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失去以往作为天下中心和文明典范的自我定位。落后挨打的耻辱，救亡图强的压力，迫使几代中国知识精英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其激进思路从技（器物与技术）不如人到制（政治制度）不如人，深入到教（文化与价值体系）不如人，极言之，“百事不如人”（胡适语）。中国人对于自身的历史、社会与文化，丧失了完整的认知，也一步步丧失自我表达的能力，难以恰当而有力地述说自己的存在与需要。
100多年来，中国知识精英在迷茫与曲折中不懈谋求民族自强之道，努力探寻新的文化表达系统。这使得中国现代性的构筑面临多重历史任务，要求知识精英具有文化上的自觉，不仅面向全球与未来，还应在当下现实与历史文化传统之间建立精神联系，从而恢复完整的自我认知，培养强劲的自我整合能力，在新的视域和处境中更新和宏扬文化自性。
文化自性
本文借用“自性”这一佛教概念，把文化自性视为在彼此联系和互动变化之中相对独立而又各具个性的文化基因和本质规定性。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遗传密码，并以此为前提而汇聚、化合各种因素，形成各自的体质和样态。任何一种文化也都有其文化自性，并以此为基础而汇聚、化合各种因素，形成各自的文化面貌和特色。文化自性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由某些核心价值逐步积淀起来，成为具有基因性质的存在，是文化传统得以自我形塑的具有内在规定性的价值内核，也是该文化传统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仍然能够是其所是的根性所在。
每一生活与价值共同体的文化自性，都由一代代生命历史性地传递、绵延，并在群体性的相互学习与启发中丰富起来、扩展开来。代际承传与群体互动，是文化自性从生活与价值共同体中萌生并得到发展壮大的基本条件。文化自性贯通于不同时代而保持相对的自主性和稳定性，各种损益与转化都在其自主调控下进行。每一次内部裂变和整合，每一次内外交通与激发，都会尽量被纳入到文化基因的自我延伸、拓展的内在生长逻辑之中，创造性地实现更高意义上的自我重塑。
文化的自我守护和适时调整，两个方面互为支援，对于自身根性的培固与充养，同时就意味着主动地融摄外来因素，以壮大自身的扩展和涵盖的能力。假如外来影响足够强大，植入的因素重要和繁多到无法加以主动融摄的地步，就有可能使自主能力受到削弱和压制，从而使文化自性产生歧变。这种变异如果足以改变价值系统的既有序列和稳定结构，文化自性就会发生根本性质上的改变，乃至丧失在原有基础之上维系自身和作出选择的主动权。文化的基因性歧变，将使该文化失去成其为自己的根据，或是消融于更为强大的文化之中而化为其有机成分，或是由于没有了承载者而完全从历史上消失。只有足够强大的文化和文明体，才做得到较长时期内一直能够通过吸纳和消化各种社会历史因素来不断肯定和强化自身，以确保文化自性的稳定性和扩展性，维系超稳定的文化生命结构。
多元生态与文化自觉
在整个生物圈内，各种生物大类和每一生物个体都在不同层次上各具遗传特性，人类各个民族、家族乃至个体也都从各个层面上有着自己相对独立和稳定的性格和特色。类似地，每一种文化也以其独特和鲜明的自性而丰富着整个文化生态圈，使之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面貌。多样，才能保证强劲持久的生命力；单一，则兆示着后继之忧，有衰微乃至灭绝的危险。置身于多种文化的共存之中，每种文化独一无二的自性，都值得为这种文化所“化”（养育、教化）之人去珍视和守护，这是文化自我的记忆延续和生命扩展的需要。对于每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自性的保存，又都是在维护人类文明圈的多元生态和良性循环。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圈健康演进的表现，民族特色、文化形态和个体偏好的多样性，也是人类社会文化健康演进的表征。生物世界的法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着生存繁衍的根本需要，生物依据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物种互动关系，积极进化出各种各样的生命形态，形成既竞争又互补、既对立又统一的生物巨链。人类社会、文化生态具有类似的竞争性与依存性关系，但其优化状态却表现为“和而不同”，在和谐共存的场域中使自身特性得到尽可能充分的发挥，而贡献于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的存在巨流。
置身于全球化浪潮之中，面临着人类共同的文化大转型，不同的文化怎样在确立文化自主地位的基础之上，多元共存、平等交流，形成一个和谐共融的世界，这是费孝通晚年思考的大问题。“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文化需要通过自我认识与理解来实现自我肯定，文化间关系则强调相互肯定、彼此尊重，平等交流、真诚相待，并对“和而不同”的人类文明和谐前景抱有深切期望。
自我认知和自我确立是文化自觉的重要方面，其实质正是对文化自性的自觉。自性作为文化基因确有其相对稳定性，但不能离开人的文化自觉对它进行记忆串连与阐释黏合的再赋义、再强化和再生成。文化自觉就是对于由文化基因所引导的文明历程的自觉意识和自主记忆，尤其体现为这种反复地自我提示和自我确认的过程。自性与自觉之间，是一种彼此塑造和焊接的关系：强劲的自性，必然拥有高度的自觉意识与行为；自觉地自我认识和自我确立，又将在新的意义上使自性的一以贯之的统一性得到维护和壮大。
当今中国在理论上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拿出一套以中国人生存经验与中国文化自性为基础的，能够说明在这片土地之上的民族生活——文化共同体之自我定位的整体性论述，它包括历史叙事、现实应对与未来构想。这就要求在全球视域与人类共存的前提之下，对于中华民族历史生命的延续和文化生命的壮大，必须有高度的自觉。
文化重构与文化自信
中国文化曾长期拥有一套相对完整的论述，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天道的关系，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中国人的族群身份、文化认同也得到有效的安置。近代以来，中国人逐步丧失与自身历史传统的意义联系，某些人的文化心理之自卑甚至到了寄望改种的地步。
但中国是文明大国，有着巨大的文明规模、深厚的历史记忆和强劲的生命修复能力。170年来，中国从文明体转化为民族国家，在现代化实践中探索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型，力图走出一条现代文明的中国道路。摆在现代中国面前的任务，既要继续推进和深化启蒙，同时也要从失忆和无根状态中找回文化自我、宏扬文化自性，进而在全球化体系中对人类命运给出中国的回答。因此必须立足于变化着的社会条件和时代境遇，通过自我更新来摸索那一以贯之的历史演进之道。在此意义上，中国文化传统最根本的自性，就是“生”“和”与“度”，具体说来就是贵生厚德、讲信修睦、政通人和、中道而行。文化重构当以生生为本、以和谐为理想、以中道为尺度，健行不息、日新不已，在全球视域中追求普遍性的提升与包容性的扩展。
距今近百年前，梁启超游历欧洲回国，写作了《欧游心影录》，其最后一节以“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为题写道：
“我们因此反省自己从前的缺点，振奋自己往后的精神，循着这条大路把国家挽救建设起来，决非难事。我们的责任这样就算尽了吗？我以为还不止此。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