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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心中，张作霖是一个传奇，是乱世成功者的典范和楷模。他做过“土匪”、“马贼”，一生“有奶便是娘”，投靠俄国、日本，效忠清朝、袁世凯、北洋政府，踩着无数人的尸骨向上爬，对长官、革命党人、军阀能拉则拉、能打则打，最后贵为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的元首，因为不愿向日本屈服，而终被日本人炸死。这是一个可圈可点的历史人物。
张作霖是一个影响了历史的人。由于他做帮凶，赵尔巽轻易瓦解了东北革命党人的势力。文化、阅历远高于他的革命党人蓝天蔚、张榕等坐失良机，或被礼送出境，或被暗杀，革命基础优于两湖地区等中部地区、广东等南方地区的东北地区彻底沦为反动堡垒。张作霖其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却左右了历史。
从历史不能假设的角度，我们不妨假设一次，张作霖如果听从了王永江、郭松龄等“笔杆子”、“枪杆子”的建议，暂时收束其政治野心，认真经营东北，那么，中国的政治格局可能会有所改观，日本可能不会侵华，蒋介石可能会真正地统一中国，民国共和可能会为世界政治史上增添新的内容。可惜张作霖的成功之路完全靠他自学，他只有兄弟、对手、部下，没有朋友、师执，因此，最好的建议对他如耳旁风，当他以地方王霸之才入主关内，便显得捉襟见肘，笑话百出。一如张学良后来才认识到的，他父亲有雄才而无大略。这样的人，王霸还可，混一宇内则难，即使沐猴而冠，但望之终不似人君。
无论如何，张作霖白手起家，能在清末民初中国环境最为险恶的东北地区如鱼得水，终成霸主，并把东北建设成为一时繁庶之地，确有着需要后人总结的成功经验。关内众多军阀如段祺瑞、曹锟、冯玉祥、吴佩孚、孙传芳等人，跟他相比，似乎都差了一些什么。胡适就感叹过张作霖有“最不可及处”。关于张作霖的传记、文章，至今仍为大众津津乐道，其受欢迎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军阀，可见张作霖自有其个人魅力。
但这样一个人物很难入正统人士、历史学家的法眼，学者对张作霖评价甚至显得困难，一些人陷入了两歧，如说他是“民族英雄”，如说他是“卖国求荣的军阀”，还有人说他是“爱国军阀”。这里就显露出学者们喜欢盖棺定论的迂腐来，他们一定要从历史人物身上寻绎出大于人情人性的东西来。如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梁敬钅享说：“张对日本亲仇之不一，日本对张，亦怨悦交并……大抵张作霖对于日本，虽甚富友谊，然日本欲其出卖国家，若日韩合并论中，宋秉峻、李容九之所为者，则非张作霖所能忍受。作霖之贤在此，日本满蒙分离运动之失败亦在此。”西方学者加文·麦柯马克则说：“就与日本帝国主义关系而言，张比一个纯粹的傀儡还多些什么；但却比一个民族主义者少些什么。”
学者的评价是属于少数人的事，学人体制的事，往往语不惊人死不休，其中纠缠着自己的名利，跟张作霖无关，跟大众的人生教化亦无关。如果我们从人生百年的角度，从理解之同情的角度，而非从历史角度、国家演进、体制利益来观察张作霖，我们可以发现，张作霖确实值得人们为之大书特书。他不仅比一般军阀多一些东西，也比喝洋墨水的、有现代感的成功人士们多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在我看来，就是对中华文明揭示的人生之道的尊重，这种人生之道，表现在内心是敬畏，表现在言行上是江湖忠义，是规矩。即使张作霖的人生目标是权力之巅，所谋者远，所图者极高极大；他那种永不知足的尝试、冒险、挑战自我和追求人世间最高境界的劲头，却也是同时代中国人中极为少有的。
十二三岁时，张作霖的父亲死了。这个没钱念书的穷孩子到杨景镇的私塾去偷听，杨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偷偷听他讲课，问他原因，小孩说：“我叫张作霖，我愿意念书，可家穷上不起学，因此常在这里偷听。”杨先生就让他登堂入室，免费让他上学，还赠给他纸笔。就这样，张作霖读了一段私塾，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础。张作霖知道感恩，他后来当了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特地请杨景镇到沈阳来，在家里开了私塾馆。张学良就曾跟杨读过书。这个故事几乎是一个隐喻，喻示张作霖的好奇、敬畏、胆量、追求、知恩……张作霖虽非君子，一生却正是《易经》乾卦之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就是说，张作霖跟大部分普通的成功人士不同，跟我国大部分上层精英人士也不同，他对世界抱有好奇之心，愿意登文明之堂入极境之室。