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以中华民族的血脉为纽带，认祖归宗，无论是在大陆，或是在海外，都有一种强烈的祖国认同感；华商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群体，他们的祖辈、父辈筚路蓝缕，毕生努力，在艰苦的环境中打下了经济基础，新一代的青年华商或继承衣钵，或重新创业，同样在寻找和发现新的机遇。我们需要关注华商，尤其是要关注在海外创业的华商、新一代的青年华商。

华商在海外

目前，在海外有相当多华商，而且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华商对当地经济的贡献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华侨在当地人口比重，这在东南亚国家特别明显。如印尼华侨人数只占当地人口的3%，但他们对当地经济做出的贡献超过50%。在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也有类似的情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海外华商？我个人认为，主要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尤其在东南沿海地区，人口的压力更是重，受生存空间所迫不得不往海外移民。而他们在海外居住地做出这么大的成就和贡献，也和所处的环境有关。因为中国的历史悠长，有辉煌的文化，高度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而且一般中国家庭都比较重视教育。由此就造成了到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地区的华侨，比当地的土著民族在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上有明显的优势。他们的社会组织能力、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都很强，但是，这些国家通常是在文化上同样占有优势的白种人的殖民地，政治上控制在白种殖民者手中，华侨难有参与余地，等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国家取得政治上的独立，政治权利又转移到人数占绝对多数的土著民族手中，因此，拥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优势的华侨就只能在商业上发展，他们一方面开发当地的市场，另一方面利用当地特殊的自然资源，在经济上表现出来的活力特别强。这在东南亚这些原来的土著民族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特别“显眼”，而在原来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欧美地区，华侨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就相对小。从某种角度上来讲，这些地区的华侨，尤其是东南亚的华侨，非常像在欧洲、在美洲的犹太人。

华侨不管在海外什么地方，有多大的影响，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祖国的认同。这个群体都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而儒家文化特别重视家的观念，这个家不仅是父母的家，还要慎终追远，和祖籍地和祖国联系在一起。当年孙中山领导革命的时候，在海外得到很多华侨的帮助，所以他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还有一个例子，我们从1979年改革开放直到1990年代中，吸引外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海外华商的资本。国外经济学界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所以能够成功，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有许多认同祖国的海外华侨资本的支持。其实，这个看法不完全对，因为1992年之前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从来不到5%。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从1979年到1992年，中国经济已经取得年均9%的增长率，不能说外商直接投资没有贡献。

华商的挑战和机遇

华商在海外的发展也面临一定挑战。一是华商表现突出的东南亚地区，常有排华运动。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国家从殖民者手中获得政治独立，这些新独立国家的政府为了保护当地土著的利益，经济上对华商做了很多限制，比如说有些行业就规定只能由原住民来经营等。这种政治上的限制，短期之内是不容易取消掉的。二是随着现代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当地土著人受教育程度也在不断改善和提高。因此，华商所依赖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优势也在不断减少。再加上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国界越来越模糊，将来面临的国际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当然，华商在21世纪也有许多新的机遇。而这些机遇跟中华民族的复兴是联系在一起的。首先，尽管有很多困难要克服，中国只要保持政治稳定，坚持改革开放，中国很有可能再维持二三十年8%-10%的高速增长，到2030年很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如果这个远景能够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给华商带来的机遇会比给任何其他外商带来的机遇更多。固然中国现在已经加入了WTO，对所有外商在投资经营方面都是给予国民待遇，但是这种国民待遇是法律层面的。要在任何一个国家经营，很大程度上还要知道当地文化和当地社会，与当地人交往，在这些方面华商有很大的优势。儒家文化的特点是，所有的文化传承是以家为单位的，尽管这些华商长期生活于海外，但是他们在家庭里面所受的是儒家文化的教育。像东南亚这些地区，华商的社区其实还是华人的社区。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礼失而求诸野”，当然这个礼仪本身是一种形式，不重要，但是礼仪背后的文化精神是重要的，海外华商和祖国内地的华商有共同的文化背景。这也是为什么在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来自于海外华商，尤其是在早期的时候。欧美人要是没有“法”，就不知道怎么打交道了。1990年代初我在海外参加各种会议，经常有《财富》500强企业的老总和我坐在一起，这些老总了解，如果中国继续以这么快的速度发展，十年二十年以后他们的公司还是不是500强的企业，关键看他们能不能在中国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但是，由于中国的法制不健全，那些老总对到中国来投资感到非常犹豫。中国人讲“情理法”，情理比法更重要，海外华商习惯于这种文化传统，所以，在法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能够捷足先登，比其他外商更早到中国来投资，利用中国劳动力多、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作为出口基地，或是开扩中国的国内市场。

虽然我们现在加入了WTO，法制环境是改善了，但是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徒法不足以自行”，法还是需要人解释和执行的。所以，在情、理与法方面，外国人对情和理方面不太会处理，而海外华商在大陆内地可以如鱼得水。中华民族的复兴对世界各国的企业都会带来发展的机遇，但是，海外华商会有更大的机遇，因为他们和大陆内地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共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往来的经验，经济交换背后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换，这种文化的共同性，使海外华商更关心祖国的经济发展，也使海外华商更能分享祖国经济发展的机遇。

此外，海外华商聚集的东南亚地区的华商还有其他几个优势：第一，中国保持年均国内生产总值8%-10%快速增长的潜力来自于技术创新上的后发优势。当我国资本积累，比较优势提升，产业与技术需要升级的时候，可以从外国引进一些现成的技术。我们知道，东南亚国家在收入水平上略高于我们半步到一步，当我们产业需要升级时，所需要的技术正好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现在拥有的技术，而他们把这些技术转移到中国来，发展的空间也会更大一些。比如，香港有600多万人口，过去香港是世界上相当重要的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制造业中心，改革开放以后，香港制造业几乎全部都移到大陆来，现在香港制造业人数占整个劳动力人数不到10%，但是现在港商在珠江三角洲所雇佣的工人数超过2000万。台商在大陆的发展也是这样，过去台湾是世界运动鞋的主要制造中心，现在台湾的制鞋业几乎都转移到大陆来，在台湾时一个制鞋厂雇用一万个工人已经是超级大厂，现在大陆的不少台资制鞋厂雇用的工人数超过十万人。

另外，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除了技术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市场，包括海外市场和国内市场。就海外市场来说，把中国的东西卖到海外去，海外华商在这方面更有优势，因为他们非常了解海外市场，甚至对他们来说海外市场就是他们的当地市场。就大陆本身的市场来说，由于中国人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国内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质量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海外华商由于他们的收入水平略高于中国，所以有不少他们当地已经成熟的商品，质量比大陆的产品高，正好是大陆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所需要的产品。海外华商在把这些产品介绍到大陆来有不少优势，康师傅方便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2002年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美国有192家，占了38 .4%，而美国的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是31.4%，日本是88家，占了17.6%，而日本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4.5%，二者都是高度相关的。如果到2030年中国跟美国在经济总量上平分秋色，那时候在世界500强企业中，100家是华商企业的可能性相当大。其中可能有70-80家是在大陆内地的企业，但不排除20-30家是与大陆密切相关的华商企业，目前海外华商集中的地方，由于所在国家的经济规模大多相对较小，所以，海外华商也以中小企业为主，中国经济在21世纪的崛起将会是海外华商做大做强的最好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