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自耗散”
——就是永远都在自我消耗
——消耗什么？消耗中国人的精神动力
——与“自耗散”相对的是什么
——是“自组织”
——一切有机系统，一切生命，都是自然的“自组织”系统
——只有“自组织”系统才可能具有生命，才可能会有智慧
——中国人的个人虽然是称作“人”的高级生命
——可是中国人的国家，中国人的天下，却是世界上最没有自组织能力的国家和天下
——所以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天下，几乎始终都只能依靠外来的少数民族的加入
——而且还不是一般地加入，而是来当中国人主子的加入，汉族人当惯了“亡国儒（奴）”
——这样才勉强维持了中国人的国家和天下
——然而少数民族主子的国家、天下也全都只能是暂时的成型，最终仍旧回到自耗散
——这个称作国家和天下的中国人的群体，事实上始终都只能在低文明的层次上原地踏步
——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的精神系统永远都只能是一个“自耗散”系统
——为什么？因为孔丘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系统”根本就是一个彻底的“自耗散”结构
——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早就已经严重地指出
——孔儒根本就没有系统，没有逻辑，没有精神灵魂，完全是彻头彻尾的“一盘散沙”
——如此由“一盘散沙”的“系统”所形成的中国人的国家和天下
——怎么可能会形成一个具有高度系统性、逻辑性的“自组织”的文明系统呢
——一个国家、一个“天下”，总之一个社会的“自组织”的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
——是：具有真理信仰的“言说系统”；具有真实求知的“行为系统”；具有真诚（成）逻辑追求的“思维系统”
——大家可以注意到，上面所述，恰恰也正就是一个社会之中的人们的共同的“价值观”
——什么“价值观”？“真理——真知——真诚”的价值观，简言之，即“真真善善美美”的价值观
——比较而言，西方人的“信仰——知识——自由”的价值观基本上贴近“真真善善美美”
——然而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孔儒的价值观是“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
——与“真真善善美美”根本就是背道而驰，孔儒的价值观简直就是“伪伪邪邪丑丑”，或简直就是“假假恶恶丑丑”
——孔儒的价值观绝对地对抗“真理——真知——真诚”，实质上是彻底地对抗“真理、规律、逻辑”
——一个彻底地丧失了“真理、规律、逻辑”的系统，它能够形成“自组织”系统吗
——所以，中国人的两千多年来的国家、天下，始终就只能是“自耗散”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有效的人类文明的“自组织系统”，而是反而成为了一个严重匮乏人类文明的“自耗散系统”。正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自耗散系统”，所以中国人的历史始终都未能成为真正人类的文明史，而只能成为人类的“前文明史”，也即是一个长期以来的停滞了发展进化的历史。
什么是“自组织系统”？人们通常说的“有机系统”实际上就是明显的“自组织系统”，还有人类创造的能够具有“自调节、自控制、自动化”能力的系统，也可以称作是初等的“自组织系统 ”。一个“自组织系统”的最重要的特征即是：它不仅能够存在，而且能够自行进化发展地存在，至少也必须是能够维持自己的某种始终不衰变的活动状态的存在。什么是“自耗散系统”？所有的无机物都是“自耗散系统”，所有的人类运用的简单工具，物质系统，也都是“自耗散系统”。“自耗散系统”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即是：它们缺乏内在信息“负熵”（精神动力）的自增长能力，也即是说，它们不具备为了维持自身稳定有序存在的必要的自我控制和调节的精神能力，而是只能依靠外来信息“负熵”（精神动力）的输入，以获得自身“生命”状态的维持。如果不然，它们就将腐败、陈旧、耗散、消亡，直至按照某种外部输入的方式而彻底地改变其自身原先存在的状态为止。如此的“自耗散系统”也可以称作是“它组织系统”，或只能是依靠外部信息“负熵”（精神动力）来维持其存在性的“它组织系统”。
纵观中国过去两千多来的历史，中国人，主要是汉人组成的“天下”系统，基本上即是一个不能不周期性地依靠外来动力（主要是外部少数民族的入侵，或外来文化的入侵，等等）以维持自身存在的“它组织系统”，或索性即称作是一个“自耗散系统”。按照现代系统理论来描述的话，即是说，中国人的“天下”是一个严重地匮乏内生信息“负熵”（精神动力）的系统，换言之，中国人的“天下”系统，是一个只能不断地产生正热力学“熵增”的无机系统，而无机系统，基本上就是一个“自耗散系统”。
用一般的话来说，即中国人的“天下”其实就是严重匮乏自我组织能力的“一盘散沙”，一堆匮乏最基本“良序”产生的“死系统”，或者说只能是一个不断地自行腐败的烂“酱缸”。或者索性说，中国人的“天下”实质上即是一个毫无人类“文明”可言的纯粹动物化的系统。如此比喻性地表达可能非常难听，毕竟中国人还是“人”，不是动物，但是由于自身的不争气，由他们组成的“天下”就只能具有“准动物”的形态了，或甚至还可能是“无机物”的形态。问题在于，造成中国人的这种“准动物”甚或“无机物”状态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探讨，人类的社会系统如果想要进入文明的“自组织系统”的状态，最起码的必须满足哪些最关键的条件？
