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企业职代会的运作与国家基层治理逻辑之间存在本质的联系，作为工人参与管理的制度化渠道和国家开展政治运动的场所，企业职代会承载了国家政权合法性建构和达成基层秩序的职能，同时作为生产的组织化动员方式，企业职代会也是国家基层治理有效性的重要工具。毛泽东时代职代会在微观企业场域中的运作，正是国家基层治理逻辑的体现。

关键词: 职代会；基层治理；合法性；有效性

作为中国政治革命中政权转换的产物，职工代表大会（以下简称“职代会”）已经产生有半个多世纪了。尽管职代会在我国公有制企业中实现职工民主管理、整合基层利益、稳定基层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学术界有关职代会的研究并不多，具体到毛泽东时代的职代会，其研究成果就更少了。1及2总体来看，“厂长做报告，代表提保证，主席发号召，书记作指示”是对该段时期职代会组织运作的总体印象，“无事可参”、“生产动员组织”是对该时期职代会职能的普遍评价。3这些对毛泽东时代职代会的描述与评价主要是从职代会的表面组织形式和职工参与的理性逻辑角度出发的，前者只描述了职代会的组织现象，缺乏对现象背后制度逻辑的分析；后者则是基于理性选择学派的视角，关注职代会运作过程中微观主体的行为逻辑，而忽略了毛泽东时代政治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主导者——国家和党的制度逻辑。事实上，作为一项国家建制，其组织和实现的方式必定会受到国家基层治理逻辑的影响，而且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影响甚至是主导和决定性的。当然，在关于职代会的研究中，也不乏跳出企业职代会本身，将视角定位于企业职代会的意识形态及国家宏观追求的一些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是停留在制度文本分析和宏观演绎的层次上（部分是因为第一手材料难于获得）。4企业职代会制度既是国家制度规范，又是具体实践，要深入了解该制度的运作，必须结合国家的制度逻辑与企业职代会的微观运作，建立起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联系。为此，笔者深入到广州市一家大型国企——A厂。该厂保留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丰富档案，其中包括比较完整的企业民主管理的案卷。笔者还访谈了部分老职工，对毛泽东时代该企业的职代会运作进行了分析，形成了本研究的具体关注问题：在毛泽东时代，国家的基层治理逻辑是如何贯彻在企业职代会的运作过程中并影响其具体运作的？

一、国家基层治理逻辑概述

何为制度逻辑？社会学家蒂利（Charles Tilly）认为制度逻辑“是一些重复再现的动因，它们在不同的情形和次序排列组合中相互作用，从而导致相去甚远但又循迹可查的结果”。5周雪光与艾云认为，制度逻辑指某一领域中稳定存在的制度安排和相应的行动机制，正是这些制度逻辑诱发或塑造了这一领域中相应的行为方式。6在企业职代会制度的运作中，国家、工会、企业行政、普通职工是最重要的四方主体。而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力量不可抵挡地介入到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并发挥着直接的深刻影响，在企业中的政治机构本身构成了国家政权的一部分。理解和分析当时的企业职代会，抓住国家基层治理的制度安排、制度诉求及其行动机制是关键。

（一）国家基层治理逻辑

关于国家基层治理的内在逻辑，相当一部分学者做过研究。例如林尚立提出的“双重制度需求”论，即现代化发展对国家政治提出了双重需求，一是需要建构有效的权威体系，以创造秩序；二是需要发展有效的民主体系，以保障权利的维护和权力的合法性。7冯仕政在对国家运动形成与变异的分析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国家政体是一种“革命教化政体”体制，这种体制的国家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一是卡里斯玛型权威合法化压力，即国家用自己拥有符合赶超型现代化所需要的超凡禀赋来论证自己的执政合法性，二是对超凡业绩的追求，以证示自身的合法性。8因此，正如蔡禾总结的那样，任何国家治理都必须解决治理的有效性与治理的合法性问题：在基层治理的合法性方面，包括治理权威的特征合法性以及作为合法性；而在基层治理的有效性方面，包括自上而下政令的贯通以及基层社会的发展与基层秩序的达成。9

（二）企业职代会制度与国家基层治理逻辑

国家在企业职代会组织与运作中的制度逻辑，事实上是国家进行基层治理内在逻辑的具体体现之一。企业职代会暗含在国家体系特征之中，并承载着体系作为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期望。

首先，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国有企业应进行企业民主管理，应采取职代会等民主管理形式。因为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自然也是社会和经济的主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占据领导地位，10所以职工在企业内部参与民主管理不仅在逻辑上是顺畅的，而且在国家意识形态上更是必要的。

