之首。驻华新闻记者对两方均有微词。那些传统的文化帝国主义者们用黄祸眼光来看这一事件。而那些受爱德华萨伊得的“东方主义”观点影响的中国研究专家则反唇相讥，指出“黄祸论”实为真正的罪魁祸首。总之,在对这一事件的研究中至今缺乏一种超脱、持平和跨国度的著作。
当然, 我们不要对文化偏见的存在大吃一惊。在英语世界里，早在1901年伦敦街头就上演过木偶活报剧，将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描绘成一介懦夫。而1959年好莱坞的经典巨片“北京55天”将查尔顿赫斯顿(饰演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和大卫 尼文(饰演英国公使)描绘成55天使馆被围中仅有的两位英雄。在非英语国家里,让 马必尔的流行名著“北京的血红色的夏季”(1978年法文出版)，或者赫尔曼施莱伯的小说“北京的受害者：克林德公使之死”(1936年德文版)则对英美人士的表现不敢恭维。这类文化偏见在各种文字的数百种回忆录，以及大量的当事人战后出版的日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我的研究,相当一批所谓“日记”是在使馆解围后添加甚至杜撰的。只要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仍然是个迷,个人情感仍将占上风，文化偏见的怪影将挥之不去。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存在于几种因素之中。首先是满清政治在睿智的恭亲王去世后出现内在的失衡。其次是外国传教士与普通中国人民的矛盾不断加深。再者，帝国主义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竞争在甲午战争后迅速加剧。特别是后起的列强德国和意大利以进取姿态挑战脆弱的英-美体系。满清王朝的百日维新以悲剧和光绪皇帝被软禁而告终。年轻的锐意改革的光绪虽未被黜，但帝号已名存实亡。与此同时,旱涝灾害肆虐华北地区，而谋立光绪接班人的危机开始危及摇摇欲坠的帝国体制。以上这些因素中当然都含有义和团战争起源的线索。但是，一般人都忽略这样一个史实：义和团战争是一场非常奇怪的战争，即由一个国家向全世界最强大的11个国家同时宣战。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固然是常例，但中国一国向世界所有的强国开战则是特例。这种做法非但与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历史不合拍，而且与中国古老传统的联盟外交哲学相脱节。此外，还有史无前例的围攻使馆行动，这与以礼仪之邦出名的中国传统大向庭径。
1900年以来，对这场战争的起源有好几种假设理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无非三种思路：一，在西方最流行的是文明冲突论。按照这个理论，这是中国野蛮文化与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这是一场落后与先进,“中世纪”对抗现代化，以及异教徒抵制基督教文化的冲突。对这种理论，我们只要欣赏一下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画家茹尔根科那克福斯的代表作“黄祸”(作于1895年)便一目了然。
然而，1900战后的几十年中，文化帝国主义论者地位大降，“黄祸论”也开始失去市场。学术界对此论已不能接受。遗憾的是，我认为黄祸论又开始以其相反的面貌出现。很多学者为了反对文化帝国主义论而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们往往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上,从而忽略了对战争起源的研究。由于义和团运动在新中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官方学者得以搜集和编撰大批原始档案史料，从而大大刺激了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而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原本另人生畏的“拳匪”得到平反昭雪。应当注意的是，义和团运动本身完全不足以解释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多卷“剑桥中国近代史”关于这段历史未能就义和团战争的起源提供任何系统的解释；美国学者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是在中国山东义和团研究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基本上不提这个事件关键一段历史，即1900年的春夏时期。英国学者维克多普赛尔的“义和团起义的背景研究”在义和团究竟是反清还是保清的问题上则模棱两可，不敢下判断。美籍华人切斯特 陈的著作“义和团大悲剧”虽然讨论了中方的某些考虑，但其所用的史料属最早的一批，早已过时。同时，陈对列强政府的外交及内政更缺乏了解，基本没有采用国外的史料。上述的这些最主要的研究都是局限于某个方面或某个问题，接触面太窄，当然难以有说服力。我以为，义和团运动本身对解释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关系并不大。相比之下，列强各国政府和它们的驻华使节在这段时期与清政府之间存在的种种误解恐怕更能说明问题。