在说到人类系统之前，让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物质性的“自组织系统”，即通常人们所说的“自动化系统”，例如机器人系统。一个系统想要达到“自动化”的最基本的条件，必须满足如下的三个“性”的特征：自动的可控性；自动的可靠性和自动的可观性。除了可靠性属于机械动力的可重复性之外，可控性和可观性，实际上均属于“信息化”的领域。按照现在的数字化信息时代而言，即是可以达到信息数字化的“自动可控性”和“自动可观性”。
虽然中国人作为个人均不乏上述的三“性”，但是由大量的中国人组成的“天下”系统则不然。中国国家“天下”的整体，在过去大量的历史期间，实际上是严重地匮乏“自动的可控性”和“自动的可观性”的，由于严重地缺乏这两种“性”，所以中国人的“天下”系统也同样严重地匮乏“自动的可靠性”。造成这种结果的最根本的原因即是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的历史特征。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的“天下”始终就只能是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之中生存着，从而严重地匮乏“自动的可控性”、“自动的可观性”，乃至也严重地匮乏“自动的可靠性”呢？
现在，我要按照我的“人学”的方式来“翻译”上述的名词。老子告诉我们，“道法自然”，而且“自然归一”，即是说，万事万物的真理、规律和逻辑，基本上是“同一”的，只不过对于不同的系统具有不同的表达而已。对于人类的社会系统来说，上述的“自动的可控性”其实就是人类社会之中的关于“自组织”的“理论系统”，而“自动的可观性”即是人类社会的具有高度感性和思维性组合的关于“自组织”的“媒体系统”或“信息传播系统”。而“自动的可靠性”则是人类社会的良性“自组织”的稳定性。好，现在我们可以来进一步论述中国人的“天下”为什么会是“一盘散沙”的根本的原因了。
我们首先要问，中国长期以来的历史之中，具有“天下”系统的关于“自组织”的“理论系统”吗？，以此同时，它也具有“天下”系统的关于“自组织”的“媒体系统”或“信息的传播系统”吗？如果说有的话，它们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而存在着的呢？
我的回答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的历史之中，既没有中国“天下”的关于“自组织”的“理论系统”，也依然没有关于“自组织”的“媒体系统”或“信息的传播系统”。说没有这些系统，但并不是说没有实际上“越俎代庖”地占据了相应于这些“系统”位置的“代用品”。
处于这两个“系统”位置的中国“天下”的“代用品”是什么呢？是孔儒的意识形态，是孔儒的“文化传统”。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孔儒绝对没有任何关于“理论”的创造，但却有关于“礼乐”的坚持。说白了，孔儒的“理论”即是孔儒的“礼乐”。两千多年来，孔儒即明显是利用“礼乐”的形式来“自动地控制”中国人的“天下”的；此外，中国人也没有“天下”的“媒体系统”或“信息的传播系统”，而只有官方内部的“邸报”，或各级官员向朝廷递送的奏折，以及朝廷向下发送的指示，包括皇帝的“圣旨”。严格地说，它们不具备社会信息传播的功能。
不要说过去，即使今天的中国，也同样匮乏像样的中国“自组织”的“理论系统”和“媒体系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自组织”的“理论系统”必须是一个“含有真理体系”的系统，而不是一般的系统，而“自组织”的“媒体系统”则必须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含有真诚体系”的系统。孔儒的“礼乐”系统没有资格承担这种必须“含有真理体系”的系统的能力，孔儒的主张“隐”、“讳”、“畏”、“非礼勿”的“文化传统”就更是没有资格承担一个必须是自由开放的“含有真诚体系”的系统的能力。即使今天的中国，也依然严重地匮乏“含有真理体系”的“理论系统”，至于今天中国的“媒体系统”，由于长期以来实行的“禁止言论自由”，官方的书报检查始终都缺乏合理的“法律依据”，甚至到了今天还依然没有出台“新闻立法”，中国的“媒体系统”由于单方面官方的不合法的管制，事实上经常出现严重失真的报道，而且明确地具有官方单方面的蓄意隐瞒、歪曲，甚至索性编造大量假信息的情形。
这样一来，一方面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认定，过去历史之中的中国确实就是一个具有严重的“自耗散性”，并从而实质上匮乏文明的“自组织性”的系统；另外一方面，也同样非常严重地反映了今天的中国，仍旧具有这方面非常严重的问题：虽然比之过去的两千多年，今天已经具有了巨大的（全盘西化的）进步性的变化，但是今天的中国，依然严重地匮乏属于自己创造的关于“自组织性”的“理论系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方面被扭曲，另一方面也确实已经过时，更严重的是，中国广大的文人们，今天更又在叫嚣要回归孔儒的文化传统，这只能是中国人的自寻死路。说白了，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严重地匮乏高度“自组织”能力的系统，而仍旧具有浓厚的中国古代传统“天下”系统的“自耗散性”。
改造中国严重的“自耗散性”最关键的措施，即是必须重视高度“自组织性”的“理论系统”的建设，加强理论创新的学校教育；此外更迫切的是，必须立即打开中国传统的“报禁”，出台“新闻立法”，为建立中国当代自由开放的“媒体系统”，或“信息传播系统”作出最大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