其次，企业职代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制度形式，是我国社会民主建设和民主发展的重要体现和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不像西方国家的“议会民主”， 不能在国家层次上实行大民主，那么，国家和党靠什么东西去实现民众对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的认同？只有通过基层组织内部的民主管理来构建。可以说企业职代会作为我国基层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之一，承担着彰显国家民主的职能。

最后，企业职代会将基层矛盾集中并化解在单位内部，提供给职工一个利益诉求、利益整合的制度化渠道，可以达成基层治理秩序。同时，职代会作为一种组织化的动员方式，可以渲染集体情感，在一定条件下还能激发职工工作积极性，达到基层治理的有效性。

二、企业职代会的建立与发展

一般认为，企业职代会的前身是工厂管理委员会制度和在此基础上的职工代表会议制度。11新中国成立后，各项国家制度建设与基层组织运作原则都应相应地体现出新政权与旧政权的本质区别。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不仅是国家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打破旧政权权威的政治需要，因此，制定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领导地位的国家制度和在企业组织中主人翁地位的企业领导体制势在必行，工厂管理委员会与职工代表会议制度作为工人参与管理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1949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天津召开了华北职工代表会议，刘少奇在这次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大会通过了《关于在国营公营企业中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决定》及其实施条例。1949 年8 月华北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在国营公营工厂企业中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实施条例（草案）》，对工厂管理委员会组织机构的人员构成与职权进行了规定。1950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和财经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在国营、公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上述法规规定：工厂管理委员会由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工会主席（以上为当然委员）、其他生产负责人（由厂长提名上级决定）和相当于以上人数的职工代表（职工代表由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组成。一般来说，工厂管理委员会有成员5至17人。按规定，工厂管理委员会对工厂的生产、管理、人事、工资、福利等工厂的大小事项有决定权，是新中国成立后构建的一个分散管理决策权的组织机构，但是它并没有替代厂长的决策权。工厂职工代表会议则是由基层工人选举产生，有权听取和讨论管理委员会的报告，检查其管理职能和领导作用，提出建议和批评，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群众监督的组织机构。职工代表会议要求每个月开会一到两次，由工会主席召集。职工代表会议作出的决议，需要通过工厂管理委员会批准，最后由厂长颁布才有效。

关于工厂管理委员会与职工代表会议的性质，陈用文对其进行了比较清晰的总结：

管委会的性质是国营、公营工厂企业中统一领导的行政组织，是在上级工厂企业管理机关领导下的企业行政组织，它是国家委任的厂长（或经理）为首的企业管理权力机构，它既是决策机关，也是执行机关。厂长不可以独断，否则工人无法感到自己是工厂的主人。管委会不是党政工的联系会议，否则容易产生三方面在会议上只感兴趣对自己有利的问题，对无兴趣或不利的问题不愿讨论。职代会作为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可以检查管委会议的工作作风和经营管理，并对其提出批评和建议。凡是职代会关于工会的决议，只要不与上级工会指示和决议相抵触，厂工会应无条件执行，但是有关工厂行政方面的决议，则只能作为向管委会提出的建议，由管委会讨论后再决定是否执行。12

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为更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将企业职工代表会议改为代表常任制的职工代表大会，提出“在国营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并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将这一民主管理制度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研究有关工人阶级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正式决定把企业中现行的职工代表会议改为职工代表大会，适当扩大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提出职工代表大会采取常任制，规定了职工代表大会的四项基本职权。

自1957年后，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开始在国营企业中稳步推进，它为职工以主人翁态度参与生产管理、了解企业生产情况提供了制度化途径。但是，在“大跃进”期间，由于许多国营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变成了只是下达国家计划、动员完成生产任务的手段。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对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即 “鞍钢宪法”。此后，我国的许多大型企业陆续试行了这种管理制度，1961年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工业七十条》”）正式肯定了这个制度，并且把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作为实行这种制度的一种具体形式，明确规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是吸收广大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和监督行政的重要制度”。1965年7月，中共中央修改了《工业七十条》，将它由原来的10章扩展为20章，形成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以下简称“《修正草案》”）。《修正草案》规定职工代表大会的性质是“职工群众参加管理、监督干部、行使三大民主的权力机关”，提高了职工代表大会的地位表述，将其确立为“权力机关”，而且对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展。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工会组织几乎停止了工作，职工民主管理也随着社会正常工作秩序的打乱而陷入了困境，职代会在大多数企业中基本停滞。