显而易见, 围绕这个事件的种种谜团能够一直吸引学者和流行作家是不足为怪的。流行作家的兴趣主要在外国人如何经历和看待这个事件，而学者则往往关注中方的角度。这种约定俗成的“分工”尽管泾渭分明，互不干扰，实际上正是多年来持续制造新的谜团的根源所在。其实, 整个义和团事件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流行作家特别热衷于将中方的表现神秘化, 中国政治深不可测, 玄妙无解,这样就比较容易将1900年的中国描绘成一种典型的野蛮国度, 从而为文明人如何在野蛮环境下生存的主题提供了最佳场景。学者则为义和团的神秘主义的行为和信仰如醉如痴，而对外国人在华的行为不感兴趣，认为与其研究的主题无甚关联。因此，迄今为止, 除了极少几部关于双边关系的著作对两方面均有涉及，例如爱德蒙 威勒的“英国、中国与反洋教运动”，还没有出现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全面研究成果。现实上，中外的两个视角决不可以分开来研究。如果将两部分合二而一，谜团即可解开。其实，满清政府从传统上对任何农民起义必定要镇压的政策转变为鼓励义和团运动的奇异现象是完全可以解释的，并非是谜。清廷最高当局在1900年春夏之际的优柔寡断的政策取向也无神秘可言。从逻辑上可作如下解释：清廷违反传统的内外政策行为只能由外来因素, 也就是说, 由外界的威胁所产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黄祸论”还不能轻易地被否决。“黄祸”情感确实对列强驻华使节和各国的政治家有重大影响。它能解释德皇的变幻无常的行为，它也能解释日本政府和外交官在同样面临“黄祸论”的困境下只能有意识地保持沉默，并在1900年上半年的关键阶段无所作为，未能阻止战争爆发。它更能说明列强的对华外交实际上由欧洲大国政治所左右。如果仅将反黄祸论的情感变为赞扬义和团运动的工具，那么很多立足于文明冲突论的学者的研究就偏离了正题。他们至少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之一而未能解决义和团战争的起源问题：1、由于存在各种相互矛盾的单一起因的论点而不能自园其说；2、前后逻辑上不能一以贯之。
第二种研究思路是将战争起源直接怪罪于在华的当事人，主要是传教士和外交官。但这种流行观点的出发点是认为传教士过于嚣张, 而外交官则愚昧无知。此论在流行作家中最为普遍。特别是乔治·斯泰格、保罗·克力门斯、维克多·普赛尔以及彼得·傅莱明、里查德·奥康诺尔、埃格伯·基泽和让·马比尔等人的著作。诚然, 在义和团事件的初始阶段, 传教士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但究竟是何作用还缺乏细致的研究。 围攻使馆事件的幸存者之一, 奥匈帝国使馆的临时代办阿图尔·冯·罗斯通医生在他未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说过: \"如果我是中国人, 我也会参加义和团。\" 尽管如此, 将战争起源的总体完全归罪于传教士是不公平的。
外交官的作用已被流行作家们大加鞭笞和嘲笑。他们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外交官对即将到来的仇外大屠杀毫无预感，对现实的危险视而不见。因此,那些对危险有高度警觉的人的感觉，特别是传教士的感觉反而是正确的。这种观点与上述对传教士的批评一样不着边际。因为清政府并无仇外大屠杀的恐怖计划。任何政府的对外开战的决策都是政治与外交的决策。历史上绝少有政治领袖视开战为儿戏。就义和团战争而言，清廷的开战决定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多国决策过程之间的互动。列强政府和清廷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谨慎的。然而，列强在华外交官的行为却与“谨慎”二字相去甚远。
第三种思路源于现代帝国主义理论。这个观点认为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争夺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武装冲突。此论在前苏联和中国的史学界曾十分流行。在西方也有不少支持者。如果义和团战争发生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 此论方可成立。事实正相反。这场冲突是中国为一方，而主要列强为另一方。更有甚者，中国的一些教科书曾将它描述为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的英勇壮举，而清廷迫于人民压力也进行了反抗。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上述三种大的思路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假设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义和团最先启动战争风云; 满清权贵为仇洋开战; 而列强争斗难免一战。 因此, 不少学者以为, 将这三种说法揉合在一起,就可全面地加以解释。但是，即使如此，还是没有解决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同时向九大列强同时宣战? 中国的史料没有表明清廷有大规模屠杀洋人的计划的任何证据。因此，清廷在战和问题上的两难和谋略只能说明宣战者太弱而不是太强。应该说，慈禧太后在开战的最后关头仍然举棋不定。开战决定实际上是被动的。此外正式开战诏书所用的奇怪的语言也与国际公法不合。既不指明某个国家，又不说明开战的具体原由，只抽象地宣布中国愿意接受挑战。所以，宣战诏书最多只能算宣布对方为“不受欢迎的人”的外交照会，尽管其措辞极为强烈。笔者认为，此诏意在恫吓与威慑,不在开战。
当然，西太后如何默许拳乱的政策很难被证实。因为她没有留下私人文件。这不等于说义和团战争的起源永远是不解之谜。我们可以围绕太后的所作所为寻找证据以力图得出逻辑上站得住脚的解释。慈禧本人和大批的高官都曾确认清廷在这一阶段的政策受假想的外来威胁所主导。问题是这种说法是否可信？
在联军方面，可以肯定的是，主导思想是恢复在华的均势。即使是后起的德国和意大利也不敢心存瓜分中国的野心。各国的档案史料中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列强曾计划以瓜分非洲的方式肢解中国。此外，各国政府在1900年上半年都力图阻止中外冲突的升级，那么，如何解释这一时期的失控局面，从而在华北导致一场大家都不希望发生的荒谬的战争?这就是本书研究的出发点。
多年来, 我致力下工夫掌握这场战争有关国家的所有语言，但未能拿下俄文。在此，我深切怀念一位年轻的俄国史学家，圣·彼得堡大学的教授维克多·布特涅夫斯基。他几年前不幸英年早逝。十年前我俩同是耶鲁大学的奥林研究员，受保罗·肯尼迪教授邀请参加军事史研究项目。在纽黑文我们同住的公寓里，维克多向我介绍了大量的俄文文献。这些文献对本书的第二部，即战争过程本身非常有帮助,我在此对维克多的友谊和耐心表示深深的怀念。
（该书英文本由英国RoutledgeCurzon 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中文本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