他做到了他力所能及的，把自身的抱负发挥到了最大。他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只是因为他的学问、眼界、兴趣有限，偏于从戏文中吸收营养，而对世界知识以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家、思想家存在隔膜，因而不能与时俱进，反而遭遇了“亢龙有悔”，虽然处于权力顶端时终于悟出非他所能，但是悔之晚矣，想返回东北时不幸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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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张作霖的一生，几乎可以用《易经》首卦“乾卦”的六爻爻辞来概括。
第一爻：“潜龙勿用。”可以说张20岁之前都处在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他只是一个籍籍无名之辈，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混混。开始时，他靠卖烧饼赚点钱，但因为赌博又把钱输光了。母亲让他改学木匠，做了一段时间，他嫌拉锯太累，放弃了。一度曾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后来流浪到营口高坎镇，在大车店给人家打杂。有时骡马病了，他就弄点草药给治，还真的就治好了。一来二去，他又成了兽医。中日战争爆发，他投到清军宋庆营中，当了一名骑兵。他喜好马匹，“以精骑击，得名擢哨长”。甲午战败，他逃回了辽西。
第二爻：“见龙在田，利见大人。”21岁时，张作霖同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二女儿赵春桂结婚。张作霖此后开始遇到贵人帮助，冯德麟介绍他加入董大虎匪部。他后来接受《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专访，当问到他曾在哪里读过书时，张作霖回答：“绿林学校。”当土匪4年后，岳父赵占元帮助他在赵家庙组织保险队，他开始发迹。各类大人见他而援手给利。八角台的商会会长张紫云看张作霖北人南相，眉清目秀，且行止有矩，谈吐不俗，就请他做了团练长，地方绅商也表赞成。新民府知府增韫对张作霖印象不错，同意了张紫云的举荐，让张作霖的民团“改邪归正”、“化私团为公团”，先任马队帮带（副营长），后升管带（营长）。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徐世昌、赵尔巽、袁世凯等都给过张机会，他也善于利用这些机会。张作霖成长发迹道路上的贵人、大人之多足以令无名之辈们艳羡，也足够让无名之辈们从中学习经验。
第三爻：“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大人们给了机会，还需要张作霖珍惜机会。他为人机敏，粗中有细，或者说善于“扮猪吃老虎”，长于计谋。到了新民府的生疏环境，他把争取增韫的信任摆在首位，投其所好；同时，笼络绅商，认真办事，约束部下，管理有方。因此深得增韫的赏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张先为俄军效力后为日军效力。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战争夹缝中求生存的张作霖，充分显示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他的部队不但没受损失，反而扩编为三个营。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和新任新民府知府沈金鉴下令，将他升为统带（团长）。
在计擒悍匪杜立三后，张作霖的能力得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赏识，再次升官，做了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成为东北旧军中五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之一。在受命剿灭蒙匪时，因蒙人精于骑射、来去如风，经常打得官兵措手不及，张作霖多次遇险，九死一生。经年无功，遂被朝廷褫夺了顶戴，命他戴罪立功，以观后效。他总结经验，摸索出一套可行的策略。他本人也吃苦耐劳，身先士卒。他还结交了绿林豪杰安遇吾，委托他打入蒙匪内部，如此终获成功，解除了危害东北边疆多年的蒙患。