三、毛泽东时代企业职代会的运作与国家基层治理逻辑

由上可知，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经历了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会议以及制度化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阶段，但无论哪个阶段，职代会在微观企业场域中的运作，都打着国家基层治理逻辑的深深烙印。

（一）企业职代会的建立：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构建与基层政权的巩固

1. 建构新生政权的合法性

新中国成立之后，执政党面临着迅速获取国民对政权的合法性认同和稳定巩固政权的任务，尤其是城市社会对政权的认同。对于政权合法性的认同需要建立在新政权与旧政权之间的决裂之上，新的政权需要寻求可依靠的新阶级力量。在城市管理中依靠谁、做什么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要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13但是如何获取工人的信任，如何让工人值得依靠，执政党不仅在意识形态上需要进行密集的教育，而且从管理体制上力图发挥工人的主动性，凸显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以区别于旧政权，稳定与巩固新政权的阶级基础及其经济基础。工厂管理委员会与职工代表会议制度的建立就是为工人直接参与生产管理确立的一条制度化渠道，提高工人阶级主人翁意识，体现新生的政权与旧政权在生产管理和阶级基础上的本质区别。

要知道新民主主义的管理生产与官僚资本主义根本不同之点，就是官僚资本主义是依靠对工人的强制压迫，我们是依靠工人的自觉。因此，管理民主化与行政干部的民主作风有特别重大的意义。14

实行民主管理化的唯一的、基本的先决条件，就是有了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在原来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与一切旧资本主义企业里的管理工作，对于工人是依靠压迫方法来强制工人劳动生产的，是要使工人永远成为机器与资本家的奴隶，在新民主主义政权领导下国营、公营工厂企业里的管理工作，则是要把工人变成自觉地愉快地使用机器的主人。因此，这就必须要坚决地改变旧的官僚企业的管理制度，实行民主管理化。15

2. 打破旧的工厂科层秩序，确立新的管理权威

执政党在接管城市之后，除了旧政府机构，工厂内部留用了原厂的旧职员，而且初期采用了“原职、原薪、原制度”的三原政策。之后，为改变管理者的成分结构，政府委派了军事代表到工厂接管，之后又委派厂长去直接管理，但是，工人对新来的接管干部以及新政权等存在某种疑虑。

去年（1949年）十月二十四日接管后至年底，职工均存着惧畏、不安及提心吊胆的情绪。促成这现象的因素是他们对生活、职业问题的顾虑及人民政府政策的茫然，职员顾虑尤为厉害，虽经我们本着“原职原薪”原则宣传和解释，但他们仍半信半疑。16

建立工人参与管理的制度，打消工人的疑虑，确立新管理者的权威，是迅速恢复生产、巩固基层政权的必要。工厂管理委员会以及职工代表会议制度的建立不仅改变了原有管理阶层的科层秩序，而且通过组织各种民主运动、反官僚主义运动，重新确立了工厂场域内的管理权威。尤其是在1954年前，职工代表会议的议题并不涉及工厂生产与生活福利，而与特定时期的政治运动任务相关。具体来说，A厂1951年的职工代表会议是组织民主化改革运动，随后主持三反运动。

为达到运动目的，A厂职工代表的选举标准较为严格，首先在代表的候选资格上，既注重历史出身，又注重斗争立场，还注重生产的积极性和群众基础，在代表选举的程序上，反复审查和讨论。例如第一次职工代表会议的代表在各部门和车间内部先民主方式选举产生，之后又发动职工重新审查，经过反复讨论审查，清洗少数“不纯”分子后，最后选举出了24名代表，这些代表再经群众审查，又被群众清除了3个（伪军官、伪工会的队员和一个立场不稳的），最后剩下21人。

（职工代表会议开展三反运动后——笔者注）1、敌情方面：主要敌人已被打倒，基本摸清了全厂的政治情况，有些已被有意识的保留下来，这样，使敌人更形孤立。2、力量方面：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都经过锻炼，占全厂职工33％。各工厂已逐渐形成了核心；通过了扩大组织串联，群众已基本发动起来，觉悟大大提高，多种工作都能积极参加，树立了群众的优势，扭转了全厂局面。17

3. 统一思想意识，教育群众

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认识到部分工人的思想不统一，觉悟还有待提高，因此期望通过工人管理委员会以及职工代表会议的建立和运作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教育。

