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以后，一切都跟过去不一样了。”这是今天在美国最常听到的一句话。

美国人一般不大关心阿富汗的战事，而是关切恐怖活动会不会再次肆虐美国本土。“国内安全”这个在过去十分陌生的概念，如今已经深深印入美国人的脑海。防止国际恐怖集团对美国的破坏，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一场无休止的战争。用“杯弓蛇影”来形容今天许多美国人的心态，决不过分。经济走向衰退，就业市场萎缩，消费者信心跌入谷底，更加深了美国社会的挫折感。

然而美国是一个相当有弹性的社会。真正国难当头时，总统和政府的威望总是上升的，这次“9·11”事件也不例外。在“一切都在变”的同时，基本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不会变。当政者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调整机构，出台新的法规和政策，激起了强烈反响，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

健全国内安全体制

布什政府于2001年9月20日宣布成立内阁级别的“国内安全局”，负责协调包括国防部、司法部、运输部、能源部、中央情报局等在内的政府机构的国内治安工作。自发现炭疽以来，为防范生物战，公共卫生系统也参与了安全工作。各州和地方当局，都在加紧建立各自的协调机制，强化治安。消防队、邮政部门、海岸警卫队、国民警卫队、预备役军人等等均加入国内治安系统，更加长了这条战线。

美国涉及国内安全的机构多达140多个，各有“婆婆”。有的单位如联邦调查局，一向独来独往，不喜欢横向联系。多重协调之复杂，合作之困难，可想而知。炭疽出现在迈阿密之后，政府各部门说法不一，消息前后矛盾。加利福尼亚州长戴维斯未经向联邦政府正式通报，就宣布旧金山金门大桥等四座桥梁有遭袭击的危险，招致联邦政府机构的不满，引起有关联邦和州政府权限的争论。

国内安全局局长里奇，是布什总统的好友，被称为“反恐怖沙皇”。但是，该局至今没有单独的人事任命权和预算，只能要求其所协调的各个机构拨出经费完成各自任务。更严重的是，国内外的恐怖集团是连成一体的，而美国在海外和国内的反恐怖任务，却分别由赖斯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里奇牵头的国内安全局来统管，难免相互脱节，令出多门。有报道说，国务院认为本部门在反恐怖活动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它给白宫的备忘录中，对国务卿鲍威尔在里奇主持的国内安全会议中竟然没有一席之地，表示“惊讶”。

新的方案、政策和法规

“9·11”以后，美国司法部逮捕或关押了近千名涉嫌恐怖活动的外国人，他们的法律地位和处境如何，司法部一概封锁消息。10月26日，布什总统签署了参众两院以压倒性多数迅速通过的反恐怖主义法案。该法案扩大了执法机关缉捕恐怖分子的权限，必要时可以超越法律程序监听电话、搜索住宅、追踪电子邮件，并规定司法部有权羁押非美国公民的疑犯6个月甚至更长。一些民权团体和宗教组织认为这项法案是对公民权利的践踏，并导致对移民的歧视，但是他们的呼声得不到回应。

10月29日，布什下令加强对外国留学生的监管，将不按照签证要求在校就读的人员驱逐出境。美国学校当局将同政府部门合作，提供外籍学生的个人资料，了解他们的行踪。美国的移民政策大幅度收缩，布什政府给800万非法移民以合法身份的考虑和辩论，已无限期推迟。给外国人发放的入境签证将会收紧，种类可能减少。发放全国统一的公民身份证件正在考虑之中。在新出台的所有这些措施中，非美国公民（包括持“绿卡”的居民）受到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新移民和少数族裔。这对美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意味深长的。

舆论和民心的变化

“9·11”事件后，美国媒体和舆论界的政治倾向性发生了微妙而明显的变化。过去以独立于政府、敢于批评国家政策为荣的媒体和舆论界，现在“温顺”了许多。局外人很难分清哪种情况是新闻媒体的自我约束，哪种情况是顺应民意的变化，哪种情况是受政府的操纵和影响。大量电视节目和新闻报道，都在颂扬政府官员、公务员、警察、军人的克己奉公和爱国情操。一些主流刊物为“9·11”而出版的专辑，从头到尾，简直就是一本爱国主义的宣传材料。在“新战争”的国内外两条战线上，美国舆论几乎都是“一边倒”，同政府对立的观点很少见。“9·11”事件后，政府对舆论导向更为关注，对军事消息的封锁更加严密。至于国内治安方面的新闻发布，政府和媒体也相当谨慎。“公民知情权”显然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在纽约世贸大楼的废墟面前，“国家安全”的概念在美国民众中形象化、个人化了。过去的战争需要政府先做舆论准备，而这次对塔利班的战争，则几乎是公众舆论在推动政府（当然也可以说是政府为了国内政治需要而发动的）。美国国内反战运动仍然存在，例如在号称自由主义大本营的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市议会不久前通过了反对美军轰炸阿富汗的决议。想不到的是，这次的反战行为招致各界的口诛笔伐，外地工商界闻讯纷纷拒绝同伯克利做生意，连预定的旅店都取消了。