第四爻：“或跃在渊，无咎。”站稳脚跟后不能坐等别人给机会，主动出击、有所作为而免灾难，这是张作霖的拿手好戏。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东北的革命党人基础雄厚，准备起事，接手地方政权。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束手无策，想溜之大吉，在部下劝说下才想到密调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率部来省城护驾。结果这一消息被有心人张作霖察知，他率部马不停蹄，日夜兼程，直奔奉天，路过吴俊升的防地时也丝毫不吐口风。到达奉天省城后，张作霖向赵尔巽主动请罪：“因局势紧张，唯恐总督陷于危境，迫不及待，率兵勤王。如总督认为未奉命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处。”结果，张作霖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得到嘉奖。
随后，张作霖帮着赵尔巽，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把东北的革命党力量瓦解。他排挤走蓝天蔚，杀害了张榕、宝琨和田又横等人。由于张作霖镇压革命有功，经赵尔巽保奏，清政府任命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以总兵记名，并将其所部改为第二十四镇，成为一个师的建制，授张为统制（师长），并兼奉天巡防营总办。从此，张作霖掌握了奉天省的军事大权。在这一生平第一大手笔中，充分显示出张作霖关注信息、抓住时机、闻风而动、不同常人之处。因此他的恩人或同僚们如冯德麟、吴俊升等人后来只能屈居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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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人相比，张作霖的进取之心跟不择手段相得益彰。清政府岌岌可危时，张作霖联合冯德麟等33名将领联名致电袁世凯，表示“决议勤王”。电文称：“东三省与内地各省不同，军队部署既定，且勤王之心亦厚。劲旅数万，一旦有命，即可取道山东南下，以区区微忠，尽瘁朝廷。”在袁世凯的点拨下，他很快放弃了保皇论，摇身一变，成为共和制的积极拥护者。他“两次致电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由此带来的好处是，袁世凯下令对东三省的军队进行重点改编，命由张作霖任统领的原中路、前路巡防营改编为国家陆军第二十七师，驻扎军政要地奉天；任命张作霖为师长，授陆军中将衔。
38岁的张作霖掌握了东北的兵权，但他仍不满足，大胆进取，跟中央或明或暗地要权。袁世凯派他的老上司张锡銮去东北主政，被张作霖排挤走；再派心腹段芝贵，又被张作霖驱逐。最后，袁世凯只得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张至此终成为一方诸侯。
第五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掌握了地方最高权力的张作霖一飞冲天，很快攫取了东三省的领导权，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由此，他的活动空间不再局限于东北一隅，而是开始对中央政治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他跟实力人物结盟，曹锟是他的“三哥”，孙中山是他的“老友”，张勋、靳云鹏等人是他的儿女亲家……他开始翻云覆雨，在直皖战争中助直反皖，还进京组织梁士诒内阁。第一次直奉大战失败后，他宣布东三省独立，自任保安总司令，整军经武，成立陆军整理处，从各个方面治理东北。
张作霖在东北大展拳脚，他延揽人才，首先从整顿金融财政入手。在整顿金融财政过程中，除实行“改行大洋”、“币制统一”等措施外，也采取了非经济手段的措施。经过苦心经营，东三省财政状况逐渐好转，其中尤以奉天省最为突出，王永江实行“节约除弊，岁入渐由三千万元增至五千万元”。奉天省在1918~1921年间，出现了“人民生活比较充裕”、“经济比较稳定”的局面。
张作霖的成就是可观的，在民国30年代的“黄金十年”之前，在李宗仁的广西、阎锡山的山西先后称为“模范省”之前，他主政的东北已经成为全国最有成效的地区。为了整顿东北军队，他成立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成为民国时期的四大军校之一。他还建立和扩大兵工厂，建立空军和海军。兵工厂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兵工厂之一，空军在全国首屈一指，海军则在全国海军中占有绝对优势。