（工人）一般对厂方利益和工人利益的一致性认识不够，常以为是对立的。

半年来我厂对职工的思想教育，没有好好的进行是一大缺点，至现在许多平均主义及极端民主等现象发生，及小广播，自由主义，乱说怪话等等，不应有事情的存在，尤其是工人，他们以为这次工人阶级大翻身，自己当家作主，说什么就是什么，行政上什么问题都不经过他们讨论通过，便认为不对。18

厂里组织各种运动、开会，我们作为工人都是要参加的。被批评的厂领导呢，有些也不一定有很大的问题。比如那时候打老虎，我们厂里真正的老虎有几个呢？不过呢，这种方式主要是为了教育我们。19

（二）企业职代会的制度化运作：基层治理的有效性需求与基层秩序的达成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国家基层秩序已经稳定，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已经巩固，政权体系的特征合法性已经建立，接下来是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以彰显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优越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构建国家政权的体系作为合法性与作为有效性的需求排到了首位。自1957年开始，职工代表大会步入了制度化组织阶段。A厂的职代会运作也是如此，每两至三年换届，每年召开大会两至三次（当然也并不完全规律，最多1961年开了8次，而1960年则一次也没有召开）。1966年“文革”开始后，职代会在A厂又陷入了停滞。总体来看，这个阶段的职代会组织也高度体现了当时的国家基层治理逻辑。

1. 职代会的领导与组织：党委直接领导和参与，直接深入基层治理

在职代会的组织上，与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时期厂内许多其他事务一样，厂党委直接参与了职代会的组织，具体到车间的代表选举、议题讨论等都由车间党支部、车间工会、车间行政一起酝酿。

从筹备工作到召开大会整个过程中，都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工作，如确定大会中心议题、起草组织条例草案、选代表和组织视察活动等，都需先经党委会通过决定，又如选举代表时，也以党支部为核心，保证选出有代表性的人物，使领导提名和群众提名相结合。20

同时，职代会的工作机构也必须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例如工会，尽管工会被赋予了组织职代会的职能，但事实上在当时，组织职代会并不是工会最主要的职能（而是组织劳动竞赛和厂内福利分配），即便工会被赋予了组织职代会的任务，但真正开展实质工作的是当时的职代会筹备组、主席团和职代会专门工作小组。职代会的筹备组构成人员主要是党政工团的相关领导人，而主席团成员尽管要求有50％以上是工人，但党政工团的主要领导一般会成为“当然成员”。至于职代会的专门工作小组，则是收集群众意见、组织提案和落实决议最重要的主体。这些于会前就设立了的专门工作小组，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于会前征集提案、组织意见，在会间报告工作，在会后检查职代会决议的执行。A厂在1957年至1978年间先后成立过增产节约、社会主义竞赛、工资奖励、计划管理、成本与管理、技术管理、职工文化生活福利视察小组等等专门工作组。事实上，这些专门工作小组的存在与变化，也说明了职代会关注主题的变化。

2. 代表的选取：既要体现工人主体的国家意识形态，又要达到组织职代会的目的

代表的标准不能仅仅体现国家法律及其相关实施方案的要求，具备合法性和代表性，同时又要体现“领导意图”，常见的标准是代表不仅要能联系群众、有威信，同时要历史清楚、政治立场坚定。

为保证符合标准的代表能够被选举出来，在代表的选取程序上就要事先有所准备。按照实施方案，A厂按照车间科室的正式职工每15～20名产生代表1名的标准，先将分会与支部划分为若干个选区，各选区代表由小组选出候选人，由选区大会通过候选人名单，并经选区全体职工大会正式选举代表。同时，为保证重点人物、重点科室的人员能够被选上，党组织需要对整个选举的程序和规则有所把握：一是厂级党政工团领导干部与工会的专职干部均分到车间参加选举，将名额分配至车间科室，不占所在车间科室的指标，事实上使他们成为当然代表；二是选举时并不采取票选制，而是领导商议和群众评议制，这样基本可以将党所需要的代表商议上去，同时也可以将其不希望出现的代表从名单中商议下来。

（问：那五六十年代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您还记得吗？代表是怎么选的？投票选举么？——笔者注）记得啊，不是投票的，主要就是支书、车间主任和我提出个名单，觉得哪个小组谁谁去比较好，然后看大家有没有意见，假如没意见就通过了。一般是工作上要好的，学习要好的，出身也有一点考虑。21

选举代表以车间为单位即由群众提名选举，但党组织应酝酿重点科室、车间领导干部和有代表性的人物。同时将厂级领导干部名额分配下车间，在酝酿提名时，他们也参加车间的小组活动及投票选举。22

