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改善商业环境和社会环境，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让在中国生活和经商的人们不需要经受潜规则的折磨，不需要通过行贿等非法手段去获得订单尤其是政府订单；让他们不需要担心随时可能出现的“黑打”，随时可能出现的暴力拆迁等问题。

当前的经济形势

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7.8%，同时以消费者物价指数为代表的通货膨胀率下降至1.8%，创下年内新低。这样的数据说明，我们之前对于通货膨胀的调控已经基本达到目的，政策卓有成效。2012年既定的经济增速目标是7.5%，虽然前两季度的经济增速达到此目标，但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1—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了2.7%。从数据上看，目前的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在下半年乃至2013年，我国经济增长方面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这种现象的出现，要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来看。就外因而言，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美国经济继续恢复乏力，日本经济依然疲软，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紧缩对我国的出口形成一定冲击。在我国目前的国际经济联系已经十分紧密的情况下，这样的冲击在各个部门间传导，最终形成一个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不利因素。就内因而言，在房地产行业去泡沫化的进程中，房地产尤其是商品房投资增速的下降，是一个重要原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房地产1—7月份投资同比增速20.9%，而去年同期增长率是33.6%，增速有较大降幅。房地产是一个有着很大关联性的行业，其上游企业涉及到水泥、钢铁等“大块头”制造业，下游涉及到家电、建材等，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降，直接减少了对上游企业的需求，同时遏制了下游企业的市场。可以说，受到欧债危机和国内房地产投资下降的双重影响，今年经济增长放缓已成定局。

当前条件下的政策选择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运行的关键时期，推动我国过去近30年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和制度红利已经逐渐完成自己的使命。经济本身的增长动力不明显，同时固有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受到了挑战。靠投资需求拉动经济的做法在2008年的“4万亿”刺激政策到达顶峰，在投资政策刺激下，我国成功走出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的阴影，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排头兵。但这样的政策选择也存在着隐患，地方债务危机和2010年末到2011年的通货膨胀，就是一个缩影。在目前可能面临新一轮经济下行危险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进行政策选择，对我国经济的下一个十年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淡化“经济增长率”在衡量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经济增长由很多个维度构成，经济增长率只是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并不全面的指标。而8%、7.5%这样的数字在对经济增长情况的判断中，更显得单薄。过去，政府制定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是为了解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同时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但目前的情况是，我国的失业问题大部分是结构性问题，一面是“大学生就业难”，而另一面是“民工荒”，劳动力在细分市场的供需不平衡，才是目前就业市场的最大问题。

解决就业问题最需要的是对劳动力教育培训的结构化升级，是对资源的合理引导和分配，而不仅仅是就业量的增加。根据人保部的估计，GDP每多增长1%，可以拉动100万就业，但这创造出的100万就业岗位，可能都是低端就业岗位，而每年新增的就业需求主要来自于大学毕业生的相对高端岗位。假设这100万的就业岗位有50万是低端就业岗位，而新增低端劳动者只有20万，那么就出现了30万个就业岗位的错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保持GDP的某个增长速率是为了促进就业，然而就业还是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于是政策制定者认为这个增长率并不足以支持就业，这个增长率数字就成为一个没有实际经济意义的数字被沿袭下来。

实际上，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劳动力零增长的时代，从总量上看，就业已经不是问题，问题仅在于结构性失业。因此，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调节就业结构，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通过经济增长来提高就业量已经不再是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

因此，在制定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体系时，首先就应该将衡量指标从原来单一的增长率，推广到更宽泛的指标群，淡化增长率这一指标的意义。

继续推进房地产市场调控。房地产市场在经济中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对于上下游行业都具有很大的影响。而同时，房地产又是居民需求的一部分，对于民生意义重大。但是，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破灭，却会导致金融危机。因此，如何在这二者中做出一个选择和平衡，就具有重大的意义。目前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已经存在泡沫，房屋的刚性需求并不是推动目前房价上涨的主要动力，这就意味着目前无论是房地产市场存量，还是房地产市场流量的需求，有很大一部分是投资性需求。对于上下游产业的拉动性而言，这部分投资性需求其实并不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由于是投资性需求，对于下游的家电、家装材料的拉动性并不强，实际上投资性需求挤出了刚性需求本来应该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而随着房价的上涨，越来越多的投资需求将进入房地产市场，而刚需被挤出。由于新增土地的供给有限，投资性需求多流向存量房，这样一来，商品房的上下游联系就被减弱，长此以往，不仅民生矛盾尖锐化，经济也会受到严重打击。

从价格指标上看，我国的房价调控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经济出现下行趋势，“房地产拉动论”又开始抬头，此时我们应当继续维持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将投资性需求从市场中挤出，防止经济进一步的泡沫化。同时，保障房作为商品房在经济拉动作用方面的良好的替代品，应当继续推进建设，在挤出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性需求时为经济“兜底”，同时改善房地产市场的供给结构，从公平和民生角度出发调整经济。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上升至世界第二，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的经济结构仍然难以支持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过去靠低廉的劳动力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逐渐式微。就劳动力而言，我们无法同越南、印度等具有更低廉成本的国家竞争，而且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我国的工资成本还将进一步上升。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样导致了对原材料和能源的巨大需求，导致我国在这些方面的对外依赖度大幅提高，也导致这些产品价格的上涨，从而也提高了我国的生产成本。而我国的单位GDP能耗一直居于高位，同时产能过剩问题也一直凸显。此时，从供给一侧对经济进行调节就成为必须。

我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在供给一侧积累了不少问题，无论是产能还是结构，都应当从供给一侧予以调整。反观发达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技术进步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美国互联网繁荣所带来的“新经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和前苏联进行军备竞赛引起的大幅度技术进步。而这样的创新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也拉动全球经济进入了新的一轮繁荣。目前，我国的产能结构并不合理，由于之前投资拉动型经济所致，区域性的重复建设十分明显，建设之后运行效率低下，并没有使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得到良好的释放。在这样的状况下，实行创新支持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将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区域乃至于国际转移，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乃至于“中国领跑”，才能为经济增长在长期中找到源泉，从根本上续写“中国奇迹”。

推进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通过提高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来刺激投资和消费。近年来，我国富人大批移民海外，再次出现“移民潮”。究其原因，在于国内的商业环境和社会环境存在严重缺陷。而要改善商业环境和社会环境，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让在中国生活和经商的人们不需要经受潜规则的折磨，不需要通过行贿等非法手段去获得订单尤其是政府订单；让他们不需要担心随时可能出现的“黑打”，随时可能出现的暴力拆迁等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给人们一个安全、公正、透明、公平、平等的生活和经商环境，防止政府公权对公民私权的随意剥夺，更要防止有些人员凭借公权来谋取私利甚至夺取别人财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人们放心地在国内生活和经商，把投资和消费需求留在国内，从而有助于扩大内需，发展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