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主导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似乎不应成为一个问题。这是因为，自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产生以来，其主管部门或业务主管部门一直都是教育部（小部分职业院校由人社部管理）。而且，这些年来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也是在教育部主导下实现的。但是，我们不难发现，最近三十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表面上轰轰烈烈、热闹非凡，但充其量只是实现了其规模上的快速扩张，而实质性的改革与提高则乏善可陈。已有的事实已经表明，教育部在推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方面的努力与其所取得的成绩是不匹配的。

从教育部门的角度来看，其面临的难处是明显的。职业教育不仅仅涉及办学部门，还涉及到行业、企业及其管理部门；相应的，职业教育改革脱离行业、企业固然行不通，脱离行业、企业管理部门也行不通。但是，就我国行政管理的序列来看，教育部的管理触角很难触及到职业教育机构以外的领域。比如说，企业履行职业教育社会责任的问题，现实中企业规避有关法规的情况比较普遍，但教育部门对此无能为力。在此情势下，权力上的短板导致教育部很难在职业教育改革方面有所作为。这显然跟谁做教育部部长、教育厅厅长或教育局局长无关。

为解决教育部权力短板问题，早些年全国上上下下都成立了“职业教育改革联席会议”制度。其目的是，利用这种多部门参与管理、监督的制度。但是，只要人们把职业教育看作是“教育”的事，其他的参与者都很难也很不情愿有所作为。事实上，现在很难看到各级政府的“职业教育改革联席会议”制度的实际意义，本质上均是形同虚设。至于前些年有专家提出，成立“职业技术教育部” 或者“教育二部”，取代教育部职业教育管理、发展以及推动改革的功能，则无疑是隔靴挠痒。

201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企业应发挥“重要办学主体作用”，要“健全企业参与制度”，并完善相应的支持保障性配套措施。无疑，这标志着我们对于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认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始意识到政府主导下职业院校改革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从国家顶层设计层面明确并强化企业在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及所应发挥的重要主体作用。相应地，由作为被动的职业院校的“合作者”转变为主动的职业教育“重要办学主体”。这无疑标志着，职业教育开始与普通教育渐行渐远，真正回归了正道。在这种情势下，习惯于以普通教育的思维来管理职业教育的教育主管部门将更加难有所作为，面临着更严重的能力短板问题。

因此，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确实需要一个相对“强势”的部门来主导。在此，与其增加一个超越相关部委权力但实际上名实不符的“委员会”或部门，还不如把这一重大工作交给一个跨越相关部门的强有力机构来主导。就目前我国的政府组织机构现实来看，这个机构非“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莫属。发改委承担职业教育改革的启动工作的优势在于，可以超越单独的教育、行业、企业等部门的管辖权，可以管得了教育部根本管不了的事，可以做到教育部根本做不了的事，从而解决教育主管部门权力短板问题。

更重要的是，职业教育改革是一个涉及面相当广的系统工程。因此，有必要把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纳入到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格局之中，而不是就改革论改革。很显然“企业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办学主体”命题是站在包括人才培养、企业现代转型在内的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提出来的。这无疑是我们对于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认识上的一个大跨越，具有顶层设计的意义。这也要求职业教育的改革不能仅仅局限于教育，需要更更广的视野，需要更综合更全面的把握意识和能力。因此，基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巨大差异，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有必要由一个更宏观的并与其使命相匹配的重要机构来主导，从而解决教育主管部门能力短板的问题。

在发改委主导职业教育改革的条件下，职业教育改革的规划制定以及论证工作可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省市县级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承担。这是因为，这些年来职业教育发展与改革的研究始终没能突破教育研究的局限。最典型的是，近些年教育部门或教育主管部门的“职业教育研究院”满天飞，但是能真正发挥作用的非常有限。如果各级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成立相应的职业教育改革研究内部专门机构，从更宏观的视角开展产业发展、职教发展的综合政策研究，可以为发改委的规划、政策、措施的出台提供既全面又有针对性的辅助决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