当然，尽管代表选举时往往采取商议制，但是就笔者所访谈到的几位老职工而言，他们几乎都觉得当时职工代表比较合适，因为“如果不好，群众评议的时候就会拉下”，23“谁技术好，谁政治思想怎么样，工作努不努力，我们都清楚的，那时候不会随便乱提人的”。24

代表的总体构成也是需要重点考虑的，既要注意代表的广泛性与代表性，同时还要特别强调普通职工在总体代表中的比例。

使积极的、中间的、落后的即各种不同觉悟程度的职工，包括男的、女的、新的、老的都有他们的代表。候选人的条件，我们只提出“能把群众的意见，带到大会上，和把大会的决议精神带回来的就能当代表”，否则条件提太高，后进代表就不能保证选上。25

因为普通职工在代表中占据优势比例，不仅能提高群众集中表达利益诉求的机会，也体现了工人阶级主体地位的必要。例如，依据历届职工代表名册整理可知，A厂1957年第一届职代会中普通职工占70.6％，1961年第二届职代会占70％，1963年第三届职代会占80％，1973年第十届职代会占70％，1978年第十二届职代会占74.8％。

3. 职代会的大会形式：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时代基层治理组织化动员、情感动员的手段形式

在工资、福利等利益驱动机制受到约束的情况下，同时为区分于资本主义社会“利益至上”的个体主义，彰显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特定生产方式的优越性，中国从上到下采取了运动式动员的手段，充分利用情感渲染、榜样感染、运动竞争等方式，增强职工生产积极性，进而达到国家基层治理有效性的目的。

贯彻群众路线，开好职工代表大会，运用职工代表大会，大力发动群众，掀起了生产新高潮……各代表通过讨论，纷纷提出保证：钢段车间保证在一星期内制出一套炼钢设备，动力机修单位保证在7月20日前制成矽钢片压延机，机装车间保证做好250公厘的轧钢机向八一献礼。大会开得非常成功，会后代表们坚决贯彻了大会的决议，带动和发动广大群众自觉进行苦战。26

4. 职代会的议题：围绕生产统一思想、调和内部矛盾，为生产扫除障碍，力图在治理的有效性中累积治理的合法性

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人民内部矛盾仍然尖锐。具体来看，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矛盾、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因工作强度、性质、工时计算等引起的矛盾、工人中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之间的矛盾、国家资源短缺和制度性控制与企业职工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都在企业中不同程度的存在。职工代表大会提供了一个制度化表达工人意见建议的场所，为调和内部矛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在A厂第一届一次职代会上，讨论了5对工厂内部的矛盾，对部分职工进行了思想教育，并解决了部分实际问题。例如：

住宅分配和企业奖励基金使用问题：职工迫切要求分配宿舍，但厂的宿舍面积已有20573平米，等于车间总面积的144.9％，还只能解决50％以上的职工住宅问题。由于分配不当职工意见很大。在大会（职代会——笔者注）上对总务科存在的官僚主义、温情主义分配住宅进行了实地调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同时又对未经批准擅自搬入宿舍也做了严正的批评，最后决定对人少住大房的需适当调整。27

上级指示57年原则上不升级、不增加工资、学徒延长实习时间的规定与职工群众的愿望发生矛盾，当时情况比较紧张，个别复员军人和长沙技工学校回厂工作的实习生，及吊车司机等，纷纷提出不满意见，个别企图煽动闹事。我们通过代表大会回去说如群众认真讨论了国务院的规定，同时向职工代表说清道理，要求他们体谅国家的困难，另一方面，劳资科、教育科在大会上检讨过去随便许愿的错误做法，同时有召开学徒、吊车司机等座谈会议，系统地征求他们的意见，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统一了他们的思想，做出了拥护国务院的决定决议。28

5. 职代会等民主参与的职权行使：以增强而不是削弱国家基层治理的控制权和治理效果为前提

毫无疑问，毛泽东时代所实施的职代会赋予了工人较多的企业管理参与机会与参与职能，也获得了一些相应的权力，例如：

工人参加管理后，真正有职有权。这些权包括：有劳动竞赛、评比奖励权；严重损坏工具出废品，小组有提出处理权；有批准请假一天权；安全操作有教育处理权；合理化建议有处理制造权；对不遵守劳动纪律，小组有提出处理权；工会方面互助储金有解除收回权；困难补助十元以下有批准权等。29