张作霖重视教育，这方面的事例更多。他曾说：“凡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重教育与实业，能够成功的呢？我们现在这几天正讨论设立东北大学问题。并且，也计划派送留洋的学生。现在救急的法子，就是凡本省自费出洋的，都由省政府酌量予以救济，不使他们失学。”他创办了东北大学，不惜血本投入，因条件优厚，许多国内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都曾到东北大学任教。如曾任外交总长的罗文干、文字学家黄侃、著名学者梁漱溟、文法学家章士钊、建筑学家梁思成、著名学者林徽因、俄文学者曹靖华、机械学家刘仙洲等，为东北培养了多方面的高级人才，东北大学一度成为中国大学之最。
第六爻：“亢龙有悔。”短短几年时间，张作霖治理的东北成为全国最为繁盛之地，但是，在此发展过程中，张作霖个人的认知和抱负却无长进，他缺少诤友和师长的耳提面命，野心再度膨胀，想凭实力问鼎中原。1924年，他组织“镇威军”进关与直系作战，获胜后，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1925年，奉军进入上海，张作霖的势力达到鼎盛。1926年，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召开军事会议，组织“安国军”，被15省推为总司令。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下令绞杀李大钊等35名革命志士；组成安国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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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登上最高权力宝座的人最终失去了方向，他看不清形势，不知道自己可以治一地方，却治理不了变动中的中国。跟南方的国民政府相比，北方军阀政府缺少治国理念，同时也缺少人才。张学良就说过：“我们争什么天下？奉军南下河北、河南，占了不少地方，可连一个县长也派不出。”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与此同时，日本人趁火打劫，向张索取“满蒙权益”。日公使芳泽谦吉劝其退回东北，并要其在满蒙悬案书上签字，遭拒绝。他不从，日本人警告他：“如果不听劝告，失败后连关外都回不去了。”张作霖回答说：“关外是我的家，我爱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有什么不行！”人穷返本，他肯定有所后悔。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要回到他发迹的东北去。两天后的6月4日晨5时许，张的专车行至奉天西皇姑屯车站时，他被日本人炸死。
比较起来，他的儿子张学良就有自知之明。张学良曾对赵四小姐说：“我看蒋先生做中国的领袖，够格。”张认为自己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有诚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他认为军阀多“望之不似人君”，他对赵四小姐说：“蒋介石言谈举止，像领袖的派头，阎锡山不行，穿个大衫，像个买卖人似的。”
人们对张作霖的评价多有可观，不仅值得精英人士认真注意，也值得普通人参校自己的生活。他善于施展政治权谋，是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他自己常说：“智深须有忍，将勇贵能谋。”有人甚至说他是“中国第一流权势主义者”。张学良则说他“有雄才而无大略”，跟“有大略而无雄才”的蒋介石正好相反。他的亲信杨宇霆也说：“张作霖是政治家，不是军事家。”日本人认为他处事精明、圆滑世故；孙科称其处理公务果断迅速；他的一些结拜兄弟和老部下则说他：“够哥们，讲义气。”
因此说，张作霖是一个可圈可点的人物。他在很多方面的言行都可堪称道，他有识人之明，有敬畏之心，在民族大义上有着底线。跟他相比，曹锟、张宗昌、孙传芳、韩复榘等军阀不值一提，甚至连他的粗话也极有味道。
人们津津乐道张作霖的成功之道，有很多案例可以证明他的过人之处，人们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最重要的，张作霖言论的个性充分说明了他的胆量、他对时势的把握。他没有多少文化，却一点儿也不糊涂，今天梳理张作霖的言论，仍能让人不得不感叹他的聪明绝顶。
张作霖在奉系崛起之初常以李渊自况，要张学良读《贞观政要》做李世民，一心为“张家王朝创基业”。随着张作霖势力的扩大，舆论盛传张作霖有野心，“要建大辽帝国”等。对此，张作霖说：“世界的潮流也不能不看一看，现在世界政治的趋势，还允许由共和变为君主吗？”“说我要复辟，那是报纸放屁。”