“反反战情绪”成为美国的一个新现象。“只有维护国家安全，个人权利才能得到保障”的观念开始潜移默化。尽管政府反复宣扬“新战争”的目标是摧毁全球范围的国际恐怖组织，要做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但处在焦灼心情中的美国公众似乎更愿意相信，一旦推翻了塔利班政权，把本·拉登缉拿归案，反恐怖活动就能告一段落，国内的社会生活就可恢复正常。因此，多数美国人都希望对阿富汗的征战能够速战速决。如果在战场上久攻不下，在国内治安中总是喊“狼来了”，经济进一步下滑，则公众中的反战倾向、厌倦悲观情绪肯定会上升，进而降低乃至丧失对政府的信任。

种族问题受到新考验

族群关系紧张和种族歧视，一直是造成美国最大内伤的社会痼疾，其中以黑人问题最为严重。“9·11”事件以后，政府和舆论界不断宣传国际恐怖分子不能代表国内外的伊斯兰教徒，但美国穆斯林和阿拉伯人遭受歧视和打击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美国主流社会同伊斯兰教徒、少数族裔的相互猜忌可能加深，族群矛盾同宗教矛盾、文化矛盾、移民问题、外国人的法律地位问题等纠缠在一起，日趋复杂。

美国公民中的穆斯林从1970年的50万剧增到目前的约700万，其中黑人约占40％，阿拉伯人和南亚移民约各占30％。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在美国都有自己的宗教组织和社团，其政治和社会影响，既没有弱小到主流社会可以忽视或公开歧视，也没有强大到足以保护自己的权益或与重大决策抗争。“9·11”之后，在公共活动和媒体中，更多看到的是美籍穆斯林、阿拉伯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对美国表示效忠、支持政府政策、决心汇入主流，而不是显示自身特性、维护族群的特殊权益。有一则消息说，在美国现役和预备役军人中共有1.5万穆斯林，“9·11”事件及其后果，对他们意味着“双重打击”。现在要他们上前线去打“穆斯林兄弟”，在宗教归属和爱国主义发生矛盾时，他们最终选择了为国家而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社会凝聚力在危机时期所受到的考验。

能否建立新的平衡？

“9·11”事件之后的两个月里，美国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国家机器的强化。美国正在通过的立法和实施的新政策新措施，等于对庞大、复杂和某些部分已经老化的国家机器进行一次大检修，这需要相当长的一个过程，它运转过程中随时会出现新的摩擦和故障，也会受到外部力量的冲击。从这个角度看，“9·11”对美国既是沉重打击，也从反面提供了动力和机遇。

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美国人对政府作用的怀疑是最深的，并且常常以“小政府、大社会”为自豪（虽然美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其实一直是相当强的）。“9·11”事件对美国人的这种观念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当前，在国家同社会、行政部门同立法和司法部门、政府机构同非政府组织、主流社会同少数族群、社会控制同个人权利、舆论操纵同新闻自由、排外倾向同开放心态、宗教保守思想和自由思想这若干对关系或矛盾中，前者都处在上风和主动地位，后者则处于守势和消极状态。这种失衡倾向将继续发展，还是当局势逐渐平稳后又回到原先的平衡，取决于各种因素，例如经济是否回升，国际局势是否稳定等等。

从长远看，全球化的总趋势不会允许美国退回到自我封闭状态，美国同外部世界的地理距离对美国国家安全所起的屏障作用也大大减弱。美国人在惊醒中发现，自己脚下的土地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再是一片净土，“美国例外”的事情将会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需要同国际社会的合作。当社会逐渐适应在一种警觉状态下生活时，人们“见怪不怪”，会建立一种新的心理平衡和政治平衡。当然，如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国际恐怖势力频频在美国得逞，美国将被迫重新考虑它的某些基本制度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