仔细观察，这些职权一方面是导向于工厂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基层治理有效性的实现，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工人通过民主管理主要获得的是限于生产领域的审议和建议权，在决议权的行使方面，往往是事先经过党委会会议（或主席团会议）决定了之后再通过职代会，这样能保证影响全厂的决策控制权牢牢掌握在党组织（即国家）手中，难怪有职工在“大鸣大放”中概叹：

职代会作为一个动员的布置任务的机构，很少认真讨论问题，提出问题也无法兑现执行，流于形式，会开一半决议就做好了，这是什么民主？30

而职工代表对于企业领导的任免权（或任免建议权）在笔者所观察的十几年里，职代会几乎没有行使过，正如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所言，“中国的参与式管理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事物。它同时包含了激进的集体主义实践与对整体参与过程的交叉控制，中国工人并没有得到他们看上去的对工厂的控制权”。31

在新中国成立与建设初期的毛泽东时代，国家制度逻辑主导了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职代会作为国家基层治理的基本制度，其产生就是国家合法性逻辑的构建和基层治理有效性维持的结果。它在不同时期具体的组织形式体现了国家当期的政治经济诉求，其职权的赋予与行使也体现了国家基层秩序的需要。要深入了解毛泽东时代企业职代会的运作情况，科学评价当时职代会的作用，进而深入理解中国今天的职代会的运作困境及其逻辑，只有从国家基层治理逻辑入手，才能不漏掉关键和核心的要素。

注释:

*本文为蔡禾教授主持的中山大学城市社会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国有企业组织变迁研究”、湖南省社科基金2011年立项项目“民主管理的企业实践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朱晓阳、陈佩华：《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利益的制度化表达渠道？》，载《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张静：《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案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本文所指毛泽东时代，具体是指从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开始前，因为“文革”开始之后，工会组织陷入困境，职代会几乎停滞。

3 刘元文：《职工民主管理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版。

4 Andrew G. Walder，“Participative Management and Worker Control in China，” Sociology of Work and Occupations， Vol. 8， No. 2 （May 1981）；张静：《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案例研究》；郭道久：《在国家形态民主与非国家形态民主间寻求契合点——关于当代中国民主发展路径的思考》，载《理论与改革》2012年第5期；冯同庆：《论职工董事、监事制度与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载《工会论坛》2001年第1期。

5 周雪光、艾云：《多重制度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6 同上。

7 林尚立：《在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8 冯仕政：《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

9 蔡禾：《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对周雪光、冯仕政二文的再思考》，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2期。

10 吴建平、陈紫葳：《企业民主管理的实证基础——以员工参与与员工满意度相关关系为视角》，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11 张静：《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案例研究》。

12 陈用文：《工厂管理民主化问题讲话》，北京：工人出版社1950年版，第13～16页。

13 刘少奇：《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载《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4 朱德：《关于工会工作的几个问题（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载《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5 陈用文：《工厂管理民主化问题讲话》，第3页。

16 《A厂半年来职工思想动态》1950年第8卷，第73页。

17 A厂《职工代表大会总结报告》1952年第17卷，第3页。

18 《A厂上半年思想动态》1950年第２卷，第75页。

19 访谈对象1，1950年8月进厂，1995年退休，做过工人、车间团支部宣传委员、车间工会小组长、车间工会主席。

20 《A厂关于扩大与健全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工作计划》1957年第18卷，第66页。

21 访谈对象2，86岁，1951年入厂，1985年退休，做过车工，1957年脱产做干部，当过车间工会主席，又当过四机车间支部书记，“文革”时当劳资科副组长，在宣传部、统计科、生产科、知青办等都呆过。

22 《A厂关于扩大与健全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工作计划》1957年第18卷，第67页。

23 访谈对象3，1963年入厂，归国华侨，做过劳模、人大代表、厂党委委员。

24 访谈对象4，1951年进厂，1989年退休，做过学徒、铸造工、小组长，1955年6月升工段长，1961年升技师，1967年任车间主任、质量管理科科长。

25 《A厂关于扩大与健全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工作计划》1957年第18卷，第65页。

26 A厂《基层工会五八年工作总结》1958年第49卷，第3页。

27 《A厂委员会1957年上半年政治工作总结》1957年第18卷，第22页。

28 同上。

29 《A厂机装车间关于推行工人参加管理的总结》，1958年第49卷。

30 A厂“四清”工作队：《对党委鸣放大字报材料综合（第五学习小组）》1965年第17卷，第58页。

31 Andrew G. Walder，“Participative Management and Worker Control in China，” Sociology of Work and Occupations， Vol. 8， No. 2 （May 1981）.

作者简介：李晚莲，工作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