张有强烈的政治追求，却不愿人们说他有野心。1921年12月5日，张有针对性地说：“我张作霖是毫无野心。我的唯一志向，就是把国家治理得好好的，使之能立于世界国家之林。”一次，张对军校毕业生致毕业词说：“你们知道现今天下潮流吗？中国是谁的？就是咱们的。”
张起自草莽，说粗话是家常便饭，甚至以此特征来笼络张宗昌等部下。但他粗中有细，如对重用并有所依赖的王永江、杨宇霆他就从不说一句粗话。有一次，张作霖和杨宇霆为一件事争论起来，张生气了，说了“妈的”两个字，杨站起来说：“你骂谁？”张马上作揖赔罪，说：“这是咱的口头话，一个不留心溜出来了，敢是骂谁！”以至于听到这个故事的胡适说：“这个故事很美。”
张敢于直明心曲，12岁时便因此得私塾先生杨景镇帮助。后来他更是放胆直言，他多次对上司坦言，自己只不过“为了升官发财”。他见孙中山的代表时则说：“孙先生看得起我，我很高兴！”并直说：“我是带兵的，粗人一个，不懂政治。但是我很不明白，中山先生是革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么能跟段祺瑞这路人合作？”
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曾对北洋政府各部门科长以上官员有过一次讲话。他开口第一句话是：“我叫张作霖。”接着说：“跟我来的人都知道我张作霖是怎样一个人，你们大家是不知道的。我张作霖也是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我也常想和你们大家见个面，谈一谈，不过这些捧臭屁的(指卫兵、秘书等），我一出门就净了街，谁也见不着。但是你们大家，谁好谁坏，我都有个耳闻，将来天下大定的时候，我一定都委屈不了你们……人家都说我张作霖有钱，其实我哪里有多少钱呢？你们大家打听去，哪个外国银行有我张作霖存的钱？哪个外国租界里有我张作霖盖的楼房？我他妈拉个巴子，便宜也要便宜中国人，我不能便宜外国人……过年三十那天晚上，你们大家可能都睡觉了，我张作霖并未睡觉。我拿着整股香，跪在堂院祷告。我说，天啊！要叫我张作霖平定中国，统一天下，救救老百姓，老天爷，你就助我张作霖一臂之力吧……我早早地统一中国，叫百姓好好地过个日子……你们大家记着，我张作霖决不做伤天害理、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的事。”
张作霖多次说，不要想着糊弄老百姓，你糊弄老百姓，老百姓就糊弄你，到头来，老百姓反了，咱也就下台了。晚年张学良作口述历史时，明确说：“我和我父亲从来不刮地皮。”张氏帅府的标志性建筑大青楼建成后，张作霖亲自在楼前的假山石壁上方写了“天理良心”四个大字，以使自己每天进院抬头就能看见这四个字。边业银行开业，张作霖在发行的钞票上印上“天良”印迹，表示不能坑害老百姓，办事要对得起良心。
张也卖友求荣，挑拨是非，但只要有益于或不妨碍他的权力之路，他的用人和守信也深合中国传统的忠义之道。张作霖当上“东北王”后，把他看准的人才王顺存请到奉天说：“上次我很对不起你，此次请你留下吧！现在我说话能算数了。”他的部下对他重用的王永江不满，张作霖骂他们：“枪杆子能打天下，不会治天下，你们懂得什么？给王岷源(王永江)牵马扶镫都不配！”杨宇霆跟孙传芳有仇，当孙投奔张作霖，杨想杀掉孙。张作霖说：“你的气量要放大些，过去的事情又何必再提呢？历史上的人物，多半由于利用降兵降将，才能够成其大业。现在馨远(孙传芳)因九江失败，力弱势孤，来投靠我们，我们如果怀念旧恨，乘机杀之，不仅要招天下人的笑骂，将来谁还肯归服我们，帮助我们，为我们用呢？这不等于拒绝贤路吗？”一个旅长做大豆生意，亏空了军饷24万元。这个旅长正在打算逃跑或自杀的时候，被张作霖知道了，骂他说：“你这小子太没出息。一个人的生命，岂只值24万？你跟咱们做事，还怕没有钱用吗？你好好把军队带好，这笔钱我拨给你好了。”夫人阻止他把女儿嫁给失势者，张作霖不肯：“人家红火时，咱把女儿许了去；人家不行了，咱又悔婚。这事传出去，还怎么在外边做人？”……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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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对做人也有一番见解：“做马贼、做土匪都无关紧要，成则为王败则贼，混出了名堂就一切都好说，但千万不能做汉奸，那是死后留骂名的。”他的敬畏之心可以说是已深入传统中国文化的堂奥，他也最终进入了中国的庙堂。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他会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
这位现代中国第一位殉难的国家元首，在世时平定了北方的匪患，稳定了纷乱的东北，遏制了苏俄和日本的野心，振兴了东北……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张作霖同时也有着不同于一般军阀、暴发户们的性情和人格。
来源: 摘自《大民小国》
