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小年在12月19日于北京召开的一个论坛上建言，“应成立独立的国家改革委，下辖法律、经济、政治三个委员会，直接向全国人大汇报，而不是政府工作报告的一个部门”。
显然，许小年所言之“改革委”，其职能、属性和架构，与当下的“发改委”迥然不同。“改革委”更偏向务虚，管辖范围涵盖但不限于经济领域，更剑指改革的终极目标，而当下的“发改委”则虚实兼顾、以经济领域为主，改革仅为发展之必要手段(以“发展”居“改革”之前进行推测)。
毫无疑问，无论是剖析发改委成立以来的功过得失，还是着眼于新一轮改革的内在需求，许小年所言之“改革委”，尽管相关细节仍存具体商榷的必要，但其针对当下发改委弊端的审视，无论是初衷、还是整体方向均是正确的。
不可否认，发改委自2003年成立以来，其在宏观经济预测、产业经济布局、区域经济振兴以及商品供求平衡等方面功不可没，更在我国经济遭受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冲击时，通过行政权力相对集中、快速反应的优势，为我国经济2009年的阶段性复苏作出了贡献。
但在相对承认发改委功绩的同时，我们更应客观认识其实践层面的弊端。发改委职能近乎包罗万象，组织机构序列下辖28个部门，并统筹国家粮食局和国家能源局。在发改委大一统的行政权力格局下，其具体的行政职能往往与其他部门形成重叠。比如：针对具体商品的价格审批，本应商务部门最具发言权，但实际审批权力却在发改委。再如：针对国企的企业债发行，本应由国资委牵头，证监会定夺，但实际却必须经过发改委的审批。还如：针对三农的财政补贴，本应由农业部门联合财政部门主导，但实际主导权力却仍在发改委。
如果说，发改委与其他行政部门之间的职能重叠，易导致相关具体事务的扯皮低效，那么发改委大一统的行政权力格局，则不仅容易使其过度干预微观经济，更容易使其成为权力公关的焦点。事实上，与其他部委办相比，发改委已成为地方政府、大中型企业“跑部钱进”的首站。
诚然，2003年将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通过“计划”与“改革”两词的切换，我们可以直接感知当初机构改革的美好初衷，而在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发改委审批权力高度集中，亦可理解为阶段性应对危机的相对必要举措。但纵观发改委成立近十年来的轨迹，我们却发现，其不仅与当初机构改革时的初衷明显相违，更有成为市场经济阻力的嫌疑。
发改委应该怎么改？是如许小年所言之“改革委”，还是应命名为“改发委”？对此，我们不宜望文生义，但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必须打破发改委大一统的权力格局。
首先，在强化其宏观经济预测(以及调控)等核心职能的同时，必须切实减少其对微观经济干预的权力。与相关部门职能重叠的领域，应向具体职能部门逐渐过渡，涉及微观经济领域的相关事务，可逐渐向市场中介组织或地方政府转移。其次，我们应重新聚焦“改革”二字，真正认清“改革”与“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应将“改革”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不仅是发展经济的必要手段。当然，如果能将其“改革”范围超出经济范畴，放大至法律、政治等领域，则更值得为之叫好。
从“计划委员会”到“发展计划委员会”，再到“发展改革委员会”，发改委名称及职能分工的变迁，本身就包含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发改委在具体实践层面与其初衷的日渐相违，则充分显示出当下发改委内在职能的局限性。在新一轮深化改革已经形成共识之时，我们显然应遏制其内在的局限性，深化发展其与改革大方向相吻合的历史必然性。
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